互聯網診療監管細則出台，“醫聯體”建設成醫改主軸

最新互聯網診療監管政策“靴子落地”，為野蠻生長的行業戴上“緊箍”，持續專注做嚴肅醫療服務的數字醫療賽道迎來重大利好。

10月27日，國家衞生健康委發佈《互聯網診療監管細則（徵求意見稿）》（下簡稱《意見稿》），對醫療機構監管、人員監管、業務監管、質量安全監管、監管責任等方面列出了細緻的規定，引發行業的極大關注。

過去幾年，在頻頻利好的國家政策鼓勵下，互聯網醫療蓬勃發展，各類新業態百花齊放——形成了包括以微醫、好大夫等平台為代表的專注提供嚴肅醫療服務的數字醫療賽道，提供線上健康保健品、OTC和處方藥售賣的醫藥電商賽道，以及提供簡單健康諮詢服務的AI諮詢、輕問診等賽道。它們在共同推動醫療數字化變革的同時，也在摸索行業發展的規範化標準。顯然，此次《意見稿》的要旨在於，把原本模糊、混淆的互聯網醫療邊界進行清晰釐定，徹底打破之前“醫、藥、技”曖昧不清的局面，所謂“醫歸醫，藥歸藥，技術歸於技術”，讓互聯網醫療迴歸到“嚴肅醫療”的本質。以此為支點，從深層次來看，這對於進一步推動我國互聯網醫療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乃至以數字化建立“以健康為中心”的健康維護體系，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醫歸醫、藥歸藥、技術歸技術

中國的互聯網醫療發展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國數字健康行業的產業投資規模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家，這與國內一以貫之的政策鼓勵和支持密切相關。

早在2016年10月，《“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就明確提出，“發展基於互聯網的健康服務”。2018年4月，《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要求，加快發展“互聯網+醫療健康”，讓患者少跑腿、更便利，讓更多羣眾能分享優質醫療服務。此後，一系列文件的密集發佈，對互聯網醫療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範，極大促進了互聯網醫療的快速發展。

《意見稿》承襲了國家對互聯網醫療的鼓勵方向。與此同時，通過加強監管釋放出了新的信號——互聯網診療要與實體機構提供的診療服務做到最大限度的“同質”，讓互聯網診療迴歸到“提供嚴肅醫療服務”的定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堵住“以藥養醫”線上化。《意見稿》提出，“禁止統方、補方等問題的發生”，“醫療衞生人員的個人收入不得與藥品和醫學檢查收入相掛鈎”，將互聯網診療與藥品銷售行為進行“隔離”，防止互聯網診療平台將診療行為“異化”為處方藥營銷工具，剎住“互聯網賣藥”風氣，讓“藥”歸於“藥”。其次，防止“AI技術”濫用*。*《意見稿》明確，“醫師接診前需進行實名認證，確保由本人接診。其他人員、人工智能軟件等不得冒用、替代醫師本人接診。”這對AI技術在互聯網醫療中的應用作了規範性限定，限定AI用於導診、輔助診斷等醫師輔助層面的工作，而絕非替代人工服務，讓“技術”歸於“技術”，再者，杜絕“魚目混珠”。《意見稿》對開展互聯網診療服務主體的數字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醫療機構電子處方、處方審核記錄、處方點評記錄應當可追溯，並向省級監管平台開放數據接口”，“醫療機構應當有專門部門管理互聯網診療的醫療質量、醫療安全、藥學服務、信息技術等，建立相應的管理制”等，這無疑整體拉高了行業准入門檻。是否具備相應的互聯網醫療基礎設施，及相關的技術能力和運營管理經驗將成為合規運營的重要前提條件。

聚焦嚴肅醫療服務的數字醫療賽道迎來利好

國家衞健委公佈數據的顯示，自2015年微醫創建全國首家互聯網醫院——烏鎮互聯網醫院開啓“互聯網+醫療健康”新業態至2021年6月，我國互聯網醫院數量已超1600家，僅2021年上半年就新增約500家。

在互聯網醫療行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各個平台基於底層業務邏輯、商業模式的不同，探索出了迥異的互聯網醫療業態，包括專注“嚴肅醫療”的數字醫療平台，以線上藥品零售為主的醫藥電商平台，聚焦輕問診的在線諮詢平台等。

