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澳臨時代辦王晰寧接受外媒專訪:澳大利亞想要變成破壞國際體系的“搗蛋鬼”嗎?
2021年11月17日,駐澳大利亞使館臨時代辦王晰寧接受《衞報(澳版)》記者丹尼爾·赫斯特獨家專訪,就中澳關係、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台灣、雙邊經貿合作等闡述了中方原則立場。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澳關係
丹:您如何描述中澳關係現狀?
王:我認為,現在對每個國家而言都是關鍵時刻,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擺脱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最近國際上發生了許多大事,舉辦了G20、APEC、東盟峯會、格拉斯哥氣變大會等國際會議。世界各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未來幾十年會發生什麼?
對中澳兩國來説,回答這個問題同樣重要,尤其是兩國關係將朝哪個方向發展。我認為,自從兩國建交以來,中國對澳政策從未發生改變。中方始終認為,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利益,同兩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時相比,中國對澳方的期待從未有過變化。
過去幾年,兩國關係狀態不佳,這非常令人痛心和失望。兩國和兩國政府之間出現了很多爭議。中方正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努力改善兩國關係,以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丹:您認為最近幾年兩國關係惡化的原因是什麼?
王:我的觀察是,過去幾年,澳方對於中國政治、經濟、貿易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的觀察都相當片面,甚至出現惡意解讀。這就導致澳方對中國在中澳關係以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出現一些被嚴重誤導的政治判斷。
更加可悲的是,這甚至導致澳對華採取一系列消極行動和消極政策,而這些行動和政策都以極不尊重中方的方式進行,冷酷而武斷,對兩國7年前確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造成破壞性影響。更為糟糕的是,大約從5年前開始,澳方所採取的消極舉動,其軌跡與美國前政府對華髮起的攻擊是一致的,無論是議題還是時機方面都與美國保持一致。這對發揮夥伴關係作用毫無幫助。一個好的夥伴關係應由雙方獨立、自主地組建和推進。
丹:您認為哪些屬於冷酷的行為?
王:比如,有許多不尊重中方的行為。既然兩國關係被定義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那麼作為合作伙伴,雙方就應該表現得像合作伙伴一樣,無論何時出現問題或意見不一致,雙方都應通過外交途徑商議,通過合作伙伴應有的方式處理分歧。
澳政府針對華為所作出的決定,針對中國企業在澳加大投資等採取的措施,以及否決維州政府與中國國家發改委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協定等,雙方並未就這些問題開展應有的討論,也沒有作為合作伙伴應該進行的談判。作為合作伙伴,兩國應盡最大努力擺脱對對方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的誤判和曲解,但澳方沒有這樣做。您是記者,知道中國駐悉尼的記者碰到了什麼狀況嗎?他們被澳政府部門殘酷對待。這不應成為澳對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尤其是這樣對待中國。
二、台灣問題
丹:最近澳國防部長達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美國選擇採取行動,而澳大利亞卻不支持美國,這將是不可思議的。對此您有何評論?中方就此向澳方進行過交涉嗎?
王: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論點,但我認為澳方針對台灣問題的公眾討論和政治辯論,根基都擺錯了地方。因為似乎所有的辯論都基於所謂的“台海可能發生軍事衝突”。人們更應該深入地審視歷史和主權問題,台灣在二戰結束時就已迴歸中國,當時澳中美英四國還都是盟國。中國在抗日戰爭中軍民傷亡3500萬人,中國曾為實現統一付出巨大代價。研究中國歷史,就知道人們是多麼珍惜統一,沒有一個政府會讓一塊領土從祖國分裂出去。
丹:達頓的言論表明,如果美國採取行動,澳大利亞就會支持。這會給澳大利亞帶來什麼後果?
王:我認為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切實遵守一箇中國政策,這是兩國外交關係的基礎,也是中國和任何一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如今,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都奉行一箇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如果澳方真的希望看到台海及地區保持和平穩定,就應該盡一切努力阻止台灣民進黨當局謀求“台獨”的企圖。
丹:我的理解是,澳大利亞的一箇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地位的立場。中方提出正式抗議了嗎?
王:我們和澳方不同部門的官員反覆討論台灣問題。最近,雙方就幾個與台灣有關的事項出現分歧,我們向澳方相關部門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
丹:您認為達頓針對台灣及中國的評論對兩國關係有幫助嗎?
王:我認為政客有義務遵循政府制訂的政策,也應該盡最大努力讓對華關係走向更光明的未來,而不是做任何會導致兩國關係更加惡化的事情。佩恩外長説澳方希與中方建立建設性關係,那麼所有在政府中任職的政客都有義務避免做出任何破壞兩國關係的舉動。
丹:您是否接受澳政府有關前總理阿博特最近訪台是私人行為的聲明?
