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盤整好中歐關係基本格局

在地緣政治變化和疫情衝擊的背景下，中歐關係在近兩年中經歷了二十年來少見的麻煩不斷和起伏不定。

概括而言，中歐在經貿上的相互依存格局仍穩，但政治和外交摩擦增多；中歐在雙邊、地區和全球事務上的共識基礎尚在，但分歧和矛盾被日益放大；中歐作為戰略伙伴的合作空間很大，但被導向競爭甚至對抗的風險上升。

究其緣由，是歐洲出現了不少“麻煩製造者”，他們在歐洲內外格局雙重變化的漩渦中試圖“翻雲覆雨”，不惜通過綁架中歐關係來達到其爭權牟利、出名、上位的目的，同時製造並加劇了在處理對華關係時的失焦、失重和失衡狀況。

給中歐關係製造麻煩的手法之一，是利用歐洲要做“地緣政治玩家”的抱負，為賦新詞強説愁，有意淡化中歐關係的積極面合作面。將中國當作戰略博弈的對手，帶偏“戰略自主”的方向，造成在對華認知上的嚴重失焦。

即便在疫情的衝擊下，中歐經貿關係仍然逆勢而上，雙邊貿易維持了兩位數以上的增長，大多數歐洲企業仍對中國市場前景保持信心。但在眼下的歐洲輿論場中，談論“來自中國的挑戰”而非機遇成為一種時髦，甚至是“政治正確性”的體現。似乎不視中國為挑戰，就不足以證明歐洲的“戰略眼光”，一些人已經患上了嚴重的“戰略偏執症”。

製造麻煩的手法之二是挾“民意”而生事端，既能樹立其“為民眾服務”的形象來撈取政治好處，又能輕易地推卸掉政客、媒體和智庫理應承擔的政治責任。這種不擔當、不作為的政治失重狀態，正在破壞中歐合作的民意基礎和社會環境。

歐洲正在經歷一個政治共識鬆動、民粹意識氾濫的變動期，民意對精英政治的不滿情緒上升，內部矛盾多有激化之勢，各國政府的執政壓力和歐盟機構的合法性問題都在增大。部分政治精英為緩解壓力和內部矛盾便開始轉變話術，言必稱“為民眾服務”、行必為“順應民意”，“民意”成了可以在任何歐洲對華議題上扮演“不滿者”和“批評者”角色的道具。

但歐洲的真實民意中有多大比例瞭解中國的實情，又有多大比例明白中歐關係的全貌？普通民眾需要多少專業知識才能搞明白中方反對更名“代表處”和堅持“一中原則”之間的重要關聯，又需要多複雜的“腦回路”才能弄清楚為什麼歐洲放着好好的“亞歐合作”不幹，非要跟着搞什麼“印太戰略”？

手法之三是利用中歐在制度上的差異，玩弄政治人物、立法機構、民間團體之間相互呼應、輪番赤膊上陣的“不對稱博弈”，玩弄對沖、平衡等手法，背棄擱置分歧、求同存異的成功經驗。在中歐合作上做減法，在中歐分歧上做加法，其結果是加劇了對華關係的失衡狀態。

當前一些歐洲國家和歐盟立法機構在炒熱“台灣議題”上就充分體現了這些伎倆。一些政治人物出於一己私利，利用本國政府更替的縫隙，利用時間差大打擦邊球，為的是迎合民粹意識、塑造自身“不畏強權”的廉價形象；一些立法機構則公器私用、越俎代庖，不斷拋出各種“決議”“規則”來製造噪音，為的是挾“民意”以自大，要坐穩對華“共同決策者”的位子；一些民間團體以研究報告、民意調查或借媒體發聲等形式推波助瀾，為的是向“政治正確性”靠攏並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

在各懷鬼胎、各取所需的情勢下，挑動“台灣議題”除了滿足一些個人和團體的私利外，並不能給歐洲帶來什麼實實在在的好處，反而是與歐洲民眾的民生福祉、歐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歐洲整體的戰略利益關聯度極高的中歐關係有成為犧牲品的可能。

國際關係和歐洲政治的雙重變化將在一定時期內為這些麻煩和它的製造者們提供條件和舞台，只要“製造麻煩”能給一些個人和團體帶來不足為外人道的“好處”，就一定會有鋌而走險之輩。這些“麻煩製造者”雖然嗓門大、聲量高，但他們數量少、底子薄，而且在他們與負責任的政策制定者之間永遠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因此在對歐交流和傳播中我們要和麻煩製造者針鋒相對但不能被他們帶節奏，要弄清楚歐洲輿論和民意的底層構造，着眼着力於“沉默的大多數”，要營造出讓真實民意而非虛妄臆斷成為歐洲制定對華政策依據的氛圍。

中歐關係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也必然經受動力轉換和規則調適的考驗，即便一些人拼命想將“台灣議題”擺上中歐關係的桌面，也改變不了台灣的前途命運，只要堅持走有利於地區經濟發展和國際社會穩定的大道，就一定能跨越沼澤邁向坦途。

因此我們一邊要和不懷好意的麻煩製造者短兵相接、拒虎防狼，一邊要不辭辛勞地盤整好中歐關係的基本格局，疏解淤塞、打通關竅，鬥爭與建設相輔相成、兩不耽誤。這是讓曾經失焦的歐洲儘快聚焦正確的方向、讓曾經失重的“民意”重新腳踏實地、讓曾經失衡的歐洲對華認知和政策實現再平衡的當務之急。（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