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心波：日本“國家再建”衝動愈發強烈

今年以來，日本政治人物在挑戰二戰後國際及地區秩序方面動作頻頻。僅就本月而言。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公然聲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7日，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80週年紀念日當天，有99名日本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其中包括數名副大臣。這兩起事件性質都很嚴重，且絕非偶然。

導致日本態度變化的原因很多，這裏我想把這個問題放到當下全球主義進程受挫，國家主義重新崛起的大背景下，從日本“新國家主義”政治進程的內觀視角來談談對此問題的思考。

近代以來至今，日本出現過三次建構近代主權國家的進程，第一次是明治維新（自建），第二次是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改造（他建），第三次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國家主義政治進程（自建+再建），從而構成了日本近代主權國家建設的三部曲。

日本對近代主權的建構以明治維新開局，以二戰失敗而告結束。二戰後，美國接管了日本。一方面，在日本國內和平主義思潮居主導地位的背景下，“絕對國家主義”遭到猛烈而無情的批判和鞭笞，國家主義名聲掃地，被視為禁區，不得不以較為隱蔽的方式“蟄伏”下來。另一方面，在日本看來，美國佔領軍給日本帶來的 “現代主權國家樣式”不是日本的自主選擇，而是在美國主導下對日本所做的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改造，是美國從外部強加給日本的國家邏輯，這種由外而內的“被改造”的進程，對日本來説無疑是一個痛苦甚至恥辱的過程，客觀上為日本日後的翻案預留了巨大的空間。日本一旦變得強大，或美國出於戰略需求對日鬆綁放權，日本就會蠢蠢欲動，試圖進行所謂“戰後總決算”，迴歸自我，重建國家。

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國內外形勢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日本的社會精英和政治人物開始不滿於戰後的被改造及被安排，試圖對戰後秩序進行“總清算”，以改變日本半主權國家或非正常國家的地位。二戰前的“絕對國家主義”邏輯，開始以“新國家主義”的面貌死灰復燃，並從最初的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發展成為主導日本國家戰略的政治理念。

日本“新國家主義”既與以往的自民黨“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線一脈相承，又有其顯著特徵，集中表現為以日本“民族優越論”為理論基礎，以天皇主義為內核，奉行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實現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政治、軍事大國地位為目標。這種以自己的方式去“再建國家”的願望和衝動，成為老一代和新生代政治人物的共謀，成為這些人前仆後繼的最高政治訴求。

近幾年來，日本對“國家再建”的衝動因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不可遏制。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受挫，新冠疫情下世界經濟低迷，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中國的快速崛起等，都是加速這一進程的外部原因。隨着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從中曾根一郎、小澤一郎、小泉純一郎到安倍晉三，日本政壇日益強烈的“國家再建”衝動，不僅演化成一個個升級換代的版本，對日本政治持續產生衝擊和影響，而且還在不斷地升級換代中。

日本“新國家主義”政治進程的加速，與國家、地區和全球層面的諸多重大政治進程相互交叉、重疊與合流，正源源不斷地釋放出負能量和風險，對中日關係、東亞地區的局勢、全球格局等都造成了衝擊，世人對此需給予高度的關注和警惕，要做好戰略上的準確研判和充分的應對準備。

中國作為東亞地區的大國，為推動中日關係行穩致遠，在警惕日本愈發強烈的所謂“國家再建”衝動同時，可從加強地區和全球治理的高度主動作為，為建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