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操控環保話語權，滲透氣候類NGO，西方給中國設下多少氣候陷阱？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已經閉幕，“但沒有人真正感到開心”。《自然》雜誌總結稱，近200個國家代表最終達成的協議令人感到“欣慰”，卻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尤其是在減少碳排放和氣候融資方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歧沒有彌合。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還有氣候變化議題當中夾雜的政治力量。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總是吹噓自己作出的各種“承諾”，批評發展中國家在緩解氣候變化方面“不夠努力”。對於在國際輿論場中處於弱勢的發展中國家，這種説法值得警惕，因為發展中國家不能為了西方的氣候目標而犧牲將來的繁榮。

自COP26於10月底開幕以來，對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抹黑便充斥着西方媒體，隨着各類非政府組織與西方媒體串通一氣，利用氣候變化議題打壓中國的手法正變得越來越隱蔽。

氣候類NGO和意見領袖被滲透

事實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決策層藉由氣候議題打壓中國已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從1992年裏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通過至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責任、氣候變化應對方法甚至氣候變化敍事等問題上的分歧持續不斷。他們通過國際氣候治理為素材所表達出來的對中國的敵視與抹黑，大多源自於對科學事實的蓄意錯誤解讀，以及對國際氣候治理框架下氣候公平公正原則的無視。

西方國家對中國在氣候治理方面的批評通常來自於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等一般信息傳播平台。比如，在COP26期間，但凡涉及到國際氣候治理話題，西方媒體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中國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國，暗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負有更多責任。然而，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有氣候科學研究證實，歷史累積碳排放很大程度上與氣候變暖真正相關（大約1萬億噸排放的碳可以帶來0.8℃到2.5℃的升温）。從工業革命算起至2020年，美國0.46萬億噸的累積碳排放和歐盟0.35萬億噸的累積碳排放量均遠超過中國的0.2萬億噸。

此外，西方媒體和政客普遍不願觸及與碳排放相關的人均指標，不論是當前人均碳排放量還是歷史累積人均碳排放量。以2018年世界銀行的數據為例，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為7.41噸，遠遠低於美國的15.2噸。至於另外一套表明中國經濟逐漸脱離碳排放的程度的指標，即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則幾乎從沒有被西方媒體報道過。

隨着社交媒體和氣候變化集體運動在西方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西方對氣候話語權的操控呈現出更加豐富的形式，積極地滲透和動員一些氣候環境類非政府組織（NGO）和氣候意見領袖來隱晦地傳達他們的利益訴求，成為西方政客和媒體的慣用手段。

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在中國和西方社會同時存在着一些活躍的氣候環境類NGO組織，他們大多數發源於西方發達國家。這些NGO組織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提供數據可視化和信息諮詢業務的科學類NGO，如牛津大學我們數據化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等。這類NGO的特點是精英學術人士參與較多，面向的是專業人士、媒體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

另外一類NGO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外對話（China Dialogue Trust）等則偏重於保護自然環境、傳遞可持續發展理念、促進各方對話交流。此類NGO的特點是涵蓋大量面向普通民眾的內容，持續表達鮮明的觀點以引導民意。

在實際營運過程中，上述兩個類別的NGO界限並不十分明顯。相當數量的氣候類NGO既提供專業氣候領域的信息服務，也積極傳遞自身的氣候和環境觀，如德國的氣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德國新氣候研究院（New Climate Institute）以及英國能源研究機構碳簡訊（Carbon Brief）等。上述NGO大多數是在最近十年內迅速成立並發展起來的，已經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有部分NGO已經進入中國，開展氣候科普和公共信息服務方面的業務，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

然而，源自西方的氣候類NGO被發現發表了許多有瑕疵甚至有偏見的內容。雖然《巴黎協定》明確提及締約方將遵守“共同但有別”的原則進行國際氣候治理。但是，由氣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和新氣候研究院（New Climate Institute）所製作的旗下產品Climate Action Tracker，創造出一套非常籠統的算法，將中國的減排政策和路線圖放到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標尺下去評測。經過該產品的“客觀分析”，中國的減排計劃獲得的評價是“嚴重不足”。而面對曾經退出過《巴黎協定》和《京都議定書》、有着嚴重不負責任和空頭支票記錄的美國，得到的卻是“不足”的評價。

其實，這套算法只關注某一個國家口頭上説了什麼，而忽視考察該國對其承諾的履行能力和信用記錄，可靠性可想而知。BBC就是利用Climate Action Tracker的結論對中國進行施壓性報道的常客。

與我國家安全和利益息息相關

更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氣候類NGO的在華活動甚至可能涉嫌觸犯中國的法律。比如，目前部分在華的氣候類NGO會組織一些所謂的學術會議，並邀請中國的一線氣候政策研究人員和科學家與會。一位科學界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上述活動包含的一個重要目的其實是為西方國家探聽中國在氣候、海洋和空間等領域的對外談判策略。很多在這些NGO工作的中國僱員在記錄這些會議內容的過程中，完全不清楚他們可能參與了針對中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間諜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某氣候類NGO，其位於美國的金主向台灣一個反華立場鮮明的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持續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