王:這是非常不利的事件。看到這樣一位高級別的政客做出如此不符合澳方利益的事情,令人痛惜。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符合中澳兩國利益,能夠避免兩國關係出現波折。
三、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
丹:中國一直對AUKUS持批評態度,但中國自己也擁有核動力潛艇,並且正以相當快的速度實現軍事現代化。中方怎麼能説這一聯盟是在加劇地區軍備競賽呢?澳大利亞的計劃是至少建造8艘核動力潛艇,潛艇可能要到2040年才會下水。考慮到上述情況,中方為什麼認為它會加劇地區軍備競賽呢?
王:同世界上以及本地區的很多國家一樣,中方對AUKUS的建立深表關切。但我認為對核動力潛艇更應該感到擔憂的是澳大利亞民眾。
丹:您何出此言呢?
王:可以歸納為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核安全。您知道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30多年後,仍然在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還有福島核泄露事故以及最近美國“康涅狄格號”核潛艇碰撞。誰也不能保證這樣一艘由核反應堆驅動的船隻不會發生任何問題。
丹:但這種批評難道不適用於中國嗎?
王:澳大利亞沒有核技術能力,無法保證不會出現問題,不會發生事故。如果出現問題,政客們是否做好準備向墨爾本和阿德萊德的民眾道歉?中方當然也關切,因為我們要從澳大利亞的南方海岸購買商品。
澳大利亞民眾應該擔憂的第二件事是國家的品牌。看看世界各國對AUKUS的反應。澳大利亞曾被看作國際機構和國際體系的追隨者、支持者。但試圖獲得核動力潛艇肯定會對現行核不擴散體系造成衝擊。所以,澳大利亞想要變成破壞國際體系的“搗蛋鬼”嗎?再者,澳大利亞曾被視為二戰後的和平愛好者,為區域一體化和全球發展作出了貢獻。澳方提出的APEC倡議很了不起,但現在人們都知道,核動力潛艇就是用來針對遠距離的目標發動遠程攻擊。你們打算攻擊誰呢?澳大利亞不再是和平愛好者、和平護衞者了嗎?變成揮舞砍刀的好戰者了?
第三,人們知道AUKUS是一個由3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組成的夥伴關係,也就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小集團”。這説明你們國家的某些人還是有一種根據文化和民族背景對民眾分出親疏遠近的心態。所以我認為那些真正珍惜多邊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的人,都應該對AUKUS感到擔憂。因為某些人仍然抱守大英帝國的殖民遺產,試圖維繫“美國治下的和平”,甚至試圖追求“盎格魯治下的和平”。
四、經貿合作
丹:您談到合作伙伴應該如何相互對待。但很多澳大利亞人看到的是,過去18個月中國針對澳煤炭、大麥、葡萄酒、海鮮等一系列出口行業採取了貿易行動。與此同時,澳政府各部部長都表示,他們無法與中方對話夥伴取得聯繫。作為澳的合作伙伴,中方是否應該同意舉行部長級和領導人對話?
王:我知道澳媒體和公眾對這些問題非常關注。但針對他們對所發生事情的定義、貼的標籤,我們不能同意。每次有公司、企業和商會向中國政府投訴外國的某些做法,比如反傾銷和反補貼,中國政府都需要做出回應。我跟媒體説過,到目前為止,澳政府部門至少發起了107起針對中方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而發生在中國的案例只有4個。對於出口到中國的一些商品出現的問題,中國政府都有責任去處理。
在市場上,我們需要公平競爭。我認為澳方政府對中國企業投資設置壁壘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去年中國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增長了12%,但中國企業在澳投資卻下降了60%左右,中國企業被澳政府所設置的明顯障礙嚇跑了、趕走了。
丹:澳中雙邊貿易行為最終將由世貿組織決定,但中方的一些表態讓人感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採取的貿易行動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是出於合法的貿易理由。澳企業與中國開展貿易的風險是否越來越大?
