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譚丨解構美式民主的病變過程：就一個字
“‘美式民主’顯然是病了，而且很重！”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負責人對美國政客的這句犀利反擊，最近被俄羅斯等國家的媒體頻繁轉引。
美式民主的病症，正作用在普通美國人身上——被警察強壓窒息而亡的“弗洛伊德們”，享受到了美國政客所説的“民主”了嗎？因為住不上院仍在不斷逝去的新冠肺炎患者感受到美國的“民主”了嗎？
病患常積於忽微。美國民主的病，不是一天得的。
歷史上，美國曾經引以為豪的“民有、民治、民享”，因為一次一次病變，一步一步變成了*“金有、金治、金享”*。
最重要的“民”，消失了。而這一切，都逃不開一個字，錢。
正值美國地方選舉，不少美媒卻都集中拋出靈魂一問：我們的民主還能持續嗎？
拜登的全球民主峯會引出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我們的民主還能持續嗎？
回答這個問題，《紐約客》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今年，美國有19個州頒佈了共33項使公民投票變得更加困難的法律，一些選民甚至失去了投票權。
這種變化，譚主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結束後，剛跟同樣參會的國際知名學者鄭永年教授聊過。在他看來，美國的民主實踐中，曾有過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是美國民眾享有政治權利的基礎。可如今美國的民主不講“民享”，那要講什麼呢？答案在最近“爆冷”的一場地方選舉裏。
格倫·揚金，一個“政治素人”意外擊敗了長期擔任州長的麥考利夫，贏得了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揚金成為了不少政客口中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源於一個字——錢。
新一任弗吉尼亞州州長格倫·揚金
揚金從事金融行業25年，競選前已經坐上了一傢俬募股權公司高管的位置，個人財富約有4.4億美元，加上競選期間籌集的資金，讓他今年進賬的資金，比2017年兩位州長候選人籌集資金的總數還要多。財大氣粗，揚金豪擲2000萬美元給自己宣傳，這樣的金額讓他出現在了臉書（Facebook）過去90天廣告主花費排行榜首頁的位置，和他的開銷在同一級別的，是輝瑞這樣的大公司。
在競選最後幾周裏，揚金手頭剩下350萬美元，麥考利夫只剩不到10萬美元。揚金花得多，卻剩得多。麥考利夫縱使當過州長又怎樣，還是敵不過錢多。
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是cash on hand（手頭有錢）。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已經被反覆印證——一般來説，花更多錢的候選人在85%到95%的情況下都會獲勝。
民選變成了“錢選”，而所有人都已經習以為常。就在這種習以為常中，暗藏着金錢吞噬選舉的關鍵節點。
美國的選舉資金在進入21世紀之後迎來了幾個高峯。2004年達到7億美元，2008年增加到10億美元，但真正讓“昂貴”一詞開始甚囂塵上的是2012年，選舉資金突增10個億，達到20億美元。
突變的源頭，發生在兩年之前。
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了一起足以影響美國政治格局的訴訟——“聯合公民案”。自此，工會、企業、財團和個人支持的政治獻金在美國可以被無限制籌集。
這幾乎打破了美國以往所有對“金錢政治”的立法限制，“潘多拉魔盒”徹底被打開，*“獨立”*於候選人或政黨的外來支出，開始飛漲。
此案判決後的第一個大選年，外來支出高達10.4億美元，是2008年的三倍多，那些無須披露來源的不明資金，也經歷了三倍以上的增長。
而運籌這些錢的組織，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
醒醒吧美國！阻止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所謂“政治行動”，就是為競選籌錢，所謂“超級”，就是籌錢多。從2010年中期選舉84個超委會的初露鋒芒，到2012年大選933個超委會大顯身手，它們成長迅速。超級富豪的捐款份額更是高達70%，籌集的資金數目直線上升，達到4億美元。
“民享”變了味，在鄭永年看來，美式民主已經病變成了“商人民主”。