與此同時，專注於提供科學數據和諮詢信息的氣候類NGO也需要謹慎對待。以我們的數據化世界（Our World in Data）為例，為了表明其發佈的數據質量十分優異，該NGO在其網站首頁列出了該組織的數據產品每年被西方主流媒體和頂級期刊上的學術論文援引的記錄。《環球時報》記者查看該記錄後發現，絕大多數引用該組織數據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其中確實有不少跟氣候變化的主題有關。而少量使用數據的科研論文又大多聚焦在新冠病毒這一研究議題上，氣候類數據幾乎沒有被氣候科學家引用過。

隨後，記者又詳細考察了該組織的歷史累積碳排放這一數據產品，發現其統計的截至2017年的全球歷史累積碳排放量為1.5萬億噸二氧化碳。而“碳簡訊”（Carbon Brief）所發佈的數據裏，這一數字大致為2.5萬億噸左右。前後差距巨大的數據很可能是基於不同的計算方法，比如説是否包含了航運和土地變遷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

然而，這類極其重要的方法描述信息被放在了非常不顯眼的位置，令人難以覺察。氣候專業人士習慣於使用權威學術機構、觀測中心和同行評審論文發佈的數據作為研究數據來源，但是非氣候專業人士往往不具備對這類專業原數據的獲取和分析能力。

因此，像“我們的數據化世界”這類對數據有着良好的高效整合能力和豐富的可視化工具的平台，很容易吸引沒有氣候專業背景的人士，並形成用户黏性。但如上文所示，對這些數據不假思索地引用可能導致錯誤結論的產生。

瓦解非西方國家的談判議價能力

除了充分利用氣候類NGO來維護西方在氣候領域的話語權和現實利益，西方媒體和政客也在有意地引導活躍的氣候運動民間人士圍堵中國。由於政治制度及歷史文化的不同，中國民眾對西方民間的氣候運動關注較少。利用民間對話力量的不足，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把民間氣候運動領袖打造成敢於對抗政府權威的勇士，並通過輿論引導將這類人物與一些挑戰中國法律和主權的犯罪分子強行推到一個陣營裏。

由於西方氣候運動領袖的影響力較大，通過上述方式，西方政治勢力間接地將中國國內的犯罪分子打造成了氣候民間運動的同盟軍，從而進一步為他們的違法行為攫取西方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著名的瑞典“環保少女”格麗塔·桑伯格2020年曾在社交媒體上多次跟與氣候變化議題毫不相關的亂港分子黃之鋒互動。今年5月，桑伯格在推特上關於中國碳排放量的評論招來了大量海外中國網民的批評。具有西方媒體特徵的氣候諮詢網站“碳簡訊”隨即發文，以十分地道的西方主流媒體筆法，將桑伯格描繪成一個受到中國國家媒體及中國網民有組織的集體圍攻的受害者。其實，“碳簡訊”本身就是由前英國《衞報》的氣候欄目編輯里歐·希克曼（Leo Hickman）所創建，其自身就帶有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屬性。

在那之後，桑伯格很長時間幾乎不再觸碰與中國相關的議題。但德國《圖片報》卻又發文譴責桑伯格對中國“默不作聲”。這一操作手法中，西方媒體總是竭力把氣候運動民間人士的批判引向中國，而自己則去充當“中立”的引述者和觀察者。

從目前來看，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將氣候議題作為一種武器不斷攻擊中國的力度越來越大，手段也越來越豐富和隱蔽。事實上，由於氣候科學本身的複雜性以及氣候變化對社會影響之深刻，普通民眾對於氣候議題不易產生直觀的理解和體驗，這就使得氣候信息經由政客、媒體和NGO的手，存在很大的二次加工的空間。

因此從利益角度出發，以美國為大國家儘可能多出力，而自己少出力。這需要從輿論出發，對氣候科學原理和氣候公正進行錯誤的解讀來對內形成凝聚力，對外瓦解非西方國家的談判議價能力。

“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沒有興趣聽那些擁有多套房產、遊艇和私人飛機的富有的白人大談特談為什麼自己的國民需要忍受貧窮，僅僅是為了轉向使用可再生能源。”美國《康涅狄格鏡報》稱，由於氣候變化議程中的某些政治力量，大型金融機構需要為氣候變化相關項目進行籌款。從這個角度來看，COP26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為它構建了一個框架，讓富有的白人錢包更加充實，代價則由亞洲人、非洲人以及美國和歐洲的中產階級承擔。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價格的飆升，正迫使窮人和中產階級為汽油支付更多費用。

報道稱，在文藝復興時期，想要過上奢侈生活的高智商人羣大都選擇成為神職人員，並試圖讓普通人相信，如果把大量金錢上交給神職人員，他們會與上帝交談並幫助普通人進入天堂。而今天，同樣的高智商人羣成為了一羣官僚、科學家和對沖基金所有者，他們正在説服普通人，如果普通人能夠為可再生能源買單，並支付高額税收，他們將緩解氣候變化，並保護全人類免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在缺乏基本科學原理和人類公平公正理念支持的情況下，這只不過是500年後同一個騙局的更新版本罷了。

《時代》週刊表示，雖然美國人選出了一位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總統，但其大部分議程都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阻礙。發達國家若要贏得發展中國家的信任，可能需要做出更廣泛的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