王:中澳之間確實存在不少分歧。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分歧,澳方同其他國家之間也有分歧。關鍵是作為合作伙伴,雙方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分歧。澳方究竟是把中國視為威脅還是夥伴?我們聽到澳高級官員公開宣稱,中國是澳大利亞的頭號威脅,而事實並非如此。正如我所説,澳政府在解決這些分歧方面沒有采取足夠的外交手段。
貿易歸貿易。中方根據貿易規則處理貿易問題,雙方可以通過雙邊機制來討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同時,中國企業的關切也必須得到解決和妥善處理。您提到了國際機制,比如世貿組織機制。兩國都是世貿組織成員,雙方都將遵循這一機制,併為相關爭議找到解決方案。您提到政治舉措和政治意圖,我也想知道您能否能以同樣的方式,解讀澳政府在設置障礙、阻止中國投資方面的所作所為。
丹:我想澳政府會説這是基於國家安全所做的考慮。關於達爾文港,中國嵐橋集團的租期為99年。如果澳政府取消這份租約會對兩國關係造成什麼影響?
王:我認為生意歸生意。中國一家公司與北領地政府簽訂了一份商業合同。我去過那裏,我認為北領地政府非常渴望進一步促進同中國的合作。達爾文從地理上是離中國最近的城市,大家都在談論粵港澳大灣區與北領地之間進一步開展合作。中國公司正計劃擴大港口吞吐量,這將有助於北領地在規模和力度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這也有助於北領地的發展。
我和港口的員工們交流過日常運營的事情。他們都是澳公民,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澳大利亞是否還能承受得起再次撕毀合同的後果。如果情報安全部門再次把手伸到正常的商業運作中,我對此不會感到驚訝。但據我所知,達港涉及安全的説法非常牽強,商業運作怎麼就構成了潛在的安全危險呢?
丹:您是否認為這是澳方的主權問題?如澳安全機構建議取消該合同,中方會做何反應?
王:我們對澳方所有的負面行動都做出了回應。凡是不符合雙方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定位的舉動,我們都明確表示反對。但是,對於中方做出的反應,澳方卻都置若罔聞。澳政府中似乎沒有人在認真傾聽中國政府表達的觀點。甚至在某些領域,緊張局勢還在繼續,這令人非常失望。
今年是惠特拉姆先生訪華50週年。50年前,中澳兩國之間的分歧更大,但雙方啓動了一個互利共贏的進程。我認為雙方過去5年的關係模式不應成為未來50年的關係模式。明年是兩國建交50週年,人們需要思考兩國將把什麼樣的雙邊關係帶入下一個50年。雙方是要維持當前的狀態,還是要解決問題,繼續發展多年前就設計好的戰略伙伴關係?
丹:如果達港租約被取消,中方會施加額外的經濟懲罰或實施負面影響嗎?
王:中國政府是負責任的政府,也是具備成熟外交機制的政府,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都做出了反應。媒體喜歡對將要發生的事情進行假設,但我認為不應該這樣。但是如果事情發生了,我們就必須做出回應。
丹:中方有沒有就達港租約事直接向澳政府提出交涉?
王:凡是涉及雙方意見不一致的問題,中方都進行了交涉。
五、所謂“14條清單”
丹:回頭看一下,中方提出的“14條清單”是否是中國搞出的“烏龍”呢?
王:澳方一直在炒作所謂中國使館外交官向澳媒提供的表達中方強烈不滿的“14條清單”。實際情況其實非常好笑。澳媒一位記者在與我的同事進行了非公開交流後,編造出所謂“14條清單”。其實雙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遠不止14條。我之所以覺得很好笑是因為,我的同事是個非常成熟的外交官。與政府談判就像打牌,我們怎麼可能向媒體展示手中的牌是什麼呢?我認為,只有白痴才會拿這樣一個捏造出來的、誤導性的假清單當作藉口,指責中國犯下的某些錯誤。
我再次説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清單上列出了什麼,而在於如何解決。雙方處理分歧的方式是以符合兩國關係定位的方式,還是以冷酷、武斷和不尊重的方式?
丹:清單中有一點是關於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不友好,甚至敵對,並且談到澳議員對中國政府的蠻橫評論。您是否認為澳政府不可能對媒體和議員進行限制,因為在澳大利亞,我們不能限制新聞自由,也不能限制議員發表評論。
王:這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有關。但中澳關係需要各方面都做出努力。無論是媒體還是議會,我們希望他們能根據事實做出分析判斷。據我所知,有些人對中國的判斷都是基於猜測和影射,而非事實。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保留一定的優越感。在我看來,這種心理很可悲。
丹:難道中國不想在這些問題上有所動作嗎?
王:當然。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解決問題。我們需要與澳政府不同部門進行討論,力圖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這項工作一直在進行。
中國政府收到的投訴很多,因為許多中國企業提出投資合作的建議都被澳方否決了。我不想在此透露澳大利亞企業和中國企業的名字,這是中國的文化和做事方式。我們仍然希望給他們進一步合作的機會。但澳政府卻一直炒作存在爭議的問題,讓氣氛變得更加惡劣,不利於兩國企業進一步開展合作。
丹:據報道,莫里森總理幾個月前還把“14條清單”展現給七國集團首腦。在您看來,公佈這份清單是否適得其反?
