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需要對全球經濟滯脹未雨綢繆

“增長顯著放緩+高通貨膨脹”組合，是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必然面臨的挑戰。對於及時控制疫情、主動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國，也需要未雨綢繆。

先説説通貨膨脹。客觀説，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髮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直到今天依然還幻想着後疫情時代的通貨膨脹是“暫時的”。這與一些經濟學家對美聯儲關於通貨膨脹的提醒，形成鮮明對比。加上巴西、印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接連“爆表”，全球範圍內的通脹風險化解，還得等到2022年。

再説説經濟增速。全球復甦的步伐突然減速，恐怕更是出乎美聯儲的預料。常識性的經濟規律一直在起作用，只不過美聯儲的目光只盯着美國當權者和富人的需求：為了對抗全球性的疫情，各國都被迫祭出經濟刺激計劃，而這些“超常規”印刷的鈔票和政府財政赤字，只是暫時性維持住了經濟沒有“斷崖式下跌”。其紅利和財富卻大多流向權貴資本家，加劇全球的貧富差距；全球的大多數人在疫情中實際收入下降，如果他們都因此沒有了消費能力，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怎麼可能持續呢？

當然，站在世界大多數經濟體的角度，這一輪全球經濟滯脹並非災難性的，也不宜與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滯脹進行類比。但站在美國的角度，歐美財經媒體頻繁回顧70年代的能源危機以及之後長達十多年的股票和債券市場熊市，更多是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美國10月的CPI 季調後同比增速6.2%，遠超預期的5.9%和上月的5.4%，是1990年以來最高增幅；核心CPI季調後同比為4.6%，達30年來歷史最高；加上美國股市的估值水平也在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國債收益率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的劇本在推演：投資機構擔憂美元資產在2022年“股債雙殺”。

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而且面臨金融危機威脅的不只是美國。2021年最後一個季度，土耳其為首的諸多發展中經濟體遭遇全球滯脹預期打擊，正在經歷“股債匯三殺”。匯率從9月底的1美元兑8土耳其里拉，短短一個半月就突破1美元兑12土耳其里拉的水平，十年國債收益率已然高企超20%。未來一旦外匯儲備耗盡，政府豈不需要呼籲國民拿出黃金共渡難關？

土耳其面臨的國家金融風險，雖然有其地緣政治的特殊因素，但這在G20國家中絕非個例。南非、俄羅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國的通貨膨脹率都已超過5%，個別國家甚至超過10%，這也讓這些新興國家的中央銀行把基準利率不斷提高到近20年的最高水平。

全球性的通貨膨脹預警，終於讓越來越多的美聯儲官員承認，美國本土的通貨膨脹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22日，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獲得拜登的連任提名，也讓市場猜測他的第二個任期將“由鴿轉鷹”，加速美元的貨幣政策收縮進程。其實，美聯儲並非只有“鷹”與“鴿”兩種選擇，它可以採取結構性寬鬆態度，一方面繼續政治正確地購買美國國債和開發性金融債券；另一方面，加速提高名義基準利率，以維持美元實際利率儘快走出負利率陰影，進而對抗通脹。

可見，一旦認清通脹風險，美聯儲明年必然加快加息步伐，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很可能將面臨類似上世紀70年代全球滯脹的背景，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資本回流美國的風險，需要IMF時刻準備四處救火。當然，不同於70年代的是，這一次滯脹的主要誘因還是短期的新冠疫情，而不是深刻持續的能源危機，畢竟今天的美國有能力通過釋放本國能源儲備和產能，防止全球原油價格失控。

對於中國，雖然在2021年下半年似乎也面臨滯脹的風險，但背後的邏輯跟美國完全不同。中國後疫情經濟復甦減速，主要原因是對房地產泡沫風險的去槓桿，以及碳達峯、碳中和背景下企業環保成本的上升。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則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輸入型通脹，表徵就是由製造業成本PPI向居民消費CPI傳導的過程。

好在今年對中國CPI影響頗大的“豬週期”處於歷史低位，豬肉價格低迷極大減緩了對CPI的衝擊。通過筆者近期對生豬產業的調研，豬肉價格由於產業自身因素導致的價格低迷將至少持續到2022年二季度，甚至是三季度，農業部門有充足時間進行逆週期調節，將“豬週期”熨平，以防止明年的通脹水平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風險，將是2022年最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其中很多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夥伴國家，也是中國未來外貿增長的潛力地區。因此，如何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宗旨，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貿易、貿易帶動金融貨幣合作、尋求IMF等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共同協助相關國家順利度過後疫情時代的短期滯脹，實現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贏。這既是2022年中國經濟的挑戰，更是機遇。（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