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以鬥促談”或成俄美互動基本模式

俄美元首7日舉行日內瓦峯會以來的第二次會晤。在西方渲染烏克蘭東部逼近“戰爭臨界點”的背景下，兩個小時的視頻會晤表明，雙方在“避戰”這一底線上存有共識，也確有延續高層互動模式的意願，但在導向上服務於各自內政外交整體佈局、增強前沿對峙和威懾、強化複合型相互遏制的戰略目標並未改變。在時機上各取所需，在內容上各説各話，在成效上各行其是成為此次俄美元首會晤的特點。

從時機來看，會晤實為各取所需。根據美國最新民調，拜登的國內支持率已跌破40%，而新冠疫情、通貨膨脹、政治分裂和兩極分化等導致其“失分”的問題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如何凸顯外交“成績單”，成為拜登和民主黨備戰明年中期選舉的重要抓手。通過俄美元首二次會晤，拜登可對內明確其延續對俄威懾與遏制的既定立場，對外安撫歐洲應對俄羅斯借能源、難民等問題發動“混合戰爭”的需要。

對普京而言，通過會晤塑造“俄美協調”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決定性作用，可間接打破烏克蘭順勢加入北約的戰略憧憬，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俄美對抗的可控性和博弈的規範性。從烏東局勢激化的時間點來看，俄美似乎都有意延續在此問題上的“默契度”，利用烏東邊境對峙的“適當激化”增加雙方對話的迫切程度，並以此突出兩國元首在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問題上的領導力。

從內容來看，雙方各説各話在核心關切上“打明牌”。拜登被認為是堅定的“跨大西洋主義者”，但美國構建所謂“印太”地區安全新架構的迫切需求加劇美歐雙方的戰略重心偏移。美英澳簽署AUKUS協議，再度引發北約內部“信任赤字”。另外，北約在黑海頻繁進行軍演以及美防長訪問格魯吉亞、烏克蘭和羅馬尼亞，也引發俄羅斯緩解“後蘇聯空間”政治與安全焦慮的迫切需求。因此，俄美之間相互妥協的空間受到極大擠壓。

但雙方仍希望通過維繫形式上的脆弱互動，同步進行“劃紅線”和“探底線”，相互明確既定戰略目標、遏制和反制措施，避免因局勢激化導致擦槍走火等意外事件。而在戰略穩定、網絡安全、伊核、阿富汗等可能存在利益交匯和互動空間的問題上，雙方則以“照本宣科”的方式闡明立場，並未做出實質性政策調整。另外，拜登在所謂“民主峯會”召開前夕對俄可能的“侵略行為”進行約束和警告，有助於強化其“民主—專制”的價值觀對立敍事，全面推進對中俄的“雙遏制”政策和對歐亞大陸的“雙向擠壓”戰略。普京也可藉機展現戰略決心，遏制北約與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建立“事實盟友”關係的衝動，從而適應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新變化。

從效果來看，俄美難以走出各行其是的“死衚衕”。事實上，美俄在會晤前後的示強舉措表明，雙方本就不期待通過會晤實現任何突破。美國不斷以“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對俄進行警告，拜登還在會晤後立刻與英法德意等盟國領導人通氣，展示美歐對俄立場的協同性。俄羅斯則加快地緣戰略佈局應對美在歐亞地區的“雙向擠壓”，在西側以“黑海—波羅的海”為支點強化前沿威懾，通過俄白聯盟國家一體化、南高加索安全合作、頓巴斯地區融合等進程構建環黑海“安全弧”；在東南側高調出訪印度，以對印武器出口和安全合作嘗試撼動美國的“印太戰略”支點。可以看到，俄美在維繫對話渠道的同時，並未放鬆外部鬥爭力度，嘗試通過第三方增強各自的鬥爭能力。

縱觀美俄關係發展進程，雙方的結構性矛盾加速從外源性向內生性轉變，不斷重複從“解凍”到“速凍”的惡性循環，拜登上台後的對俄政策加速了這一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拜登提出美國不會接受俄羅斯劃定的“紅線”，俄有關“北約就停止東擴作出書面承諾”的要求也未得到任何回應，但在俄最關心的烏克蘭“入約”問題上，北約方面近期重申成員國尚未就此達成共識，並強調烏目前不受北約集體防禦條款保護，客觀上降低了俄破釜沉舟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另外，雖然俄已“事實切斷”與北約的溝通渠道，但仍與美德法等主要成員國保持接觸，防止因戰略誤判導致嚴重後果。未來一段時期，維持和強化“紅線意識”是美俄實現“對抗但不衝突”的關鍵，“以鬥促談”料將成為雙方互動的基本形態。（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