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學習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黨面臨的形勢任務和歷史方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如何適應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新地位，如何面對工作重心從農村到城市的新形勢，如何擔負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任務，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亟待解決的新的重大課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號召全黨重新學習、善於學習、努力學習，學習過去不熟悉的東西，學會建設新中國。

一

把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置於首要位置。為了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1949年2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重新審定了一套12本“幹部必讀”書目。這套圖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幹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教材。從1949年到1953年，國家不僅大量出版《共產黨宣言》等中譯本，而且又翻譯了《列寧選集》（兩卷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稍後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兩卷集）等著作。1953年中央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配備強有力的編譯人員，進一步加強了馬列著作翻譯出版的計劃性，也促進了廣大幹部羣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1964年2月，中央作出批示，要求高級幹部必須下決心擠出一定時間，認真坐下來讀書，補一補課，中央同時下發《幹部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目錄（草案）》，提出了30本書，由各地從中圈定，組織地委書記以上幹部閲讀。對於能夠閲讀這些書的縣委書記，也要適當提倡他們閲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養成好學深思、鑽研理論的習慣。

這一時期，興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1950年5月，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負責毛澤東著作的編選、註釋和出版工作。這項工作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發出做好《毛澤東選集》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的指示，對選集的出版印刷發行工作進一步全面部署。《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於1951年10月12日出版。在第一卷出版發行的第一天，全國各地新華書店門前早已等待着許多購買選集的羣眾，各地黨組織通過報刊的社論、評論和電台的廣播等多種形式號召黨員、積極分子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國人民中迅速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四卷，於1952年、1953年和1960年相繼出版。《毛澤東選集》出版，是我們黨教育工作重大事件，標誌着黨的理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還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的甲種本和乙種本，甲種本適合一般幹部閲讀，乙種本適合工農羣眾和青年知識分子閲讀。1964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縣以上幹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決定》要求，從中央一級到縣（團）委一級，一切幹部，特別是重要的負責幹部，都應該精讀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哲學著作。

突出學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要求全黨努力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所必需的知識。黨中央要求從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全黨幹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都要學習“聯共（布）黨史”有關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內容，學習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著作。全黨對經濟建設理論的學習，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體現得尤為突出。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信中，提出讀書建議，他指出：“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説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於所要説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並不甚清楚。”“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後來毛澤東又建議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在1960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建議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去組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

學習建設國家的文化知識和技術。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顯著成就，因此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當時學習蘇聯覆蓋政治、經濟、工業等各個領域。1949年，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到蘇聯考察，與蘇聯專家詳細探討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除了向國外學習，我們自己也開展多方面學習。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幹部沒有達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農出身的幹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極大困難。1950年12月，政務院提出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希望通過學習來培養自己的教授、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理論家隊伍。在1956年第二次全國幹部文化教育工作會議上，中央明確提出要在兩三年內掃除機關幹部中的文盲，5—7年內把區級以上機關幹部全部提高到高小畢業水平。

開展黨員黨性教育。1961年11月，全國各地開展黨員教育，以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優良傳統為主要內容，使每個黨員都懂得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什麼是黨的優良作風，怎麼做一個共產黨員。中組部和中宣部共同編寫《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一書，作為各地進行教育訓練的教材。這些教育在全黨上下深入進行，對於黨員堅定政治理想信念、明確政治方向、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具有深遠意義。

二

中央領導組織讀書小組開展讀書活動。這是這一時期學習的重要形式。毛澤東一方面給領導幹部推薦書目，另一方面建議讀書要“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毛澤東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從1959年12月10日起，毛澤東會同胡繩、鄧力羣、田家英等人，開始閲讀蘇聯科學院經濟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這次讀書分別在杭州、上海（火車上）和廣州進行，兩個月中，毛澤東讀完了下冊從12章至16章及結束語。毛澤東在整個讀書過程中的談話，經整理形成了一個近10萬字談話記錄，其中涉及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相關的國內政策問題，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劉少奇在海南島療養期間，開始了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的閲讀，特地從北京請來了兩位經濟學家王學文、薛暮橋加入學習小組。1959年11月2日至11月22日，劉少奇用20天時間閲讀完全書，並進行了9次學習討論，在每一次討論中，劉少奇都作了系統發言。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書記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駐軍的部分負責人，也參加了學習討論會。周恩來組織讀書小組閲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是在極其繁忙的公務活動中抽時間到廣東從化進行的。參加周恩來讀書小組的人員主要是中央部門和一些省的負責人，包括幾位理論家，小組每天上午討論三小時。最後三天，周恩來作了八個小時的總結髮言，涉及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理論問題。在中央領導同志的帶動下，全黨同時掀起一場學習運動。

