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跨國科技公司：歡呼之後的疑慮

二十多年前，當美國首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批以互聯網和數字通信為基礎的新型科技公司出現時，人們曾為之而歡呼，認為一個去中心的、更加民主的時代將來臨。然而，時至今日，對那些財富規模可以媲美中等經濟體的巨型科技公司，人們不斷增長的卻已是疑慮。

去年，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指責巨型科技公司在損害民主。近日，美國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指出，擁有數字權力的巨型科技公司已成為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它們製造的全球主義、民族主義和技術烏托邦主義之間的衝突，已對傳統的國家主權形成強大威脅，並正在重塑國際秩序。當然，也有人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哈佛大學羅伯特和勒內·貝爾弗國際關係教授沃爾特針對布雷默所論撰文指出，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內的各類非國家行為者，將繼續在國家政府制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內運作，前者永遠也取代不了後者。

上述爭論不過是大公司與國家之間權力競爭的最新篇章或者2.0版。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隨着第二次產業革命而產生的大公司，曾讓當時一些國家的當政者頭疼不已。188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克利夫蘭在美國國會的一次致辭中説：“公司應該是受到精心限制的法律產物和人民的僕人，但它們卻正在迅速變成人民的主人。”巨型公司被經濟學家米勒稱為“國家中的封建實體”，是美國經濟的“日程安排者”，它們的內部事務與許多法律的管轄範圍重疊，創造出一種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力量即規模效應，看起來可以接管國家。今天，人們再次拿起“封建實體”這個詞語，來形容那些為數不多、但能力通天的巨型科技公司。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貝利曾經指出，19世紀後期以來出現的大公司，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還是一種政治現象。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的這句話也印證了這一點：“在很多方面，臉書更像是一個政府，而不是一個傳統的公司……相比其他科技公司，我們更是在實際制定政策。”這提醒人們，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看待大公司，它們還是像政府一樣的公共權力擁有者。只不過與政府廣泛承擔公共服務和公眾福利不同，當代的巨型科技公司如以往大公司一樣，它們的“公權力”只體現在影響公共事務的超常能力，而非體現在承擔社會責任的意願與行為上。去年疫情暴發期間，美國整體經濟增長陷於停滯，但幾大互聯網公司的財富卻大幅增長几千億美元，這使人們更加直觀地看到，大公司的利益並非與所在國家和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保持一致。

公司權力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還表現在國際事務中。貝利在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大公司現象時指出，在國外擁有廣泛利益的大公司，在行為方式上有點類似於國家和政府。它們通常設有自己的小型“國務院”，用以處理與所在國發生的糾紛，規避潛在風險。美國大公司在19世紀曾試圖以賄賂官吏、提供政黨活動經費、公開支持革命等方式來控制某些弱國的政府；如果公司與母國合作，還可能產生更大影響。美國政府在外交事務上把依靠大公司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常常把重大責任委託給公司經理們。在“國際關係”或世界政治中，大公司可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既可以攪亂世界，也可能建構秩序，全看大公司之間是如何處理彼此間關係的。基於此，貝利指出，“現代公司已經成為既是國際的工具，又是國家的工具”，“美國大公司在某些方面比任何別的體制更接近於達到一個穩定而有效的世界政府”。

儘管大公司只顧自身和股東利益、不顧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在20世紀曾經激起經濟學家波蘭尼所説的資本運動與保護社會的雙重運動，並在20世紀中下葉帶來國家以及國際層面對資本運動的嚴格規制，但在最近四十餘年來的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跨國性大公司的全球擴張，如同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一樣，再次瓦解了國家對資本的有效管理。它所產生的影響顯而易見。資本運動的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的產業佈局、各個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戰後在很多國家內部以及國際關係中建構起來的利益相關性，已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重新洗牌。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很多國家內部的利益關聯性弱化、社會結構的異質性增強，在造就這些國家政治紛爭的同時，也使這些國家將怨氣外溢，從而造成國家間關係的緊張。

最近幾十年來大公司逐漸脱離政府權力的規制，在全球性地改變各國和國家間利益格局的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的共生狀態。當代世界的巨型科技公司，相較它們在20世紀的前輩，其優勢已不僅僅在規模，也在其通過掌控平台而微觀干預世界的巨大能力。它們在不斷試圖掙脱政治權力的規制時，所打破的乃是富有、強勢羣體與相對貧弱羣體的利益共享關係和相互適應邊界。

在當代世界極度細密化的“公司王國”權力面前，國家無疑又經歷了一次失敗。制衡無孔不入的巨型科技公司，所能依靠的仍然是國家，20世紀中下葉國家力量曾經重新建立起對大公司的規制，證明國家一旦下定決心，是能扭轉失衡的權力的。然而，國家意志對公司權力的規制，才剛剛重新開始，今天該如何治理巨型科技公司，使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又能利好於整個社會，還將有新的博弈，其前途目前來看仍並不明朗。（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