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別讓地緣衝突帶偏亞洲區域合作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於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這必將給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帶來新動力。早在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將擴張觸角伸到亞洲之時，亞洲國家攜手推翻殖民統治進而實現獨立、自主、繁榮的願望就產生了。但時至今日，亞洲區域合作仍是一個有待充實的願景。

有利因素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域內需求增長較快，亞洲貿易50%留在區內，直接投資50%留在區內，顯示亞洲經濟正部分擺脱對美歐市場的不對稱依賴。從資源條件看，東亞和南亞製造中心、消費市場與中西亞能源供應中心形成天然互補。從機制建設看，經濟全球化在美歐遭遇強逆流，亞洲區域合作乘勢而起。全球最新最大區域合作安排，高標準的CPTTP和包容性強的RCEP均圍繞亞洲（特別是東亞）展開佈局，必將推動區域合作形成新高潮，同時有助於緩和地緣矛盾。

也有不利因素。區內大國存在主導權之爭，政治互信嚴重不足。歷史恩怨牽動民族感情，影響民心互通。海洋權益爭端、領土糾紛則是阻礙深度合作的另一頑疾。這些矛盾可大可小，但近來愈演愈烈，背後又與美國地緣戰略調整息息相關。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東昇西降”日益明顯，引起美國強烈不安。美國一方面希望搭上亞洲增長快車，一方面又希望在經濟、政治、安全等各方面繼續主導亞洲，使其發展符合美國利益，有利於其維持全球地位。美國聲稱在亞洲的使命是維護穩定、促進繁榮，但無論“亞太再平衡”還是“印太戰略”，均缺乏推進地區合作、促進經濟一體化的明確方案，相反卻充滿對沖中國的戰略圖謀與安排。美國提出過“亞洲自由貿易區”（FTAAP）但缺乏推動熱情，美國曾積極創建TPP但最終放棄。當前，面對CPTTP和RCEP帶來的合作勢頭，拜登政府又在醖釀推出“印太經濟框架”，美國“重起爐灶”可能帶來新一輪經濟秩序重組，對區內正在推進的合作安排形成干擾。

美國正以製造矛盾、激化爭端的方式介入地區事務。其中包括違背尼克松總統以來歷屆政府承諾的一中原則，提質擴量對台軍售，提升美台官方交往水平；改變在海洋權益爭端上保持中立的立場，挑動相關國家向中國發難；加強針對中國的所謂“自由航行”行動，攪亂相關方達成南海行為準則進程；企圖以渲染“中國威脅”拉攏區域國家選邊站隊，實質是希望區域國家犧牲現實利益，幫助美國完善遏制中國的全球戰略。如果美國的戰略奏效，亞洲可能回到殖民時期分裂、分散狀態，淪為美歐經濟政治附庸。

亞洲成為全球地緣博弈主戰場，區域國家“安全求美國、經濟靠中國、政治要自主”三要素之間衝突越來越大。誠然如此，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合作勢頭仍然強勁，其方向和路徑探索為當代地區合作與治理提供有益啓迪。

一是區域合作不必須有地緣假想敵作為動力。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初衷是通過區域合作防止再度發生戰爭，亞洲區域合作的初衷則是應對域外金融危機蔓延效應。歐洲一體化排除蘇東集團，並且利用蘇東“威脅”促進西歐融合。冷戰後一體化納入東歐，但仍排斥俄羅斯。北約和歐盟擴張又刺激俄強烈反應，而面對俄國“威脅”，歐洲又不得不在軍事、安全上依賴美國，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道路變得異常複雜艱難，也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冷戰後，美歐主導下的歐洲陷入新的混亂，爆發科索沃戰爭、俄格衝突和東烏克蘭戰爭。反觀亞洲，一旦擺脱外來控制，迅速實現和平並轉入發展快車道。冷戰後30年經驗證明，亞洲合作不需要有一個政治、安全與軍事上的假想敵。沒有外來地緣衝突的誘導逼迫，亞洲完全有能力維護和平與穩定，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繁榮。

二是區域合作不必然由大國主導。長久以來，全球大國博弈亞洲，區域大國爭奪主導，嚴重影響區域合作，中日韓自貿區等區域一體化安排找不到明確方向。倒是東盟10個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成功化解舊時恩怨，不但展示歷經考驗的團結，還以開放包容姿態接納大國開展合作，成為引領地區合作的中心力量。無論“10+1”“10+3”還是“10+N”，這個“10”都是確保合作成功的第一塊基石。這與歐洲一體化由法德主導截然不同，體現亞洲文化的靈活性，“小馬拉大車”模式為大國競爭下的國際政治合作提供啓迪。

三是區域合作不必須有“硬約束”為保障。歐盟的合作模式包含比較完善的制度建設，聯盟層面集中了各成員國主權讓渡的部分法律、行政、民意代表職能，對成員國具有較強約束力和強制力。東盟的運作則依據條約和規章，落實合作責任主要依靠成員自我約束。“硬約束”的好處是一體化程度高，“軟約束”則有利於包容不同國情不同發展水平的成員參與，更適合亞洲多樣化現實。

面向未來，亞洲區域合作要想走向深入、走出一條光明大道，仍需應對好域內外大國日趨激烈的競爭態勢。

在此過程中，中美可互不否認對方在區域內的重要地位，尋求推動區域合作的共同認知、理念與實踐路徑。美國需糾正一大誤區，即認為政治安全捆綁可以迫使、誘使地區國家“背中向美”，配合美國的經濟遏制。“所謂戰略，就是目標和能力的平衡。”而美國目前恰恰面對目標與能力之間的明顯落差。美國試圖在供應鏈替代、關鍵技術研發、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違背資源高效配置的規律，這將推高美國經濟活動整體成本，與通脹上升週期疊加，打擊美競爭力。“印太戰略”缺乏經濟資源支撐，亞洲對美安全依賴也導致更大安全支出，損耗經濟收益。美國積極推動TPP後又放棄，顯示其內外經濟需求出現巨大矛盾。

美國傳統同盟體系功能退化，迫使其轉而尋求“盟外盟”，比如美日印澳“四方機制，以及“盟中盟”，比如美英澳AUKUS協定，並藉以重新甄別鐵桿。但日本、澳大利亞與中國同是RCEP成員，印度與中國同是上合、金磚成員，亞太區域合作呈現明顯的多維度、多面向特點，這與美國對純粹同盟的追求相悖。只要中國堅持開放，維護世界經貿多邊體制，繼續融入並推動區域合作和經濟全球化，美國就難以付出足夠使盟友追隨的“經濟對價”，“亞洲世紀”的到來就無可阻擋。美國的真正利益，實際上來自與中國等開展建設性合作。美國越早認識到這一點，越對各方有利。（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