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才潛心基礎研究，還有哪些難題待解
上海師範大學資源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在進行“光催化貴金屬溶解”技術實驗。
在重慶一家科研創新實驗室內，工作人員在掃描分析樣品中的雜質含量。
廣東省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觀察海珠斯螢葉甲標本。
夜幕下的“中國天眼”一景。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開關，是一切科學技術的源頭。這些年，“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隨着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我國科技在部分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一些領域甚至率先進入“無人區”，這對我國基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實現高質量基礎科學研究的突破，人才是關鍵。現實之中，由於基礎研究週期長、不確定因素多、出成果較慢、成果轉化難等原因，基礎研究人才的培養成效、實際貢獻如何評價與檢驗，成為困擾人們的一大難題。
在“破四唯”背景下，讓人才靜心搞研究，還有哪些難題待解？尤其是考核、評價與激勵機制，該走向何方？
基礎研究的魅力，在於不確定背後的無限可能
數日前，南開大學物理科學學院教授潘雷霆剛剛接受了學校人才計劃的中期考核。在考核中，發表多少文章、完成多少項目、帶了多少學生、學科建設有何創新、社會服務有何貢獻……一系列指標涵蓋科研成果、教學效果、社會服務等方方面面，不可謂不全面。
“現在全國都在強調‘破四唯’，各單位都在擬訂新的評價辦法，總體導向是評價更加綜合立體。”潘雷霆説，“但在實際操作中，一些量化指標很直觀，評判起來沒有爭議；而另一些非量化指標相對模糊，評判起來就很困難。”
比如，對學校學科建設的貢獻。“學者出去作報告，算不算貢獻？貢獻程度多大？拿什麼衡量？”在潘雷霆看來，這些都是目前尚未明晰的地方。
“其實，相比應用型、工程型研究，基礎研究尤其是理論型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形式之一就是論文。”清華大學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傳毅開門見山，“因此，評價機制改革要求‘不唯論文’，反對的並不是‘論文’，而是‘唯’。”
王傳毅一直從事“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研究、教師科研評價研究，他感到，這些年來，國家對基礎研究越來越重視，投入比重也越來越大。但儘管大家對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已有共識，可要想吸引更多人真正投身於此，還是不容易。基礎研究成果難評價、科研人員激勵不足，是公認的“老大難”問題。
除了很多研究本身的成效難以用指標衡量以外，一種評價機制科學有效與否，還與該學科的特點密切相關。
不確定性，是伴隨基礎研究的一個關鍵詞。不是每一個研究設想都絕對正確、每一次實驗都一定成功、每一個細微研究方向都會有產出。潘雷霆已經記不清楚，自己和團隊在大大小小的實驗中遇到過多少曲折。
“很多應用型研究目標導向非常明確，而基礎研究往往不是這樣。因此要做頂層設計是很難的。”但在潘雷霆心中，基礎研究的最大魅力，也恰恰在於這種不確定背後的無限可能。
“很多顛覆性、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不經意間產生的。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故事就是最鮮活的例子。因此，用一套框定的考核評價機制來‘引導’我們的研究，這是否合適呢？”潘雷霆説。
科研的苦勞與功勞，究竟如何衡量
湖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教授王雙印始終記得多年前的一次經歷。那時，他在美國做博士後，美國能源部在驗收他導師的一個項目時，除成果外，還特別看重通過該項目培養了多少學生，學生的培養質量如何。
這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基礎研究項目應該重在過程，結果應當是順其自然的。”他認為，尤其是一些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往往有着相當程度的失敗風險。有的時候，即使失敗了，在研究過程中也鍛鍊了學生開展原創性研究的能力，提升了科研素養。
王雙印自己也有過這種經驗。“一次實驗沒有按之前的設想獲得成功，卻意外地開拓了一個新的視角。學生們沿着這個方向，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驚喜和收穫。”
不是每一次科研都如此幸運。“實際上，在培養一個基礎研究人才的過程中，三年、五年不出成果，都是很正常的。”王傳毅坦言。
