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民主是金融寡頭的僭主政治

【“中國的民主”系列談③】

12月9日至10日，美國召開所謂“民主峯會”，發起分裂世界的價值觀之戰。美國以“民主政治”自我標榜，但美國所謂的民主政治，是自由主義的形式民主，這種政治與其説是民主政治，不如説是金融寡頭的共和政治、金融寡頭的僭主政治。

自由主義的形式民主，是金融寡頭建立其僭主政治的可靠手段。自由主義的形式民主把人從一定的生產關係中孤立出來，把個人看作抽象的個人，把所有人作為抽象的經濟人、抽象的公民而等同起來，把人們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社會差別抽象掉，這樣，自由主義的形式民主就遮蔽了金融資本、金融寡頭對經濟社會的統治。金融資本是資本集中產生出來的大壟斷資本，它支配着產業、商業和信用制度，支配着保險、地產和國債等。在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制度之下，公共權力被認為是從所有公民的底線共識中引申出來的最小權力，這樣，公共權力就留下大量的空白來由金融寡頭去填補、去支配。例如，在美國，貨幣發行機構即美聯儲，實質上是私有的中央銀行。此外，大的製藥公司、醫療機構、教育機構、新聞媒體、軍工部門等都處在金融寡頭的支配之中。金融資本還通過國債制度牢牢支配着國家，國家根本無力違背金融資本的意志。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實質上是寡頭的僭主政治。國家實際上變成了金融資本的守夜人，立法、司法、行政機構實際上表現為金融寡頭的工具。

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金融寡頭僭主政治，無力阻止甚至反而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自由主義形式民主承諾個人潛能和個人利益的實現，承諾一個由中產階級主導的富足社會，這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但是，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使社會陷入深度分裂。金融資本通過技術專利、壟斷價格、地產尋租、資產證券化、國債操作、貨幣發行、財政補貼、美元霸權、國際信用制度等手段，坐擁暴利，使生產者階級和中產階級深受其害。在自由主義形式民主之下，個人成為金融資本的犧牲品，公共權力成為金融資本的工具。按照金融資本的意志來解救金融資本的積累危機，造成了對勞動者和工薪階層新的剝奪。疫情下的美國民眾深陷通貨膨脹，正深受債務、貧困、失業之苦。

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在實質上是反民主的。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制度設計實際上是限制民主的，美國的代議制、聯邦制、選舉人團制度、三權分立制度，早期是從對封建制的限制中引申出來的，後來卻發展為對民主的防範。自由主義形式民主限制民眾意志的結合，限制民眾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限制國家意志對金融寡頭所有制關係的限制和改造。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日益暴露出所謂民主政治的反民主特徵，美國自由主義政府限制福利政策，卻執行減税、降息、發行貨幣、垃圾債券國有化等有利於金融寡頭的公共政策。

美國的自由主義形式民主正在向自身的對立面，即向右翼民粹主義身份政治轉化。在嚴重的社會極化面前，右翼民粹主義崛起。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宣稱所有人具有基於理性的平等人權，而右翼民粹主義卻剝奪其他族羣的人權；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宣揚相互妥協、寬容與合作，而右翼民粹主義則鼓吹暴力；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宣傳人權高於主權，右翼民粹主義則宣傳族羣、國家和文明之間的對立，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在美國，特朗普是公然的右翼民粹主義者，而拜登政府則試圖將自由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結合起來。但是，二者的結合不但解決不了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導致的危機，反而會加劇這種危機，會把局部的危機引向系統性的危機。

自由主義形式民主所攻擊的社會主義民主，實際上是一種更高類型的民主制度。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理論與中國實踐結合起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開創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模式。這種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克服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及其導致的社會分裂，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

自由主義的形式民主使金融資本對社會的剝奪性、寄生性、投機性日益膨脹，造成深刻的社會危機，引發了右翼民粹主義種族身份政治的崛起。右翼民粹主義以族羣對立掩蓋金融資本剝奪性積累所導致的社會對立，通過向其他族羣轉嫁危機來解決金融資本的積累危機。右翼民粹主義公然表現出其反民主的本性。拜登政府所鼓吹的“民主聯盟”，實質上是對右翼民粹主義的繼承，是轉嫁危機和逆全球化的表現。美國所組織的“民主峯會”，其實質不過是脅迫有關國家選邊站隊，是典型的霸權、霸道、霸凌，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也必然達不到目的。

（作者：宋朝龍，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