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將為屢次打壓中企付出代價

印度的所得税部門上週對部分中資企業進行突擊搜查，聲稱這些企業存在偷税漏税問題。這不是印度税務部門第一次以“偷税漏税”為藉口對中國企業下手，印度政府11月底就對新德里、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中國實體控制的”公司進行搜查。除了税務藉口外，印度還以“安全”“詐騙”等理由針對中國企業，例如印度中央犯罪部門上個月突擊了“藉助APP提供非法貸款的中國公司”。此外，印度的民間企業也摻和進來，例如15日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向財政部“舉報”電子商務企業Shopee，聲稱它是一家試圖通過偽裝規避印度直接投資管理政策的中國企業。

這些針對中國企業的“獵巫”行為，是在2021年中印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的背景下發生的。對華貿易增長反映印度市場的需求，而對中企的刻意打壓則源自印度政治上的需求。對於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來説，平衡這兩種需求的關鍵在於如何將中國“打造”為一個“可控的外部敵人”。所謂的“可控”，就是印度政府必須讓其國內民眾相信中國充滿惡意，正在傷害印度的國家利益，以此凸顯印度政府“捍衞者”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又需要避免因為這樣的行為而真的招致現實利益的巨大損害，目前的印度還無法負擔這樣做的成本。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印度對華政策中的許多矛盾之處都可以得到解釋，包括這一次的“税務突襲”。新德里亟須告訴國民，中國在經濟上一直“不誠實”地榨取印度的財富，同時它又需要謹慎選擇煽動這種情緒的對象。在貿易方面，去年印度試圖“抵制”中國商品，結果反而讓本土廠商和消費者吃了不少苦頭，這讓新德里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除了中國，目前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經濟體能夠真正滿足印度疫情後經濟復甦產生的巨大需求，儘管它正試圖通過分散供應鏈和本土生產與中國“脱鈎”，但這些手段無法立竿見影。假如印度在目前這個階段引發對華貿易爭端，只會傷害到自己。正因如此，儘管2021年前11個月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同比增長53.49%，達到615.47億美元，但印度甚至沒有如以往那樣發出太多抱怨和鼓譟。

然而，另一方面，相對於體量巨大、攸關印度經濟命脈的中印貿易而言，中國只是印度直接投資的第十九大來源國，中資企業在印度市場上分量有限，新德里因此預判，對其進行打壓，並不會對印度經濟造成任何重大損失，也不會引發激烈反彈。中國投資和中國企業因此成為它“隨時可以打擊的對象”。今年3月在中印關係出現一定程度緩和時，印度官方指示可以“有選擇地考慮中國的投資”；而在目前中印邊境談判陷入僵局時，印度政府又風向一轉，通過“税務突襲”等行動發出中企“偷税漏税”“詐騙”“偷竊利潤”等信息。如此一來，中國“狡猾敵人”和印度“受害者”的形象再次得到加強，印度政府“捍衞者”的形象也被加強。

因此，可以説，印度對中企發動“突襲”既“理性”又“不理性”。它的出發點是短期政治考量，非常不理性，但執行手段卻很“理性”：檢查“偷税漏税”是“合法合規”的理由，若是中方提出抗議，它可以辯解説，這是沒有政治動機的正常行為。它選擇的對象也很“理性”：小米、OPPO和一加等企業，在印度手機市場根基深厚且本地化程度高，不太可能會為了一兩次打擊就立即放棄和撤離印度市場；與此同時，這些企業與在印其他外資企業存在競爭關係，因此這樣的行為只會被視作對中國企業的“定點打擊”，不會被理解為印度對外資企業的敵意，也和印度目前試圖吸引更多外來投資的政策取向沒有牴觸和矛盾。

對印度政府而言，對中資企業的打擊成本低廉卻收穫巨大，相關政策還可以根據中印關係的起伏隨時進行調整，可以想見，中資企業成為這類行為的犧牲品絕不會是最後一次。印度之所以能夠反覆挑釁和試探，正是因為它截至目前還未因此類行為付出過真正的代價。但是，這個現狀或許應該有所改變了。（作者楊怡爽是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