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駿：岸田新政或被“經濟安保”絆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已經兩個多月，內外政策傾向正在更多顯現出來。不久前在國會發表首次施政演説時，岸田更是相對系統地闡述了未來的政策設計與戰略構想。總體來看，岸田政府側重於抗擊新冠疫情、振興地方經濟和提升外交與安保三個方面。其中，經濟問題又是貫穿岸田一系列所謂“新政”的主線和基礎，而“新資本主義”構想則搭建起岸田政府力爭解決經濟問題的總體戰略框架。

首先，岸田政府首要任務就是應對疫情衝擊，為後續經濟復甦清除最大不確定性。為與前任菅義偉政府相區別，岸田政府在抗疫問題上竭力展現迥然不同的“果斷”行事風格和“強硬”政策力度。比如奧密克戎毒株剛被發現，岸田政府立刻宣佈“停止外國人入境日本”。儘管這一決定遭到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一些批評，但它展示出岸田政府決心根除新冠疫情這個經濟復甦大患的戰略意圖。

其次，積極擴大財政投融資政策，為未來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岸田政府極為強調創新在引領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在其構思的“新資本主義”理念框架中，技術創新佔據核心地位。不僅如此，岸田政府還積極宣傳並提升國家在科技創新中的引領性功能，希冀發揮國家在戰略性科學研究事業中的支撐作用。為此，岸田政府提出將設立規模龐大的投資基金，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生命科學、宇宙和海洋等領域的研發，以“確保日本在未來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第三，強調經濟利益的再分配，意圖改善並提升日本社會的均衡性發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均衡性發展，即盡力、儘快解決“東京一極化”發展的突出矛盾，促進地方經濟區與東京中央經濟區的共同繁榮，同時鼓勵並引導各方面人才從中央向地方“反向”流動，為地方經濟注入不可或缺的人才因素，帶動地方經濟、科技、社會等各個方面快速發展，縮小與以東京為核心的中央經濟區域之間的現實差距。

二是個體貧富之間的均衡性發展，即通過構建新的收入再分配模式，遏制或解決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既有矛盾，形成新的日本型“和諧社會”。當然，岸田政府設想中的新分配模式並非單純地擴大對低收入羣體的直接資金補助，還涉及對低收入羣體的人力資本培養與塑造，即政府出資提供再教育或技能培訓機會，提升勞動者獲取相對高收入的能力與素質，最終使其擺脱長期深陷低收入狀態的惡性循環。而就岸田文雄倡導的“新資本主義”經濟理念來看，後者顯然是岸田政府社會及人口政策的主體部分，將成為新分配模式構建的重要組成。

第四，以“經濟安保”理念統領日本經濟、能源、社會、外交等各方面政策的部署與落實。在“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經濟安保”成為全球部分主要經濟體爭相擁抱的新概念或新理念，但這不僅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相關經濟體自身經濟發展，也阻礙了經濟全球化、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的穩步推進，更違背了傳統的自由經濟發展理念。因此，在“經濟安保”大框架的制約下，未來作為全球開放經濟體主要代表之一的日本，經濟開放度及對外經濟合作力度等勢必逐漸式微，這也將削弱日本經濟的復甦和增長前景。

綜上所述，經濟治理成為岸田政府內外政策的主線，也是決定岸田政府能否走實、走遠的關鍵所在。而“岸田經濟學”能否成功，關鍵又在於能否順利實現日本社會的收入增長，進而帶動日本國內消費以及投資實現有效復甦甚至大幅增長。否則，岸田政府構想的“新資本主義”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