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喆：美國我行我素，全球通脹難消

進入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成為全球性話題。中國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1.5%，環比上漲0.7%。其中，鮮菜價格環比上漲16.6%。10月底，28種重點監測蔬菜平均批發價較9月底上漲了33.3%，“菜比肉貴”讓不少居民深有感觸 。

通常來説，鮮菜價格陡然上升主要是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今年暑期一些地方的洪澇災害導致蔬菜產量減少，加上冷空氣提前到來，給鮮菜供應造成了直接影響。因此，一開始市場上價格上漲較快的主要是鮮嫩小菜，而儲存性較好的菜類受影響相對較小。然而，蔬菜畢竟生長週期較短，且主要由國內供應，隨着我國強大的保供和調配能力發揮作用，供給調節很快就能夠到位。而影響菜價的另一個因素——成本，就顯得更突出了。當種子、化肥等具有國際價格因素的成本，以及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運營因全球汽油、煤炭等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成本上升，菜價的上升就包含了通脹因素。

10月份，我國生產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13.5%，主要是上游商品價格漲幅高所致。儘管CPI與PPI的“剪刀差”創下新高，意味着上游價格上漲並未能順利傳導至下游，但不可否認的是，下游不可能不受影響。尤其是能源價格的升高，勢必讓物價上升的壓力不斷增加。

應該看到，歐美國家所採取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正是這一輪全球性通脹的源頭，且還在繼續推高通脹。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10月份美國CPI同比增長6.2%，創下1990年11月以來的新高，剔除波動性較大的食品和能源產品，核心CPI同比增長4.6%，創1991年8月以來的新高，連續兩個月高於4%。通脹與貨幣政策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新冠疫情，美聯儲及其他發達國家央行都釋放出了天量流動性。美國今年2月份的廣義貨幣量（M2）增速達到了27%，為近些年來的最高，其他發達國家的M2增速也都在兩位數以上水平。下半年以來，雖然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環比增速仍在加快。由於整個世界都飽受通脹的壓力，加拿大央行已經表示考慮結束量化寬鬆。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也表示，目前的通脹持續時間將超過預期，預計通脹會進一步上升。然而，即便是30年來最高的物價指數也沒有讓借疫情之名大肆放水的美聯儲鬆口。在上週舉行的美聯儲會議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重申當前的高通脹“預計將是暫時的”。

除了激進的貨幣政策以外，美國“宏大”的財政政策也“功不可沒”。這些政策本該在疫情緩和後陸續“退場”或至少進行調整，卻由於政府換屆等原因，不但沒有隨着疫情緩和而“和緩”，反而愈演愈烈。鮑威爾被相關人士稱為“美國史上最不獨立的美聯儲主席”。而拜登政府的“新基建計劃”等法案還繼續將財政刺激作為“好手段”，進一步推升通脹。這些寬鬆政策不但引發了貨幣放水，也導致更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因為美國人發現，在家“宅”着比出來工作“收入”更可觀。疫情本身已經帶來勞動人員流動的不暢，以及供應鏈的斷裂。過高過久的福利政策加劇了這一問題。美國、英國的職位空缺人數持續創歷史紀錄，航運、物流體系因防疫無法正常運作，也帶來了失業，在疫情緩和時又因政策補貼等無法正常運作，造成了“有職無人”的景象，這些最終都匯聚成一個指標，即工資—物價的“通脹螺旋”。

中國政府已經在這幾個月裏緊鑼密鼓地採取各種措施應對物價問題，10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對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等實施階段性税收緩繳措施，進一步加大助企紓困力度。其他國家實際上也面臨相似的問題。比如美國就有相關呼聲認為飛漲的物價侵蝕了家庭預算，擠壓了小企業的利潤率。

雖然各國央行都在不同程度地轉“鷹”，但美國是否能夠更快地調整政策仍然對全球通脹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全球勞動力成本上升與前兩年開始的“逆全球化”抬頭也有着密切關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應及早拋卻“被髮展中國家佔了便宜”的心態，重新回到全球事務的聯合、協調機制中來。畢竟，經濟規律不會受政治口號和政策擺佈，通脹率的上升就是明證。（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