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美國從來就沒有民主定義權

美國張羅的所謂“民主峯會”即將舉行，大有“召天下之民主國家和組織共商民主大事”的勁頭。但是，美國有資格佔據民主的道義制高點嗎？美國怎麼就成了“民主的代言者”？美國可以隨意定義“民主”的含義聲討他國嗎？

實際上，美國根本沒資格自居“民主模板”。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日前曾説，美國將舉行的所謂“民主峯會”表明其正試圖將“民主”一詞“私有化”，即民主只能是美國理解的民主，這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歐洲媒體《歐洲觀察家》則認為，華盛頓要舉行“民主峯會”本身就是一項冒險行為，它不可能治癒這些“民主國家”自殘造成的傷口，而更具破壞性的是，它可能危及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挑戰的集體行動。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自封的全球“民主國家”大都潛伏着危機，其脆弱性很容易被暴露出來。

關於民主，在這個概念之下，有幾個問題很有必要與美國討論一下。

首先，關於民主體制。即使美國的民主有其特色和傳統，但這不等於美國的民主是完美的，是可以隨意平移、複製到其他國家的。何況美國自身的民主面臨着很多嚴重的問題。

一個國家民主的好壞是由人民説了算的，而美國國內民調已經顯示，有60%以上的民眾認為美國民主出了問題，希望美國進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這至少説明美式民主是存在問題的，是不完善的，是需要變革的。當前，美國的選舉民主已經導致國內族羣分裂，連疫情都無法有效管控，這樣的民主置美國人的生命於不顧，其生命力何在？美國已不再是民主模式的樣板，這時候再奢談民主，權威性何在？

自美國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以來，曾不斷熱衷於向他國推銷或輸出美式民主，甚至不惜使用軍事手段，但沒有一次是成功的。帶給其他國家的只有混亂和災難。即使是美國認可的那些所謂“民主國家”，也並不是美式民主的翻版，而是五花八門的各種“變種”。這至少説明民主是不可能千篇一律的，與國情不相適應只會帶來混亂。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而不是某個國家的“專利產品”。

其次，關於人權。美國經常將民主與人權聯繫在一起。然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表現也是千瘡百孔。據不完全統計，從二戰結束到2001年，世界共發生了248次武裝衝突，美國發起的就有201場，佔81%。在通過戰爭給其他國家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美國自身也沒有解決好國內民眾生存權的問題。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有3970萬貧困人口。而隨着新冠疫情的肆虐，美國的貧困人口仍在擴大。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數據顯示，每晚至少有50萬美國人無家可歸。美國是目前唯一有數百萬人處於飢餓狀態的發達國家。美國兒童保護基金會曾指出這樣的殘酷現實：“在全球最富有的國家，居然還有超過1/5的兒童每天都不得不面對無比殘酷的現實——下頓吃什麼，今晚睡哪裏？”美國仍有1280萬名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5歲以下的貧困兒童多達350萬人，其中160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美國也沒有解決好健康權問題，目前已有近80萬人死於新冠疫情。

這樣的國家，如何有資格居高臨下指責他國的人權？也許有些普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有價值追求的，關注別國的人權是有理由的。這是美國外交的基礎，美國的教科書也是這麼教的。然而，美國首先應該解決好自己的人權問題。不能放着自己的人權問題不管，到處指責他國，而實際上不提供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幫助。中國一直反對把人權當作工具，以人權作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這本身就是對人權概念的破壞。

再次，關於意識形態差異。“民主”日益成為美國的大棒，打壓那些與其意識形態有差異的國家。實際上，這是美國操弄“民主”概念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是，美國借意識形態差異阻礙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或其他合作是得不償失的。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存在且共處已久，為何不能包容互鑑？為什麼不能合作？

在中國經過40多年的努力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還想讓中國相信只有走美國式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這是十分荒謬的。一個國家向他國學習借鑑什麼，應該由這個國家自己決定，而不能強買強賣。不管自己國內的問題，總為別國操心，這隻能讓人認為是別有用心。中國快速崛起，但並未輸出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美國沒有必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強化衝突。

中美之間必須形成一個針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那就是不因意識形態各異而影響多元化的功能合作。美國方面一直聲稱，美國對中國是有責任的，美國希望中國變得更好。然而，美國的所作所為，讓所有中國人不得不懷疑美國的這種説法。

如果美國真的有意願對中國發揮積極影響，就要首先改變把中國視為“對手”甚至是“敵手”的意識。一邊在塑造“對華敵意”，一邊還想影響中國，想讓中國相信美國試圖改造中國是出於好意和善心，這是絕不可能的。中國就是中國，為什麼要用美國式的民主？中國模式在向前發展，雖然也有需要改進之處，但中國有權利也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

美國從來就沒有民主的定義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國際權威組織賦予美國這個權利。實踐已經證明，各個國家的國情並不相同，也許美國有自己認為成功的經驗，但並非解決別國問題的靈丹妙藥。（作者是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