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2022，避免重蹈97金融危機覆轍

臨近年底，全世界都在擔憂2022年的全球滯脹前景，歐美金融市場更是擔憂資產價格重蹈上世紀70年代的“股債雙殺”。這種似曾相識的格局，不禁讓人想起那個時代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的一句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半個世紀過去，當世界再次被美國和美元“無節操”綁架，最大潛在金融風險依然存在於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

土耳其無疑是率先爆雷的。昨天的消息是，土耳其基準股指下跌7.1%，再度觸發熔斷。過去一個月，土耳其經歷了典型的新興市場“匯率、利率、股市”的三殺過程：先是持續高漲的通貨膨脹導致百姓生活困苦、貨幣大幅度貶值；然後，匯率貶值進一步推升通貨膨脹、導致政府融資成本上升、債市下跌；最後，匯率和利率崩盤導致股市熔斷、股票大跌、財富蒸發。土耳其貨幣3個月內兑美元幾乎貶值一半，11月的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到21.31%。考慮到執拗的土耳其央行仍然將中期通脹目標維持在5%，土耳其的金融市場似乎看不到什麼曙光。全球擔心的是，土耳其的“股債匯三殺”是個例，還是會蔓延到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畢竟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G20國家，也都面臨着後疫情時代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首先，説説土耳其的特殊性。土耳其是一個既開放又封閉的特殊經濟體：一方面，它的經濟中心伊斯坦布爾是一個“全球化”上千年的歷史名城、地緣位置極為重要，美國、歐盟、俄羅斯、中東石油美元都在伊斯坦布爾持有大量金融和實體經濟資產，造成土耳其股市債市對國際資本流動可謂是異常敏感；另一方面，以政治中心安卡拉為代表的小亞細亞腹地，卻是欠開放、欠發達、欠工業化的廣大內陸地區，經濟基礎完全不同於伊斯坦布爾，對國際金融市場並不敏感。

典型的經濟二元結構，造成土耳其經濟非常容易受到國際經濟週期的影響，但又侷限於國家實力、糾結於國內欠發達地區訴求，無法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應對。為了突破這種瓶頸，土耳其在二戰後不是埋頭搞建設，而是多次在地緣政治上切換陣營，以謀求歐盟、蘇聯、中東石油美元的支持，這幾年還想依靠宗教治理和所謂突厥國家聯盟，當然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在經濟領域愈發艱難。這一次由於新冠疫情引發的全面經濟危機，也是土耳其多年“政策躁動”積累所致。

其次，再説説土耳其的典型性，也就是新興經濟體在美元加息週期的常規風險。包括土耳其在內，很多G20國家包括巴西、俄羅斯、墨西哥，目前都面臨超過10%、甚至是15%的通貨膨脹風險，美國的11月通貨膨脹率也達到破紀錄的6.8%，這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大宗商品上漲、產業鏈和物流不暢所致，美國“無節操”地發行貨幣和財政赤字，則加劇本國和全球很多國家貨幣貶值速度，讓全球窮人的生活水平顯著下降。

從經濟週期角度，新興市場國家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劇本：美國國內通貨膨脹高企、美國被迫加息、全球資本風險偏好下降、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新興經濟國家資本外逃、貨幣貶值、債市崩盤、股市崩盤、陷入惡性循環、失業率高企、經濟崩潰。其根源當然還是美元——美元雖然是美國的貨幣，卻是全世界的問題，特別是全世界窮人的問題。

很多資深投資者依然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心有餘悸。當時，美國連續加息、資本回流，泰國、印尼的“股債匯三殺”迅速蔓延，東南亞各國失業率奇高、民生凋敝。要不是有內地的強力支持，就連香港也會陷入非理性的金融資產價格暴跌。

1997年之後數年，為了擺脱鉅額外債的金融困境，東南亞很多國家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整改，經濟政策靈活性嚴重喪失，發展節奏至今未能徹底走出陰影。反觀美國，也沒有逃脱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金融市場長期低迷，這也是目前美聯儲遲遲不肯加息的重要原因。當然，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危機，窮人的財富並沒有憑空蒸發，包括索羅斯在內的金融投機客從中賺了大錢，要不是被中國內地阻擊在香港，他們的氣焰還會更加囂張。

展望2022年的全球經濟，各方都在為避免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做着努力，中國也應該提高警惕、積極應對索羅斯們再次煽風點火。很多面臨通貨膨脹、資本外逃風險的新興市場國家，都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潛在夥伴，值得我們從長遠利益角度盡力協助它們走出困境。另一方面，美國被迫加息會造成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加上美國國內政治氛圍越發極端，中概股的融資環境必然惡化，中國科創型企業融資路徑變窄，或不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為此，2022年的中國經濟政策必然更加重視資本市場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踐行“科技+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貫徹註冊制、科創板等手段提升A股的科技含量，用多層次資本市場服務科創型企業的全生命週期。同時，應高度關注全球金融動盪對香港資本市場的衝擊，優質的中概股迴歸香港，既是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也是對香港資金的深度考驗。為此，我們不妨解放思想、深化滬港通和深港通資金通道，讓更多中國投資機構到香港參與港股交易，這不僅有利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也將是中國本土券商和基金走向國際市場的難得機遇。（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