他也觀察到，在當前的評價機制下，學術圈確實存在一味追逐熱點、依靠“短平快”出成果的現象。“做熱門研究，一方面發表論文更容易，另一方面，從事的人多，成果被引用的概率也就更大。後果是湧現出大量既缺乏原始創新又不能滿足國家需求的高影響因子文章。”
與此同時，那些很難快速或直接產出成果的“冷門”領域，雖然藴含着最具顛覆意義的創新可能，但研究者卻往往知難而退。
面對這樣的局面，基礎研究中的“苦勞”與“功勞”，該如何衡量？
“也有很多科學工作者非常負責地對待學術研究，一方面正在做有固定時限、能按期出成果的項目，一方面也為自己長線的學術生涯不停地做積累。”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劉筱敏認為，基礎科研呼喚更多“長短結合”的評價機制和評價體系。
王雙印的感受是，基礎研究中的“苦勞”，更多是“強調原創”，“是否觀測到新的現象，揭示現象的本質，開發新方法探究本質，指導應用研究”。相應地，評價機制也應該向這一方面靠近。
“基礎研究不宜盲目追求熱點，即便是熱點方向，也需要冷門視角。”秉持這一理念，王雙印和團隊開拓了電催化劑缺陷化學的研究視野，開展了“認識缺陷—構築缺陷—利用缺陷”三個層次的系列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容錯機制，一件考驗智慧與膽識的事
“讀博士的時間一般是5年。看起來不短，實際上真的不長。”一位帶着10個學生的“雙一流”大學教授對記者掰着手指細數，“第一年學習基礎知識，第二、三年進實驗室開始做研究，第四、五年就要考慮畢業了。研究不順利的話，還可能延遲畢業。你還敢讓他從事那些‘沒譜’但具有探索性的研究嗎？”
這是基礎研究者普遍面對的難題，被不少導師笑稱為“不僅是考學生，也是考老師”。為了讓學生順利畢業，不少導師會因人制宜、精心統籌：讓一些有畢業壓力的學生從事“短平快”研究，另一些則去研究更具挑戰性的“大難題”。
前幾年，各高校博士畢業要求水漲船高。而近幾年，隨着破“五唯”呼聲漸強，國內許多高校逐步放寬了博士畢業要求，讓不少人鬆了口氣。但另一種普遍的聲音是，一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容錯機制，太必要了。
2018年1月，《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建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容錯機制，鼓勵科研人員大膽探索、挑戰未知”。
“直至目前，考核評價體系中容錯機制仍然非常難實現。”多位專家學者在採訪中表示。
“這件事非常考驗管理者的智慧、膽識與格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高迎爽説。
現實情況是，在對科技創新主體容錯或問責進行具體認定時，關於哪些錯能夠容、哪些錯不能容，還缺乏明確的界定標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所容之“錯”的科學界定還存在着不小的難度。
其次，由於基礎研究的長期性、探索性、專業性和前沿性等特點，在協調推進科技創新容錯與加強科技創新管理的過程中，非專業人士很難實現對科技創新主體全部活動的全方位跟蹤評判。
“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持續探索。”高迎爽介紹，因為疫情原因，很多涉及廣泛田野調查的項目都被迫按下了“暫停鍵”，但大部分學校和科研院所都會依據實際情況，力求對項目進行客觀而科學的考核。
不論怎麼考核，都是要讓人潛心科研
中央明確提出培育和選拔人才不能唯“帽子”、唯論文，這很重要，但也不易做到。大量無序競爭不但造成了科研經費的浪費，也阻礙了科研人才的健康成長。
“現實情況是，有沒有‘帽子’，實際待遇相差太大了。”一位國內某知名科研院所副院長向記者坦言。他見過很多人拿到“帽子”後再無學術突破、安心養老，也見過不少人因為沒有在一定年限內拿到“帽子”而灰心喪氣，進入“混日子”狀態。
此外，一項基礎研究人才調查的數據顯示，68.9%的科研人員表示“會議、學習、行政等雜事過多，擠佔了我的科研時間”，其中24.1%的人表示“非常同意”。還有很多科研人員認為，自己花費在項目申請、中期檢查、結題等科研管理工作，以及項目經費報銷上的時間較多。
要打造一支痴迷科學、心無旁騖的青年學者隊伍，就需要創造一個無憂無慮的科研環境，釋放和催生更多更強的創造力。在採訪中，專家學者們發出這樣的呼籲——
“我們始終嚮往一個容納自由探索的天地。”王雙印説。
“我們應當明確，考核、評價與激勵機制説到底是為科研人員服務，而非機械死板地管理科研人員。”高迎爽説。
“我們要尊重基礎研究的自身規律，從政策導向上構建更加系統、包容、靈活、有彈性的組織方式。”潘雷霆説。
“科學合理的考評是需要的，但我們不能被所謂的‘考評’牽着走，而是要讓基礎研究人才依託自身興趣、面向國家重大發展需求，去探索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王傳毅説。
“我們要鼓勵更多人才，讓基礎研究為國際合作交流打開一扇大門，讓我們的科研產出引領全球，為人類發展作貢獻。”劉筱敏説。
（本報記者 劉 夢 項目團隊：本報記者 劉夢、楊颯、崔興毅、晉浩天、陳鵬）
（本版照片均為新華社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