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鼓譟中國“經濟脅迫”實乃倒打一耙

西方政客和輿論最近頻繁指責和炒作中國搞所謂“經濟脅迫”。前期的炒作主要聚焦於中國借抗疫物資搞“脅迫外交”，還把中澳關係變冷解讀為中國對澳執行“經濟脅迫”所致。近期更是將全球供應鏈的局部斷裂歸結為中國“經濟脅迫”，聲稱要確保全球經濟穩定和秩序正常化就必須合力應對中國“經濟脅迫”問題。例如在剛剛結束的利物浦外長會上，七國集團（G7）又對所謂中國“經濟脅迫”進行大肆鼓譟。

就連經典資本主義國家最為集中且制度優越感十足的歐盟，也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深受中國欺負的“弱勢羣體”。世人注意到，美歐日前舉行的第二次“中國議題對話”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將中國描繪成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者，聲稱要豐富和加強供應鏈以及解決“經濟脅迫”問題。一向以“理性”與“穩健”著稱的歐盟委員會，也在部分政客的唆使下醖釀出台一項針對中國的政策工具，核心議題就是所謂“應對經濟脅迫”。

充分的信息、準確的數據和科學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斷與決策的前提。仔細分析西方近期密集炒作中國“經濟脅迫”話題背後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大大超出西方預期，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越來越表現出對中國崛起的巨大不適應。眾所周知，17世紀以來，國際經濟秩序長期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持，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依然通過機制化霸權較為穩固地控制着國際經濟貿易與金融秩序。但長期精於算計的西方國家沒有料到：中國加入WTO之後不斷適應國際貿易規則、擴大貿易規模、提升產品競爭力、穩步構築雙邊與多邊貿易體系，在不到20年時間裏即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國以及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核心樞紐。

按照亞當·斯密和大衞·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的邏輯，全球經濟發展、投資貿易便利化以及金融穩定，特別需要中國這樣的國家發揮比較優勢，以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讓各國從共享中獲取利益。但在現在的不少西方政客看來，中國入世20年間，在經濟實力和全球貿易版圖中的地位提升都大大超出他們的預期與實際控制邊界。前些年，西方國家還動輒以“市場經濟地位”來鉗制中國經濟發展，但在中國近年來以高水平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一系列舉措出台之後，顯然這張牌不管用了。

二是以美國對華貿易霸凌為代表的“經濟脅迫”外交遭遇重大挫折後，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大打“經濟脅迫”牌形成對華經濟圍堵統一戰線，將本國治理失敗的禍水引向中國。美方在2018年單邊挑起對華經貿摩擦近兩年後與我方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這既是由於受到來自企業和市場等諸多方面的壓力，也是其面臨國內外政經形勢變化的結果。隨着中美經貿摩擦在過去幾年陷入膠着狀態，美方原先預估的“速戰速決”幻想宣告破滅。美方企圖通過關税戰迫使我方在核心關鍵利益乃至根本制度方面做出重大讓步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而一旦中美經貿關係持續惡化乃至發生體系性的全方位對抗，極有可能對全球政治、經濟以及金融體系造成海嘯式的衝擊。美國顯然沒有做好相關準備，於是選擇局部休歇或階段性妥協，並在戰術層面不時升高中美緊張關係，意圖通過“脱鈎”等來逼迫我方在重大核心利益上讓步，但這招對中國同樣不靈。

三是試圖通過妖魔化中國經濟形象來顛覆國際認知、轉移國際矛盾，實現以最小代價撬動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戰略意圖。世人不應忘卻，新冠疫情暴發之初，一些西方媒體大肆抹黑並放言，稱西方反華政客們沒能讓中國和西方“脱鈎”，大自然和病毒卻正在幫助實現這一目標。它們預言這將加速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產業鏈“脱鈎”進程，促使更多跨國公司重新思考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脆弱性，進而預測新冠疫情可能引發亞洲乃至全球範圍的產業鏈大洗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西方輿論的上述預言均告失敗。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中國發揮着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樞與穩定器的作用，才確保了全球經濟在遭遇疫情持續衝擊時還能保持相對穩定與韌性。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時代，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核心技術和重要產業佈局的掌控上。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各種衝擊已經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互信受損，在如此嚴峻形勢下，一些西方國家如果再無視本國治理的失當反而試圖把炒作中國“經濟脅迫”當作轉移國內矛盾的“靈丹妙藥”，那它們到頭來只會吞下自己種下的苦果。（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