通過黨校等幹部培訓系統開展學習。作為領導幹部學習培訓的主渠道，黨校早在革命時期就已經建立，但系統的黨校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建立起來的。1953年9—10月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根據全黨理論學習情況，研究了加強黨校工作問題。1954年7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的鄧小平提出，要建立全國黨校教育網。同年12月，中央作出《關於輪訓全黨高、中級幹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決定建立由馬列學院（高級黨校）、中級黨校和初級黨校構成的黨校教育體系，並對三級黨校的培訓對象、教育課程等作了明確規定。全黨由此形成比較完整的黨校教育網，並使黨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規化發展道路。同時還建立了部委系統黨校和直屬機關黨校以及國有企業科研院所黨校。這是黨從延安時期建立正規黨校教育以來的又一次大發展，黨校教育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機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獨立體系，成為培養和訓練黨的幹部的重要基地。這一階段黨校的培訓工作，大大提高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文化知識。

通過短期訓練班開展輪訓工作。在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一次新的學習運動後，1961年9月中央決定對全黨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地進行一次輪訓”，“幫助幹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本次輪訓採取短期訓練班的方式，對象主要是縣委書記和相當於這一職務以上的黨員幹部，特別是縣委以上各級黨委的書記和相當於縣委書記以上各方面（工業、交通、財貿、農業、文教、外事等）黨委的書記。地委、縣委的第一書記，和相當於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的廠礦企業黨委書記，必須參加這次輪訓。這次輪訓計劃用一年多的時間分期分批訓練完畢。輪訓的主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兩個方面，着重解決黨的建設和黨的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各地經過一年多時間，基本完成中央規定目標。

這一時期，幹部黨員中先進模範人物不斷湧現，如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王進喜、焦裕祿等。黨中央發起了向他們學習的號召，毛澤東等領導人紛紛為有關學習活動題詞。

三

將學習作為黨經受執政考驗的應對之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執政面對的是一窮二白的社會面貌，黨在管理城市、發展生產、經濟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幾乎為零。這對我們的執政帶來很大挑戰。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強調：“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這一時期的學習，很重要一方面是為了儘快恢復和發展生產。通過學習，黨克服了困難，掌握了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本領，黨領導新中國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並完成三大改造，成功實施並提前超額完成“一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中央領導在學習活動中率先垂範。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帶頭學習，是促成黨內良好學風形成的重要基礎，也是黨的戰鬥力、凝聚力提升的根本保證。這一時期的學習活動，中央領導同志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給全黨樹立了榜樣。毛澤東就是勤於學習、善於學習的典範。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先後六次建議和倡導領導幹部學習政治經濟學，而且以自己的讀書實踐來推動學習。他在1958年三次閲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並作了批註。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親自督導學習，他説，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問讀了沒有，説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他也希望黨內同志一起來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臨終前一天的5點50分，是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讀的，讀了7分鐘。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讀書，總計在9萬冊以上。在中央領導的示範帶動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幹部，他們不僅是真學真用的表率，也構成了學習活動的主導和中堅。

緊密聯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展開學習。毛澤東説：“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説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説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學習活動，十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學習，但是這種學習又是密切聯繫實際的，是緊緊圍繞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而展開的，正如毛澤東所説，為了我們的事業，結合當前的實際問題，學習經濟理論著作，比脱離實際專門讀書，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來讀，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也正因為如此，在理論的指導下，黨在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恢復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以前從未遇到的問題上，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現實經驗。黨又將執政實踐中所獲得的現實經驗及時總結、迅速推廣，以發揮它們的指導性作用，從而使黨很快提高了自身理論修養和實際工作能力。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着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着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才能學得生動、學得深入、學得有效。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黨中央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展開了初步探索，《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即是這一時期探索的理論結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還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正確和富有價值的重要理論觀點。如社會主義不是短期內就能建成的，社會主義要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不能廢除商品交換，應該重視價值規律等等。這些理論觀點，反映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究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需求，一定程度上觸摸到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本質問題。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我們黨一次重大轉折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通過學習，迅速改變了全黨幹部隊伍的文化結構，提高了幹部隊伍的文化素質和領導水平，使黨的領導幹部基本實現了從熟習革命和戰爭到懂得執政和建設的轉變。鄧小平高度評價道：“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後，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時期的學習，使我們成功地鞏固了政權，經受住了執政考驗，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並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充分表明中國人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作者單位：深圳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