王:我認為澳媒記者沒有遵循職業道德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因為當時的談話約定了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所謂“14條清單”也沒有涵蓋所有分歧。如果我們要向媒體介紹中方如何與澳政府處理這些分歧,這也不是我們的做事方式。中方仍然希望進行有效、建設性對話,希望消除分歧,最終解決所有問題。這樣做才符合雙方夥伴關係的精神和雙方的根本利益。
六、恢復部長級對話
丹:澳中恢復部長級對話的前提條件是什麼?
王:首先,我們需要為具體成果做好準備。需要為有關部長之間討論的問題找到切實的解決方案,不能為對話而對話,必須要有成果,不能空談。昨天中美元首視頻會晤就富有成果,中澳對話也必須有實質性成果。同時對話也需要恰當的氛圍。看到澳方高級官員不斷説中國是威脅,不斷説澳大利亞可能會捲入中國某些地區的軍事衝突,這沒有給開展部長級會談營造有利環境。
丹:我不太清楚您希望澳政府具體能做些什麼,才能恢復會談。
王:雙方可以舉行會談,但需要在政治氣氛和技術層面做好準備。會談可能隨時發生,但我們需要一個合適的氛圍,雙方需要提前討論實質性內容。
丹:所以,中方需要澳政府聲明中國不是威脅、澳不會干涉台灣,是這個意思嗎?
王:我認為不僅是澳大利亞政府,每個澳大利亞人都應該思考中國到底是威脅還是夥伴?如果把中國看作威脅,那麼我希望你能根據事實做出判斷,説清楚中國如何侵犯你的利益了。如果認為中國可能是夥伴,而且現在就是夥伴,那麼就應當以夥伴的身份觀察中國、處理與中國相關的問題。
七、涉華民調
丹:羅伊研究所的民意調查顯示,過去幾年裏,澳大利亞對中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您認為中方應對澳民眾對華信任度下降負什麼責任?中國需要對過去幾年的對外行為進行反思嗎?
王:非常不幸的是,大約從5、6年前開始,中國被西方媒體錯誤地描繪成比以往更具侵略性、更加獨斷。隨着中國的發展,中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互動必然會增加,包括政治交往和商業聯繫。如今,中國已成為近130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一帶一路”倡議也惠及140多個國家。人們需要適應這些新變化。關鍵是看你是堅持冷戰心態、過時心態,還是客觀接受中國是國際新形勢中的新元素。
丹:所以,您認為中國不需要修補自己的對外形象嗎?
王:我們需要多溝通,需要與其他國家、其他政府和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更多交流。疫情之前,每年大約有50萬澳大利亞人訪問中國。如果你問他們,我想大多數人都會講述一個與你剛才講的不同的故事,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國,他們經歷了中國發生的變化。他們會更加客觀地反映中國的情況和中國人民的感受。
八、冬奧會
丹:據報道,美國計劃以人權為由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如澳大利亞加入會有什麼後果嗎?
王:中方為冬奧會做好了充分準備。您知道新冠疫情對奧運會造成很多限制,但中方將竭盡全力籌備好本屆冬奧會。相信北京冬奧會對各國運動員、對中國觀眾都將是一場精彩的賽事。
運動歸運動。將運動政治化這種舉動很愚蠢,對誰都沒有好處。我認為澳大利亞運動員在北京和周邊賽區將會享受美好時光。我希望在體育賽事和人文交流方面,澳方不要再設置障礙。
丹:如果澳大利亞加入外交抵制,會對兩國關係產生影響嗎?
王:我沒有從任何渠道聽説澳大利亞打算抵制任何體育賽事,人們知道這無助於澳大利亞的體育事業,也無助於澳大利亞作為運動大國的形象。
九、兩國關係未來
丹:莫里森總理曾説過,他希望以“幸福共處”為目標發展澳中關係,這個目標可以實現嗎?還是説這種困難關係更有可能進一步延長?
王:我想再次強調,中方希望中澳關係的發展能夠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際利益。政治信任和務實合作是兩國關係前進的兩個車輪。如果沒有對彼此戰略意圖進行正確分析和判斷,如果沒有政治互信這樣的堅實基礎,無法想象兩國能夠在各個領域形成非常親密的關係。中澳兩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雙方不能只關注某些領域,而忽略其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