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案後的芝加哥：暴力遠未離開，但中國留學生勇敢地站出來
“We are here to learn, not to die. "
“我們來到這裏是為了學習，而不是送死。”
當地時間11月16日上午11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園中心，300餘名該校大學生自發組織了一場遊行。他們高聲呼喊着口號，將連日來的悲痛、恐懼、憤怒化為重新振作的力量。
這一天，距離芝大中國留學生鄭少雄在附近街區不幸遇難已過去一週時間。11月9日下午1時54分，鄭少雄在行經校園附近54小街900號的人行道時，遭持槍搶劫的匪徒槍殺。無數人為這條年輕生命的逝去痛心不已。
在這一事件背後最值得關注的是，芝加哥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今年以來，已經至少有三名芝大學生遭到槍殺。今年年初，芝大博士、中國留學生範軼然，在芝大校園附近的公寓停車場遭槍手殺害；今年7月，20歲的芝大大三學生馬克斯·路易斯搭乘地鐵返回校園途中，被從車窗竄入的流彈打中頸部，不治身亡。
美國學者安德魯·戴蒙德（Andrew Diamond）曾指出芝加哥最鮮明的特徵之一：繁華之下，危機四伏。這個矛盾的組合就像是芝加哥的AB面，讓無數旅客和學子在嚮往芝城的絕美城市天際線時，不得不警惕其平靜下暗藏的暴力隱患。
一年內，三位芝大學生相繼離開人世，讓許多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意識到：當最重要的人身安全不受重視，甚至失去保障時，必須勇敢爭取、捍衞自身權利。
“今天的遊行賜予了我力量——我們中國人之前一直以息事寧人和能忍著稱，但近些年來一些不公平的事件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告訴世界我們也會捍衞我們的集體和權利。今天這股力量激勵了我，我會一直保持這樣的心態，捍衞我和我的集體。”芝大大二學生Daisy Chen在16日遊行結束後告訴澎湃新聞。
芝大學生遊行 受訪者 供圖
“鄭同學的不幸，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會遇上”
談及鄭同學的離世，“切膚之痛”和“感同深受”是芝大中國留學生們頻頻提到的詞。在校園以及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的狀況下，似乎每個芝大人都能在鄭同學的經歷中看到自己。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事情。”此次遊行活動的組織者、芝大研究生韓同學告訴澎湃新聞，對於多數住在學校周邊社區的研究生而言，鄭同學遇害的那個街口，正是他們坐公交車前往學校的必經之路。
韓同學認為，大家感同身受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同為在海外求學的中國留學生，相似的文化、成長背景，讓此前可能並不熟悉的他們，體會到彼此更為深刻的聯結。芝大大三孫同學向澎湃新聞坦言，鄭少雄的離開對他個人的衝擊尤其大。他們不僅是老鄉，高中在成都就讀的學校還是兄弟學校。“他距離我自己的生活非常近，我能夠想象他的生活、家庭環境……”
芝大學生遊行 受訪者 供圖
芝大周邊社區治安惡劣曾是一個長期且眾所周知的問題。儘管如此，在芝大學生的認知中，至少白天在校園裏或者附近是安全的。而鄭少雄午後在距離學校操場僅200米的地方遇害，如同導火索一般，把學生們長久以來潛藏的恐懼、不安喚醒。
在孫同學此前的印象中，學校周圍的治安情況似乎並沒有外界所想象的那麼糟糕。在多數時候，學校周圍的街道都很寧靜，學生們也會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泡泡”裏，不受外界威脅。
現在看來，芝大學生們所依賴的“泡泡”已趨破滅，平靜街道表面下的隱憂已經浮出表面。孫同學告訴澎湃新聞，受到接連的疫情、經濟危機影響，學校一帶的治安在持續惡化，此前的安全保障或已不復存在。
韓同學觀察到，曾經以為的安全地帶不再安全了，一些住在離學校周邊公寓樓的同學開始搬家，他們從芝大所在的南城搬至市中心，計劃坐地鐵或者軌道交通上學。甚至還有部分同學決定不去學校上課，直接在家上網課。在這樣的氛圍影響下，韓同學自己的生活習慣也開始改變，下午六點之後便不再出門。倘若要出門，行前定會在手機軟件上頻繁查看附近是否出現犯罪活動。
