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西方借思想殖民對外搞“柔性控制”
作者:田文林
近現代世界歷史幾乎是一部西方稱霸史。西方大國謀霸歷來是軍事擴張、經濟掠奪、意識形態滲透“三位一體”。軟的不行來硬的,硬的不行來軟的,意識形態滲透就是其中“軟的一手”。相比於武力征服和經濟控制,意識形態滲透隱蔽且威力強大。如果説軍事霸權目的是攫取他國領土、迫使他國屈從,經濟擴張是最大限度攫取他國資源和財富,思想滲透就是着眼於控制、摧毀非西方的價值觀,最終目的是通過文化滲透和價值觀輸出,摧毀、顛覆乃至替代對象國的信仰體系、價值標準和文化自信,推動這些國家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西方的意志與利益思考和行事。

思想領域,從來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尤其是在殖民主義瓦解的背景下,西方影響世界更多是藉助這樣的間接方式,這就使得思想殖民的塑造力和穿透性進一步凸顯。凱恩斯曾説過:“統治世界的不過就是這些思想。許多實幹家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卻往往已淪為某個過往經濟學家的奴隸。”更重要的是,這些特定的思想和觀念一旦外化為戰略和政策,將對具體國家的現實政治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
首先,詆譭對象國整體形象,為西方干涉和打壓提供輿論鋪墊。西方大國總是在想方設法動搖、削弱乃至顛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根基。一個突出例子是,西方媒體針對亞非拉國家的報道,總是集中於它們不穩定、犯罪和災難等陰暗面,對它們的積極一面甚少報道。在中東地區,那些不聽從西方國家號令的政府,經常成為西方媒體冷嘲熱諷的對象。20世紀50年代,為推翻摩薩台政府,美國輿論將摩薩台描繪成一個穿着睡衣在牀邊舉行會議、在公開會議上哭泣的人。而敍利亞的巴沙爾政府、伊拉克的薩達姆政府、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以及蘇丹的巴希爾政府,在“政權更迭”之前,就已成為西方媒體的攻擊目標。
其次,誤導對象國的發展戰略,使之依附於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在殖民時代終結後,西方控制發展中國家更加依賴於經濟控制。關鍵舉措之一就是,通過意識操縱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使之儘可能繼續依附於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由於西方國家已經實現工業化,它們亟需開闢更多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因此在對外宣傳上總是刻意渲染“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忽悠”發展中國家打開國門,用本國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交換西方國家的高附加值工業品。不同於歐洲擴張主義者以前傳播的思想觀念,當前西方對外思想殖民的重中之重,就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普世價值到處傳播。
美國許多知識精英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華盛頓共識”那套東西,如製造“市場萬能”神話,解除資本管制,國家信用靠國際金融機構評定,鼓勵進口依賴等等。在引導和塑造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過程中,以“西方中心論”為底色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發揮着重要卻不為人知的關鍵作用。學術研究表面上遠離政治,實則是塑造話語權、參與政治決策的強有力方式。西方國家的學術研究,尤其是涉及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在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複瑣碎的學術論證,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一條只能繼續同西方保持依附與被依附關係的發展道路。
第三,詆譭對象國信仰體系,誘導其盲目效仿和照搬西方模式。
“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變化,是影響思想、觀念和信仰的變化。”這是因為,信仰體系處於整個價值體系的上游位置,信仰決定理論,理論決定觀念,觀念決定行為。因此,一旦一個國家的信仰體系發生變化,便會使原有的審美觀念和道義觀念發生根本性轉變,原有價值體系將瓦解,這個國家很可能就會更易於按照他國指揮棒行事。
實施這一目標的具體舉措有很多,包括在現有價值體系中摻雜“雜質”,以達到破壞傳統文化根基的目的;謀求實現社會的“個人主義化”和“原子化”;宣揚“金錢萬能”;刺激民眾,特別是精英層的物質慾望,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價值觀念一旦遭到瓦解,一些民眾將不可避免陷入信仰危機和價值迷茫,知識精英也可能喪失理論辨別力,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西方思想的俘虜。
2011年的中東劇變,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正是在西方長期的思想滲透下,一些中東國家的精英沉迷於西式民主的理論與道路,他們既看不到諸多發展中國家盲從西式民主的失敗過往,也沒有充分考慮到自身國情和實際需要,毫不猶豫地將“西式民主”當成紓解國家困境的救命稻草。事實證明,正是這種“民主化轉型”,使相關國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