2010年美國民主的這次病變，讓“金錢政治”在美國民主實踐過程中的利益輸送變得直接且便利了起來，也讓美國的選舉徹底變成了富人遊戲。
如果説2010年是美式民主放棄治療的開端，在此之前，對於美國“金錢政治”這塊毒瘤，也有人曾掙扎着想治療。只是無一例外，這些掙扎始終沒有跳出“金錢民主”的怪圈。
曾經痛感最深的，可能是美國參議員、兩屆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他試圖限制過政治獻金，但自己卻沒能逃出怪圈。
2008年的總統選舉，每位候選人需要至少籌款5億美元才能殺進11月的大選。候選人之一的奧巴馬每天能籌款100萬美元，麥凱恩卻只能四處“化緣”。
亞利桑那州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
而這對麥凱恩來説，應該會很無奈，因為就在6年之前的2002年，麥凱恩剛剛努力推動了一個將金錢與政治脱鈎的法案——《兩黨競選改革法》。這個法案的一個核心條款，堵住了競選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軟錢”。
相比於直接捐給候選人的“硬錢”，“軟錢”捐給相應政黨組織。雖然同樣是間接支持某一特定候選人，但與該候選人的競選財政記錄無關，也無須申報或公開。既隱匿，又好操作。
麥凱恩就因為“軟錢”被坑過。上個世紀80年代，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理事會懷疑富商查爾斯·基廷的林肯儲貸協會存在賬目問題，面臨迫在眉睫的處罰，他找到麥凱恩以及另外四個參議員，要求他們向監管機構施壓，阻撓政府接管林肯儲貸協會。
基廷正是這五位參議員的長期支持者，為他們的競選累計投入了130萬美元以上的“軟錢”。
1990年“基廷五人”在聽證會上
強撐了兩年後，林肯儲貸協會破產，造成超過30億美元的損失，涉及兩萬儲户。1991年，麥凱恩被國會通報批評。這場醜聞深深地刺激了麥凱恩。他意識到金錢對民主的侵蝕，於是，他開始為競選資金監管問題奔走。
可麥凱恩能做的很有限。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看來：
美國民主制度下的競選在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中存在天然鏈接，而選舉制度與過程對鉅額資金存在旺盛的需求，金錢儼然是美國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間的潤滑劑與關係鏈，呈現出無法控制的惡性膨脹。
麥凱恩努力推動的《兩黨競選改革法》，最終也沒能逃脱被廢除的命運。
縱觀這段在“金錢政治”中掙扎曲折的歷程，徹底除去金錢對民主的鏽蝕，淪為了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
分析原因，鄭永年告訴譚主只要看清楚一個問題——美國民主議程是怎麼設置的：
美國民主治理是精英主義的，對‘金錢政治’改革的嘗試多是由國會發起、以立法方式實現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改良。作為主導者的國會議員本身也以連選連任、延續政治生命為基本目標，有人一當就是五、六屆，甚至一輩子都在國會，這就是壟斷。
議員本身無法與“金錢政治”絕緣，甚至在連任壓力下對金錢的需求無休無止。在這種情形下，政治人物不可能推進徹底的改革，必然會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留有餘地。
這禁錮了美國民主的自我修復能力。
再往前回溯，《兩黨競選改革法》中對政治獻金設限的想法，與美國關於“金錢政治”最重要的法案之一遙相呼應。
1974年修訂後的《聯邦競選法》，設置了美國“金錢政治”的底線：限制捐款金額、限制選舉開支、公開競選財務信息等等。
只是，僅僅兩年後，該法案就被告上了聯邦最高法院。結果，最高法院既贊同限制個人捐款但又放任競選開支的判決，致使中產階級出身的候選人籌不到足夠的競選資金，又導致富豪可以隨意動用資產參與競選。
低走低、高走高，兩相比照，美國“金錢政治”，一開始就將富人設定為了主線。這次判決奠定了美國政治獻金的憲法基礎，縱使後來有一系列的制度調整，“錢治”的局面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在刁大明看來，所謂變化，只是競選財政運作技術層面的小打小鬧，或設定額度、限制來源、控制流向，從未在根本上改變美國圍繞“金錢民主”展開的經濟結構與政治模式。
美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只能愈發脆弱。
當金錢擁有了最大的發言權，美式民主也就抹殺了普通人的權益。