韓同學出行前使用App查看附近犯罪活動。白點代表小型犯罪活動，黃點代表較為嚴重的犯罪活動
“我們必須站出來”
警鐘已然敲響。
除了對鄭少雄離世的悲痛，以及對自身安全處境的不安與恐懼，覺醒了的芝大學生決意自發組織遊行爭取權利——要求學校加強安保，重視每個學生的生命安全。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絕不能讓這件事這麼簡單地過去。”芝大大二學生彥竹告訴澎湃新聞，鄭少雄學長的離開讓所有人感到難過、無法接受。但她認為，大部分學生應該採取更加進取的態度，不被此次事件擊倒，要去積極爭取，讓學校有所行動，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其實，彥竹今年剛到芝大上學的時候，她並不擔心學校的安保狀況。學長們曾介紹“芝大的校警似乎是美國境內最大的一支私人警察隊”，她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在校園裏活動非常安全。但鄭少雄在距離學校只有兩三分鐘路程的地點遇害，也讓她不由擔憂起學校實際上能提供的安保力度。
更讓她和許多同學感到憤怒且難以接受的是，學校在回應該事件的表態中指出，鄭少雄是在“校外”（off campus）發生意外，這一措辭難免有推卸責任之嫌。而彥竹決定站出來參與遊行，也是希望以此督促學校拿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態度，重視每一名學生的生命安全。
芝大學生遊行 受訪者 供圖
芝大今年已連續有三名學生遭槍殺，但這並未能激起學校快速、有效的響應。孫同學告訴澎湃新聞，部分原因是因前兩位同學遇害的時間均在假期，大多數學生不在校，也未能及時表達訴求，推進安保措施的改善。
當下，孫同學意識到推動改變的時候到了。學生、老師、家長正團結一致向學校提出關於保障學生安全的訴求。孫同學介紹道，鄭少雄遇害之後，通過多方努力，學生組織很快接觸到學校最高層；緊接着，家長也整理出了他們的訴求；目前已有逾300名教授聯名“上書”校長。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動下，芝大和周邊社區開始逐步加強安保力量。孫同學觀察到，目前，學校所在的海德公園社區警察隨處可見，而這是以前不曾出現過的景象。與此同時，讓彥竹感到意外的是，此次學生遊行的整個過程都有校警保護。“這讓我多了些信心，至少學校給了我們發聲的機會，我相信學校也會認真考慮我們的聲音。”
雙面芝加哥：繁華下危機暗藏
芝加哥南部一度暴力事件頻發，也給芝大學生帶來了迫在眉睫的威脅感。而這也正是這座全美第三大城市光鮮外表下的痼疾。這業是芝大學生組織遊行、大聲疾呼學校加強安保力度的一個重要緣由。
美國學者安德魯·戴蒙德（Andrew Diamond）在他2017年的著作《芝加哥製造：現代城市中的權力與不平等》中，稱芝加哥是“曼哈頓與底特律的碰撞結合體”，這個比喻恰恰道出了芝加哥最鮮明的特徵：繁華之下，危機四伏。這個矛盾的特徵就像是芝加哥的AB面，讓無數旅客和學子在嚮往芝城的絕美城市天際線時，不得不警惕其平靜下暗藏的暴力隱患。
與美國的許多大城市一樣，芝加哥在技術改革中改頭換面，順着全球化的浪潮蓬勃發展。在芝城北區，密歇根大道上的奢侈品精品店一眼望不到頭，反射着陽光和密歇根湖色的公寓沿岸而建，綿長的湖灘走道上行人如織。2019年美國人口普查示意圖中，被大面積深藍和部分天藍填滿的區域就是富裕的芝加哥北區。
但在芝城傳奇天際線的陰影下，卻是被貧困、幫派衝突和槍支暴力充斥着，主要為有色人種聚集地的芝加哥南區和西區。據DATAUSA網站製作的一張圖表顯示，那些灰色和白色的區域代表着較為落後和貧困的地區，幾乎佔據芝加哥面積的一半，而芝加哥大學主校區就坐落這個被“白色海洋”包圍着的“藍色島嶼”——海德公園街區。以白色區域為中心，暴力隱患滲透至芝城每個角落。生活在暴力氾濫街區的人們較為貧困，業常感覺被無處不在的危險包圍。
2019年芝加哥各地區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示意圖。 圖片來源：DATAUSA
