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拜登面對的最大挑戰者不是中國，是“反工作”的新一代

當美國把中國設置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開始手忙腳亂地佈局，白宮的決策者沒有料到，一個潛在多年的美國國內問題爆發而出了。

一場“反工作”（Antiwork）的風暴席捲而來。

由於疫情的原因，這一挑戰來得更早、更猛烈。越來越多的美國就業者在疫情之後，選擇辭職。很多年輕人不希望成為工作的“俘虜”，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與自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以來的一代又一代的前輩截然不同。

不巧的是，這場風暴正好發生在美國的萬億美元基建法案即將開始實施之時。

錢有了，誰來幹活？

法新社今年5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缺少勞動力的真實原因是我們還沒想好是否要去工作“。

拜登面對的是一代要重新思考工作意義的年輕人。

當進口貨物不斷湧進港口、機場，這個並不缺少高速公路的國家卻因為缺少司機和裝卸工，無法將聖誕節急需的禮品送到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家中。

美國運輸業正面臨近4年以來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目前僅在招聘的司機總數就接近6萬。

這不只是一個行業的問題。

據美國勞工部統計，8月份有430萬人辭職，有1000多萬職位空缺，略低於7月份的1100萬個。到了9月份，又有多達440萬人離開原來工作崗位，數字創20年來的新高。

希望獲取更高薪酬待遇顯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前兩年沃爾瑪招卡車司機，年薪就已經達到9萬美元了。

我的一位朋友道出了其中的“奧秘”：現在的美國年輕人誰還願意去做這種辛苦的工作啊！

原因還有很多。

一些人希望能夠得到更好的健康保險、福利保障；

還有一些在疫情時失業的年長員工決定提早退休；

不少人更想選擇彈性工作時間和遠程工作；

有的工作者在疫情之後不再習慣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

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了”反工作“的潮流中。

署名FARHAD MANJOO的作者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即使有一份夢想的工作，你仍然可以反對工作》的文章。文中説，通過對日常生活突如其來的重新安排，新冠疫情可能促使很多人開始接受一種奇妙的、非美國式的新可能——我們的社會過於迷戀工作，就業並不是獲得生活意義的唯一途徑，有的時候，沒工作要好過壞工作。

美國青年一代的工作觀早就開始變化，疫情不過是加速了這一過程。

老一代人視工作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基礎，而新一代則將為工資的工作視為“思想和靈魂的監獄”，是必須打破的精神牢籠。

當你問他們，“你夢想的工作是什麼？”他們的回答是“我的夢想是不工作”

“反工作”被一些美國人譏諷為“新的美國夢”。

這一“思想上的變化”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出現嚴重的勞工荒，另一方面卻有大批失業者找不到他們願意去做的工作。

根據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NFIB)9月的調查，小企業對未來的經濟環境感到更悲觀，約51%企業表示有空缺卻找不到人填補，這個數字已連續3個月創新高。

追求工作的樂趣和“有意義的工作”沒有什麼錯，但是當整個社會瀰漫着“反工作”的風氣，誰來完成拜登總統的宏偉而艱鉅的基建任務呢？

還會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從事物流、餐飲、製造等行業乏味、重複的低薪工作，或者是去做繁重的體力工作呢？

美國的“反工作”運動與中國成千上萬的勞動者在疫情中堅守在建築、運輸、防疫和製造業的工作中，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時代》週刊去年春天的一期曾將一位中國快遞哥的照片放在了封面，那不只是在突出快遞在防疫中的作用，更讓很多人意識到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年青一代的工作精神。

不同還在於，像快遞哥那樣的普普通通的中國的勞動者仍然保持着樸素的工作觀，他們努力工作就是為了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下一代能夠過上更幸福的生活。

這種工作觀其實與普通美國人原本是沒有什麼太大差別的。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最強之國，就是因為每一代美國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孫過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而現在出現的“反工作”思潮的最大危害就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更重視他們自己的個體的幸福。有美國學者尖鋭指出，“反工作者”是希望比他們的孩子過得更好的第一代人。

一個國家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民眾對待工作的態度。通過制度安排的目標和政府確定的目標能否實現，要看大多數民眾是否願意為此做出努力。

對中國來説，重要的是要讓快遞哥那樣的勞動者得到更穩定的社會保障。他們理應和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享受到各種必要的福利待遇，從而逐漸轉入穩定的中產。

對美國來説，是能不能或者如何讓這一代反工作者重新拾回傳統的精神。

如果中美之間的確存在着競爭的關係，那麼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兩國青年一代將如何對待各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