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成：從中華文明特性看傳統優秀文化的當代價值

作者：譚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4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考察時特別強調：“首都規劃務必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貫通曆史現狀未來，統籌人口資源環境，讓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永續利用、與現代化建設交相輝映。”2021年，北京中軸線申遺工作進入衝刺階段。以“中軸線”為核，保護傳統古城與文化的理念不斷被強化。這條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來城市東西對稱佈局建築物的對稱軸，宛如北京城的脊樑，連串着外城、內城、皇城和紫禁城，跨越時空，勾連古今。它不僅象徵中央權力，承載古代皇權追求中正、和諧、一統的理念，還體現着中華文化的亙古特色——天文與人文的對應。

中軸線上的天安門與地安門南北呼應，寓意天地平安、風調雨順；中軸線的中心是紫禁城，“紫”名自天象紫微垣，那裏被想象為天帝居所，皇帝號稱天子，皇宮就是人間的紫微垣；中軸的東西南北各矗立着日壇、月壇、天壇、地壇，分別是明清帝王在春分朝拜太陽神、秋分祭祀夜明神、冬至祭天祈谷、夏至祭祀“皇地祗神”場所。東南西北中、天地日月、春夏秋冬、天上人間，所有物象與人事都由“天”的邏輯與秩序來支配和呈現，昭示着中華文明特有的、連綿不絕的歷史思維和文化法則——人文化成。《周易·賁》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天之象，觀察日月星辰可知四時變遷，掌握節序作息，在“人文”造化中生成文明。中國古人在“人文化成”的理念下總結出整套“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繫辭》）的天人話語。

農業社會靠天吃飯，以天為尊，人類早期文明的農業革命都誕生在河流區域：古埃及文明於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於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河、中國文明於長江黃河。河流兩岸自然形成的沖積平原，肥沃的土壤能為發展農業提供優先條件。適者生存，古人想要更好生存下去必然尊天法地，尊崇自然，注重前人積累的農業經驗，增加生育繁殖，在分工協助中確保自身發展，建立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知識和文化體系。因此，天地相通、人神相連的觀念在各大古文明屢屢看到。比如在古埃及的古王國時代，國王被尊奉為“太陽神拉”。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國家時期，每個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每年舉行特別祭祀，國王向神請求借用土地。在蘇美爾，各邦國的統治者稱恩西（Ensi）或盧伽爾（Lugal），他們既是最高祭司，也是軍事統帥和國王。類似例子共同説明從文明起源開始，人類權力必須藉助天的權威與神聖性來構建，世界各國各民族關於天的信仰和神話不計其數。

但是，為何只有中華文明從起源至當下，強調天人之際“化”而得之？為何中華文明對天的信仰沒有形成神人二分？中華文明幾千年推崇的不是單一至上的神性世界，更不是唯一的、形象的至上神，而是推崇一統天下，文治武功的聖人文化。聖人匹天，順天道的帝王和有德君子都可成聖，在聖人的治理下，人文化成，文明璀璨。

從溝通天地、表達財富和建構權力方式來看，在農業革命背景下，中華版圖內的不同區域文明始終以不同玉器來表述王權、軍權與神權，促成了一定地域內“文化共同體”形成。農業革命促使新的經濟形式和人口迅速增長，社會不平等加劇，為適應更密集耕作和更多農作物分配，更為複雜的社會組織和權力方式應運產生。不斷成熟的官僚機制需要擴大貿易網絡，讓財富不斷聚集到上層統治者手中。同時，統治者必須製造、掠奪能象徵權力和財富之物，大如金字塔、塔廟、宮殿，小如珠寶、玉器。相比大型建築的權力表達模式，玉器精緻、便捷、可傳播、可複製。相比普通陶器，玉器精美不易得，象徵財富。相比珠寶，玉器能兼具觀察天文和祭祀法器功能。所以，那些象徵權力和儀式祭祀的大型建築無法被擴散，單一代表財富的等價物被掠奪後僅能被據為私有，普通的祭祀和觀天器物沒有審美價值。只有玉器——兼具財富功能、巫史祭祀、天象觀察功能，融王權象徵、軍權信物和審美性能為一體。它們不僅最有利於複製和傳播，也利於文化與信仰交流，並且最容易在地化，與當地文化重組新樣式，促使各區域的天地知識、器物符號和神靈信仰統一成為可能。