這會讓整個國家免疫力低下，一個最顯性的表現是，當危機到來，美國總會症狀疊加，百病齊發。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面鏡子，讓美式民主的病容，再次顯露。“民有”成了遙遠的夢，普通人成為危機中被遺棄的大多數。
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普通人面對的第一重劫難。
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佔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佔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
貧窮成了原罪，按美媒的説法，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准的屠殺”，它犧牲了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就在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依然居高不下的時候，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因吸毒過量導致的死亡人數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毒品，成了疫情之上疊加在普通人身上的又一層瘟疫。
這件事，富人樂見其成。2020年美國合法大麻銷售額達到創紀錄的175億美元，較2019年飆升46%。但面對死亡數據，拜登政府總不能不聞不問，在一份聲明裏是這麼説的，要致力於減少對危險物質的供應。
怎麼減少呢？即將在12月卸任的紐約市長白思豪想了一招驚人的舉措，開一家“官辦吸毒館”，“以毒攻毒”。紐約，2020年因吸毒過量致死人數已經創下20年來最高紀錄。
紐約“官辦吸毒館”
白思豪自己説過，下一步的執政目標是競選民主黨的參議員，他需要政績。而民主黨一直都是大麻合法化的堅定支持者。
只是，民主黨人真的覺得毒品無害嗎？副總統哈里斯競選時曾説自己大學時就吸過大麻，但在自己還沒有參選、做檢察官時，哈里斯對毒品的態度堪稱零容忍，據統計，她曾把1500人送進監獄，就因為吸食大麻。
*變色，源於錢。*反對禁毒的民主黨人都是製藥商遊説資金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大麻與藥物研發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僅三位民主黨議員今年就收到了大約100萬美元的醫藥和保健品行業捐款。
毒品氾濫，賺錢的是銷售合法大麻的富人，受罪的更多是窮人。多年的數據表明，失業者的成癮率是有工作者的兩倍。
毒品的副作用，是犯罪。犯罪率上升，也在成為傷害普通人的新流行病。
2020年，僅在費城*“毒品街”*上，就有47人被殺、231人受傷。社會不治，受害的是普通人。
費城“毒品街”
普通人在自相殘害，等待他們的是監獄。而美國的監獄，10%是私立的，監獄企業每年會直接給兩黨政治活動提供數百萬美元資金，但訴求之一是讓私營監獄的入住率必須達到90%。
淪為監獄賺錢工具的，還是普通人。
……
一場危機，對普通人來説，已經是不可承受之重，但被金錢吞噬的美國政治，又讓他們經歷重重洗劫。
這種美式民主特有的現象，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用字母“K”來總結。“K”的上一撇，是富有羣體財富的逆勢而上，“K”的下一捺，是普通人不可逆勢的財產流失。
危機之下的美式民主病變，已經不是第一次上演。鄭永年提示譚主，往前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是觀察美式民主病變的關鍵節點：
華爾街製造了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卻用納税人去救，最後華爾街賺得盆滿缽滿，普通人成了失意的大多數。
災難和危機，是美國富人的賺錢機器。背後的道理也不難懂：財富造就權力，而權力又造就了更多的財富。
法國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裏給出了一個更簡潔的詞語：
“世襲資本主義”。
金錢，已經滲透進了美國政治的毛細血管。美式民主的病變，也不會就此停止。遺憾的是，美國似乎並未以此為懼、以此為恥，反倒以此為榮、以此為傲。
美國，確實病得不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