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收入分配製度 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

作者：何德旭（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遠景目標提出。為加快推進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進一步對共同富裕作出全面而具體的部署。剛剛結束的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推進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因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優化收入分配製度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併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

優化收入分配製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從中可以看出，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完善初次分配製度，提高分配效率。初次分配是生產要素根據其在生產中的貢獻度取得報酬、參與分配的過程，這一過程通過市場完成。生產要素跨區域、跨行業、跨所有制暢通無阻地流動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各項要素獲得平均報酬率的最有效途徑。例如，當勞動要素相對於資本要素豐裕時，短期內單位勞動獲得的報酬低於單位資本獲得的報酬，市場很快反映出資本的稀缺性，並通過市場機制促進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隨着市場對勞動的需求增加從而推高勞動報酬，最終單位勞動和單位資本獲得相同的報酬。反之亦然。因此，完善市場體系，提高初次分配的效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後阻礙了初次分配效率的提升，包括：勞動力市場改革滯後，城鄉二元户籍制度引起與之關聯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公共服務的較大差異，導致勞動力縱向流動障礙、同工不同酬現象的出現；金融市場改革不到位，金融供給側居民投資渠道少從而儲蓄率高，導致長期存款利率低於通貨膨脹率，金融需求側不同規模市場主體獲得資金的成本和難易程度差異較大，這些都加劇了金融收益的分化；城市建設用地在徵收和出讓環節市場化程度不同、城鄉土地市場不統一等也導致居民財富差距拉大。

加大二次分配的調節力度。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場調節的作用，解決的是分配的效率問題，但僅依賴市場調節仍難以實現共同富裕，有時甚至會加大貧富差距，因為市場並不總是有效，比如壟斷就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雖然壟斷在很多情況下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壟斷髮展到一定程度會損害市場效率並影響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壟斷者會憑藉強大的市場佔有率通過掠奪性定價、不正當競爭等排擠中小企業，導致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大企業集中；壟斷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形成買方壟斷，會壓低勞動所得；壟斷企業通過壟斷勢力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定價從消費者手中獲得更多剩餘，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二次分配調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過加強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社會性支出的均等性，不僅可以在短期有效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從長期來看，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助於減少人力資本積累和未來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從而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鼓勵與擴充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企業和個人在自願基礎上以捐贈形式實現的收入轉移。雖然第三次分配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起到補充作用，但必須重視其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其中自我實現需求是人們達到富裕階段以後的需求，包括道德、創造力等內容，捐贈等慈善公益行為正是人們在道德和公平方面的自我實現。發揮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積極作用，一是培育樂善好施的社會風氣，釋放企業和中高收入人羣參與慈善公益事業的需求，讓慈善捐助成為個人自我價值實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推動第三次分配與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政策相互銜接與配合，通過制定合理累進的遺產税、房產税、所得税、利得税或者對捐贈財物給予税收減免，來提高企業和中高收入人羣的捐贈意願。

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同時提出了“鼓勵勤勞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保護合法收入”的具體原則，其中的部分表述在黨的許多重要文件和會議中曾分別出現。這些要求相互銜接，體現了市場與政府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應發揮的重要作用。

勤勞致富是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的基礎性原則。市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性調節手段，這決定了勤勞致富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原則。構建“橄欖型分配結構”，表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仍需區分出收入差距，這種區分主要依靠市場來完成，因為各類勞動者在技能、學歷、年齡、偏好等方面存在差異，有效的勞動力市場會識別和區分出這些差異。從微觀主體看，無論從事什麼行業，勞動者通過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獲得報酬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是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的正向激勵，有效的市場通過報酬高低體現出勞動力的異質性，因此勤勞致富原則又是勞動力市場效率的表現，體現的是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從宏觀看，勤勞致富就是物盡其用、人盡其才，鼓勵各類生產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使宏觀經濟長期處於充分就業和潛在經濟增長水平。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是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的關鍵。首先，中等收入羣體是支撐社會消費需求的中堅力量。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所佔的比重最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表明，雖然低收入羣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但由於其收入過低，無法支撐宏觀消費的增長，而高收入羣體雖收入很高但其邊際消費傾向很低，也不能支撐宏觀消費的持續增長。中等收入羣體既有消費意願又有支付能力，能夠形成社會有效需求拉動宏觀經濟實現持續增長。其次，龐大的中等收入羣體能夠為社會提供大規模高質量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實現創新發展。單個人力資本創新成功的概率很低且不確定性很大，但在宏觀層面，在進行了大量高質量人力資本投資後，整體上成功的比例將會提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大部分低收入者及其所在家庭難以負擔長期的高質量人力資本投資，少數富裕羣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又難以保證創新活動對人力資本規模的基數要求。所以，提升國家層面的創新能力需要解決數量巨大的勞動者如何進行長期人力資本投資的問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案。

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防止兩極分化的必要舉措。庫茲涅茨曲線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收入分配差距會隨經濟增長而逐漸擴大，當經濟發展到某一較高水平後，收入分配差距又會隨經濟增長逐漸縮小。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表明庫茲涅茨曲線後半段呈現的過程並不是自然發生的，最為著名的研究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21世紀資本論》中給出的。他通過研究比庫茲涅茨更長的歷史階段發現，長期中資本的收益率始終高於勞動的收益率，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如果不對收入分配進行干預，收入差距將會持續擴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而改變這一現象的主要手段是完善政府主導的再分配政策。因此，為防止兩極分化並加快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應合理使用遺產税、房產税、資本利得税、個人所得税、公共支出等再分配政策工具，通過調整和完善再分配製度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是宏觀經濟保持良好運轉的重要支撐，如果社會大部分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會造成宏觀經濟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過低，儲蓄最終轉化為投資，過高的投資與過低的消費無法匹配，最終導致產能過剩、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有助於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佔比，目前我國低收入羣體佔總人口比重超過70%，而中等收入羣體只佔總人口的27%左右，增加低收入羣體的收入，使更多低收入羣體轉變為中等收入羣體，有利於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

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是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的重要保障。共同富裕的實現首先依賴於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必須有完善的法治體系作為保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的法律體系，一是可以明確、保護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比如完善數據產權、知識產權等法律體系；二是可以明確和規範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阻斷和破除套利、尋租行為，消除灰色地帶，確保取締非法收入有法可依；三是可以促進更多資源投入國家鼓勵的行業中去，有助於形成既有利於創新又有利於減少行業收入差距、增加社會總福利的市場結構。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也是鼓勵勤勞致富的有力支撐。若經濟社會的合法收入無法得到保障、非法收入不予取締，誠實勞動者的積極性會受到損害，不但不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結構，還會影響經濟長期向好發展。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2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