如此生態下，加之疫情催化行業短時間爆發式生長，不少缺乏必要資質的平台入局，引起外界對互聯網醫療的爭議，如“互聯網醫療靠賣藥”、“互聯網醫療都是輕問診”等偏見層出不窮。《意見稿》下發之前，國家衞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曾評價，互聯網醫療是一把雙刃劍，人民羣眾享受到便利的同時也藴藏着一些風險，一是資質，二是質量，資質加質量就等於安全。

《意見稿》的適時出台，顯然考慮到當前互聯網醫療當中存在的不規範、定位模糊、碎片化甚至“擦邊球”的狀況，把互聯網醫療依據嚴肅醫療行為的標準進行監管，確保服務安全、抬高行業門檻、保障服務質量，使其重回醫療服務的本質，這顯然為數字醫療賽道的各大平台帶來了“春天”。

當然，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基於行業實踐達成的共識。數字醫療賽道上，一些先行者通過為民眾提供專業、嚴肅的數字醫療服務，不斷拓寬互聯網醫療的價值維度，也為其找到了價值落腳點。

以國內最大的數字醫療服務平台微醫為例，在過去幾年，其投入了巨大資源埋頭“鋪管道”，搭建了一整套的數字醫療基礎設施“網絡”。通過建立完善的運營、管理、服務、安全技術等體系，深度實現與區域內醫療機構的互聯互通，整合優質醫療服務能力，並逐步打通了醫保支付，並開始賦能商業健康險。基於這十年積澱，才得以為用户提供專業、全流程的醫療服務和健康維護服務。

從烏鎮出發，截至目前，微醫已在全國落地31家互聯網醫院，其中18家已打通醫保支付；此外，其已深度連接全國7800多家醫院，囊括了全國95%以上的三甲醫院，註冊醫生超28萬名，註冊用户超2.4億。微醫互聯網醫院還是中國最早打通醫保支付體系的互聯網醫院平台，也是中國第一家開通醫保覆蓋的市級數字化慢病管理服務的平台，並在多個城市快速複製落地，為居民提供在線複診、慢病管理、送藥到家、醫保在線支付等服務。

從微醫的創新實踐中可以看出，從政府，到行業，再到民眾，對於從事嚴肅醫療的數字服務平台的需求以及認可。

“互聯網醫療”向“互聯網醫聯體”進階 賦能新醫改

此前出台的政策及《意見稿》對互聯網醫療的定位，越發清晰地勾勒出國家對醫改的頂層設計和對行業的引導方向。特別是當下，隨着老齡化時代到來，人們的健康需求日益增加，互聯網醫療在促進醫療資源有序流動等方面能夠發揮的作用愈發凸顯。

日前，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印發《關於深入推廣福建省三明市經驗 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16次提到“醫聯體”，醫聯體建設已成為中國醫改主軸。所以，如何利用數字化手段，撬動分級診療改革，是互聯網醫療“打好翻身仗”、真正發揮巨大價值的機遇。

作為數字醫改的先鋒，微醫已經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以互聯網醫院為樞紐，建立互聯網醫聯體，打通醫保、商保和供應鏈體系，構建“按效付費”的區域閉環的醫療體系，為大醫院分擔壓力、為基層醫院提升能力、為供應鏈及提高效率，以及為醫保和商保支付提高效能，最終建立中國式的健康管護組織。

例如，在天津市衞生健康委的指導下，由天津微醫互聯網醫院牽頭、協同267家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組建的緊密型互聯網醫聯體——天津市基層數字健共體便極具代表性。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其以慢病管理為切入點，探索實施醫保“整體打包付費”“按病種和按人頭打包付費”等支付方式，落實新型健康責任制，推動醫療體系從“價差”走向“效差”，激發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效能。

2021全國深化醫改經驗推廣會上，天津基層健共體入選“推進醫改 服務百姓健康十大新舉措”。三明醫改“總舵手”詹積富就曾評價天津市基層數字健共體構建的“健康責任制”與三明醫改3.0的目標高度一致，相關的實踐經驗具有良好的示範效應，成效值得關注。”

此番《意見稿》的出台，推動互聯網醫療迴歸“嚴肅醫療”本質，也為數字化賦能新醫改打開了想象空間：通過數字化驅動“三醫聯動”，真正提升醫療服務的可及性、經濟性、有效性和透明性，實現“為大醫院分擔壓力、為基層醫院提升能力、為支付提升效率、為百姓改善健康指數”的醫改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