無論如何爭論中華文明起源標誌，考古學已然勾勒出中華農業革命與玉石崇拜現象，完全能夠證明史前多元區域如何發展為以中原禮樂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統過程。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再到二里頭時代，通過玉器達成天人相連的主題不曾改變。作為聖物的玉是天與王的通道，是象徵也是監督。由此，物與人、物與象、天與地、時間與方位都能相互化成、生生不息，形成中華文化主軸——尊天敬祖，強調禮樂文明的人文精神。

產生於西亞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埃及聖書字、中國黃河流域的漢字是公認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然而，楔形文字和埃及聖書字都早已於公元一世紀和五世紀前後退出歷史舞台，唯獨漢字持續傳承發展，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漢字的表意特徵與功能意義，與文字之前的器物思維互為一體，同樣是聖人匹天，表達王權和監督王權的工具和象徵。《易·繫辭》雲：“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尚書序》雲：“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在古人心目中，文字是聖人創世的結果，意義非同凡響。《説文解字·敍》雲：“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事”在《説文解字》中與“史”同部。“敍”與“事”兩字搭配最早出現在《周禮·春官·馮相氏》：“掌敍事之法，受訥訪，以詔王聽治”，強調遵行尊卑次序的行事法則，屬於政治行為。換言之，先秦文化強調“秩序”建構需要史官“敍事”完成，文字記事功能在於表徵天象與人間秩序的對應關係，史官記史的目的在於用文字的神聖性為王權服務，並監督王權。這套從“人文化成”而來“文以載道”觀念，深刻影響了中華文藝精神，至今不絕。

至東周禮崩樂壞，農業時代迎來鐵器推廣、生產力改善、文字向民間普及的大變革時代。天不變，但時人心目中的“道”，權力關係隨之調整和重塑，文獻記載中的族羣神話和感生神話在這個時期都有重組，體現在《詩經》《左傳》等經典中。至東漢末年佛教東傳、道教發展，各種釋道故事和神靈體系日益深入人心。作為聖物的玉及神聖功能隨着成熟宗教的普及而漸衰，被宗教性雕塑、壁畫、畫像、文學描寫淡化。然而，農耕文明的穩健發展以及玉器時代所鑄造的巫史傳統、天地觀念、時間意識、物象觀念、聖人崇拜等核心因子被不斷承傳。中華文明深受這些影響並表現為：一方面，在典籍和圖像敍事中的神、怪、鬼之上，還有“聖”或“物”的更高存在，聖與物之上還有“天”為終極對象。王者以德政匹天，王者有道就出現神物或瑞獸等正面形象；王者無道則對應妖、怪、異等負面形象，他們共同構成王制話語，成為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另一方面，作為對玉器時代用玉禮制的延續，以玉為核心，後代圍繞天地星辰及四方祭祀，用禮樂建制來鞏固王權，同樣構成王制話語，成為古文經學所倚重內容。經史之外的早期文本，同樣受“人文化成”的宇宙觀制約，各類文本以先民對自然與農事、自然與人之對應關係為背景，依託天人互動互感的文化法來敍事，表達作者所寄予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訴求，形成中國思想的各脈支流，也形塑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北京中軸線景觀。

很多早期文明都因其地緣生態或政治因素，突然崛起和瞬間瓦解，但中華文明始終擁有一套不斷成熟的、用以尊天觀象、祭祀和鞏固權力的歷史話語。這套話語體現為從器物到文字，從制度到經典、從祭祀到景觀，在“人文化成”觀念的主導下生生不息，構成中華文明的鮮明特性。再回到公元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掠，病痛、戰爭、天災、環境污染、能源耗盡等等不斷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存發展。同時，一個來自科幻小説《雪崩》的名詞——Meta（“元宇宙”），隨着美國最著名社交網站Facebook改名Meta，成為現象級概念。“元宇宙”的風行表達着時人對科技未來的美好願景。更重要的是，它還提示着世人：由互聯網、資本、大數據和虛擬世界所主導的現代社會，人的主體性、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將何去何從？

當前，人類文明正處於媒介變革的重要轉折期，這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是對人與自然關係挑戰。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要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各種矛盾必須依靠文化的薰陶、教化、激勵作用。不妨説，“化解”之管鑰就在於對“人文化成”精神的承傳。作為最延綿持續、最有表現力和影響力的傳統思想，“人文化成”觀念值得我們繼續深耕細挖，多維闡釋。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