據《芝加哥太陽時報》列舉的兇殺案受害者名單彙總，芝加哥各地區的暴力事件連續兩年呈上升趨勢，截至2021年11月17日，芝加哥今年已有710人死於兇殺。其中，芝加哥大學所在的海德公園街區發生了5起殺人事件。根據芝加哥警察局的數據，大多數暴力事件發生在南區和西區以有色人種為主的社區。
芝加哥危險地區即時更新圖。（顏色越深代表危險係數越高，危險係數的參考標準是地區歷年暴力和搶劫案件的總數） 圖片來源： Neighborhoodscout網站
芝加哥的犯罪率因所在社區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南區許多以有色人種為主的社區較為貧困，缺乏教育資源，並以街頭幫派活動頻繁而著稱。
若問芝加哥區域性動亂的種子是何時被埋下的？需要追溯到上世紀美國種族隔離時代，製造業在芝加哥的興起和衰落。
實際上，如今暴力頻發的芝加哥南部和西部社區曾是維繫美國工業神話的螺絲釘。在1916年開始的大遷徙期間，約有600萬人為逃離美國南部的壓迫和暴力，北上前往芝加哥等工業城市。芝加哥提供給他們的工作崗位主要位於城市南區和西區的運輸帶及工業帶。哈佛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1996年的著作《當工作消失時》中記載道，這些受僱於核心工業的工人階級所帶來的消費需求，推動了周邊的商業活動，在以非裔為主的社區中形成良好的經濟循環。
然而，即便在美國製造業的鼎盛時期，芝加哥的非裔居民仍無法擺脱種族歧視和隔離的影響。1930年代，由於美國銀行實施的“紅線”政策將有色人種劃為“高風險族羣”，工人階級的非裔家庭無法通過銀行貸款在芝加哥置業或開創自己的事業。到1940年代，芝加哥住房管理局開始建立以非裔為主的公共住房社區，進一步加劇了種族隔離。
芝加哥實施的種族隔離措施並未即刻顯現其後果，但在1960年代，美國的產業結構開始發生劇變後，依賴製造業為生的非裔社區幾乎被這股工業改革的颶風摧毀。北方的龍頭製造業陸續出走，以芝加哥西區的北朗戴爾（North Lawndale）為例，僅從1960年到1970年，就流失了四分之三的工作機會。
製造業的遷移使得周邊的經濟網絡也迅速瓦解，建立在工廠附近的自營商家紛紛倒閉，短短不到二十年間，芝加哥非裔社區失去了大多數的維生手段。威爾遜與社會學家華康德（Loic Wacquant）認為，美國產業結構變革後，芝加哥曾經實施的種族隔離措施促發了一連串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該城市非裔社區陷入“超貧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半個世紀過去，芝加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最大族裔羣體仍是非裔，有22.95萬人，佔2019年芝加哥貧困人口的36.5%，其次是白人和西班牙裔。長期的貧困給幫派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沃土，槍支氾濫問題也隨之產生。芝加哥市長萊特福特在8月為死於槍殺的女警致哀時，將矛頭指向槍支和幫派，呼籲警民合作。
2019年芝加哥貧困人羣種族分佈圖。其中，非裔佔比超過35%以上。
植根於歷史的動亂因素像漩渦一樣裹挾着芝加哥南部和西部大多數地區，生長在這種環境裏的人，無法獲得能幫助他們擺脱困境和社區暴力的教育或工作機會。在極端情況下，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有限且殘酷的選擇——成為受害者還是施暴者。
在這些人看來，政客為解決芝加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問題而提出的各種“晦澀高深”的決策如空中樓閣般虛無縹緲。而他們每天醒來，不過是四下環顧，為自己、鄰居、親人祈禱好運氣。
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芝加哥和美國其他城市一樣，犯罪率在短暫的下降後直線回升。曾負責芝加哥公共安全政策的副市長蘇珊·李（Susan Lee）認為，暴力活動從未離開過芝加哥，但疫情的影響加上去年5月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事件對整個警察系統公信力的打擊，給本就深陷暴力泥潭的芝加哥帶來了新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