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海龍：安倍“迴歸”，對中日關係投下陰影

不久前落幕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促使日本政壇出現新的分化重組。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安倍晉三被推舉為自民黨內“清和政策研究會”的會長。清和會是自民黨最大派閥，其領袖的認知將對日本政府的政策產生深遠影響。這一動向也使日本內外都有人稱“安倍回來了”。

其實，安倍去年9月辭職後保持“退而不休”狀態，他以國會議員身份繼續留在政界，強大的人脈以及“世襲”的政治出身使他仍對日本政局產生直接影響。隨着安倍成為清和會會長而宣告“安倍派”成立，他將以更“顯性”的方式影響日本內政外交。日本新政府的政策或將呈現更多“安倍色彩”。

第一，在歷史問題上更加右傾化。安倍是典型的保守派，在歷史問題上奉行修正主義，謀求擺脱戰後體制束縛而實現日本“國家正常化”。他在任期間多次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2013年更曾直接參拜。另外，安倍晉三多次對“慰安婦”問題的強制性、“河野談話”的合法性等提出質疑，多次在歷史教科書中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強化所謂“領土教育”。卸任後，他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更加無所顧忌。隨着安倍當選清和會會長，他的右傾化言行或將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政策產生更大影響，日本與中韓等東亞國家間的歷史問題矛盾也將持續。

第二，在修憲問題上更加激進化。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政府的重要政治訴求之一，但受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等因素影響，安倍任內未能實現修憲目標。當選清和會會長後，安倍或將進一步利用派閥勢力，團結自民黨內保守派議員加快推進修憲進程，甚至與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保守勢力在修憲問題上合作。安倍的胞弟岸信夫穩坐防相之位，在配合美方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同時積極提高日本安保武器性能、謀求先發制人打擊敵方基地能力以及提升軍費開支佔GDP比例等，實際是以實際行動推動修憲，這被認為有安倍在背後的支持與鼓動。

岸田內閣為維護政權穩定性並確保明年參院大選勝利，需要積極拉攏安倍為首的保守派國會議員，照顧日本國內保守勢力訴求，順應日本國內新民族主義情緒的呼聲，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在修憲問題上或將更加激進化。如今，岸田內閣將“推進憲法修改本部”改為“推進憲法實現本部”，就有考量政壇修憲勢力訴求的因素，日本政府的修憲進程或將加快，日本國內外和平主義力量需提前做好相應準備。

第三，對華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風險。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曾長期擔任日本外相，深知平衡外交的重要性，這為岸田內閣推進中日關係轉圜提供了契機。在強化日美聯盟的同時，岸田任用知華派議員林芳正擔任外相，被一些人視為對華釋放的積極信號。但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又不得不受安倍及其親信岸信夫、高市早苗等保守派政治勢力影響，安倍政府曾長期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論”等加劇了日本國內對華錯誤認知，也將對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形成制約。為了實現擺脱戰後體制束縛、修改和平憲法的目的，安倍及其率領的保守派政客將繼續通過渲染“中國威脅”為其歷史修正主義造勢，“幕後操縱”的優勢更使他們無需太多顧及日本外交實際，其政策訴求更多源於自身思想觀念。這也使未來一段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風險。

因此，與其説安倍“回來”了，不如説他始終都沒離開日本政壇。而且現在，安倍擔任清和會會長的新職務，為其發揮政治影響力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在“後安倍時代”，安倍還在影響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