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風險社會考驗着各國治理體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發和不斷反覆，凸顯風險的內生性、流動性、持續性、連鎖性等特徵，生動並殘酷地印證風險社會是一種全球性存在。新冠肺炎病毒，作為一種不斷變異的高度不確定性，衝擊着以國家為中心構建起來的現代治理體系，現代治理體系的每一塊組合都有其弱點短板，任何一個國家都難獨善其身。因此，在全球範圍，不斷出現局部疫情超出當地防控資源和能力，引發治理超載，進而治理失效的現象。

縱覽各國的治理失效案例，可以發現，有五種不同導致失效的機制。

*第一種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組織化是現代社會應對風險的基本方式，為了應對不同的風險，成立不同的組織、機構，並劃定相應的管轄範圍，明確具體的責任。然而，組織、機構成立得越來越多，相互區隔、各自為政的現象就越容易產生。面對越來越多來源不明、流動性極強的風險，這些管轄範圍明確、各自負責的組織不僅無法獨立應對，而且難以形成有效的合作，甚至有的組織還會以強化“責任”的方式，儘可能地將風險推卸給其他組織或個人。

*第二種是首要治理者的“甩鍋”傾向。*風險是普遍性的，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機構的領導人則是應對風險的首要擔當者，因為他可以利用組織的力量動員、整合治理資源，領導集體行動。遺憾的是，我們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看到的卻是各種形式的“甩鍋”。一些政治家為了獲得選票，相互攻訐，國家領導人為了樹立自己的“正確”形象，信口開河，力圖從中獲得個人政治上的最大收益，置全國乃至國際上的疫情合作於不顧，把疫情發生、蔓延的責任推卸給地方、專業部門、媒體，甚至是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

*第三種是假消息氾濫。*重大風險來臨，必然引發社會性恐慌，關於風險來源、發展、應對的各種假消息滿天飛，既造成恐慌的升級，引發更多的行為失序，也會嚴重影響治理措施的有效實施。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關於新冠病毒的來源有多種假消息，有的甚至將其歸因於5G設施，在英美等國出現破壞5G基站的瘋狂舉動。互聯網為假消息的泛濫提供了更便利的條件，局部的恐慌也迅速引發更大範圍的假消息，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第四種是社會信任的瓦解。*一旦組織失效、領導人卸責，那麼社會羣體之間的既有矛盾，就會在恐慌中被進一步放大，一些感染個體受到歧視，社區內部出現相互猜疑，個別弱勢羣體受到衝擊，社會關係產生撕裂。這不僅削弱疫情防控中社會自組織的能力，而且造成不同社羣之間的隔閡對抗。在美國等國家，疫情加劇了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少數族裔的社會處境惡化，並時常受到白人各種形式的指責和攻擊。在國際方面，國家間的信任關係遭受重大挫傷。美國不僅惡意攻擊包括中國在內國家的疫苗援助，而且公開指責承擔協調國際合作的世界衞生組織，這造成疫情防控無法達成有效的國際合作，並嚴重遲滯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第五種是個人非理性的“自救”行為。每個個體都會暴露在風險之中，當他們無法從國家、組織、社會夥伴那裏獲得有效回應、有力支持時，他們就會尋求自救。他們對於風險的知識越不足，信息越偏頗，採取的行為就會越非理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各國都出現各種非理性的“自救”行為，比如用高度烈酒、消毒水，乃至各種迷信手段來防治新冠病毒，造成多種衍生悲劇。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為非理性“自救”行為的擴散、相互效仿提供了條件。這些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了假消息的泛濫和社會信任的挫折。

這五種機制並不是單獨發生的，而是相互疊加、相互誘發並得到強化。這也是風險治理與災難治理的根本性差異。面對彌散性的風險，要實現有效治理，應該更強調團結和共同體意識，使風險社會中的每個主體，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國家不僅要有能力保護自己，更要有意識維護他人，從而構建起“共存-共擔”的風險治理網絡，在更大共同體的安全中求得自我的長久安全。這是風險社會有效治理的基本邏輯，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斷凸顯的教訓。（作者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