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增設侵犯隱私罪，斬斷偷拍產業鏈

據媒體報道，當前有社交軟件大量傳播他人洗澡、如廁、換衣等私密場景中的照片和視頻，網民只要繳費成為會員就可以觀看，甚至可以“私人定製”偷窺他人的家庭生活，並形成了“偷拍-販賣-傳播”的黑灰產業鏈。

面對“隱私裸奔”的風險，法律必須有所作為，防止技術成為幫兇。

第一，單憑治安處罰已經難以遏制偷拍行為的泛濫。針孔攝像等技術的發展使偷拍成本降低，而互聯網又讓隱私擴散的範圍和速度倍增，兩者疊加導致偷拍的危害性已今非昔比。近年來，隨着智能家居產品的推廣，個人隱私被泄露的風險進一步加大。

技術門檻降低使偷拍日益發展成牟取暴利的產業鏈。在國外，韓國N號房事件中有26萬人付費觀看不雅視頻，而龐大的消費羣體，進一步刺激了偷拍行為的準職業化。近年來，我國也頻頻爆出酒店被安裝針孔攝像頭事件，反映出偷拍行為的泛濫程度。

我國《治安處罰法》規定，對“偷窺、偷拍、竊聽、散佈他人隱私的”，最高可以處以10日拘留、並處500元罰款。這一處罰力度對於準職業化的慣犯力度仍輕。以日本為例，在大阪，偷拍者面臨着6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和50萬日元（約合3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金；如果是慣犯，處罰標準升至1年刑期與100萬日元罰金。我國法律應當有新舉措，斬斷偷拍產業鏈，保護公民隱私。

第二，需彌補我國現有《刑法》體系對偷拍行為的漏洞。以“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為例，1997年立法時“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是打擊間諜類器材，規制範圍過窄。在今天，007系列電影中的間諜器材已經大眾化。為照顧孩子或寵物使用的攝像頭，很難被認定為“竊照專用器材”。同時，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移動的偷拍器材，日本政府甚至規定禁止關閉手機“快門音”，以防止不法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偷拍。顯然，我國法律中類似規制罪名，已經不適應攝像技術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其他罪名如“傳播淫穢物品罪”可以應對“優衣庫事件”，但偷拍產業鏈中大量客廳中家庭生活視頻，並不是淫穢視頻。無疑，法律應當隨着技術進步而革新。

第三，很多國家都將偷拍行為單獨作為犯罪處罰，我國可以適當借鑑。當前，很多國家都將偷拍隱私的行為單獨入罪，如法國《刑法典》中“侵犯私人生活罪”規定，“未經本人同意，繪製、錄製或傳播個人在私人場所的形象”，就要“處1年監禁並處4.5萬歐元罰金”。將偷拍、偷錄等窺視行為單獨入罪是很多國家的選擇，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等國家都有類似規定。此外，美國等國家還對偷拍者設立了嚴重的附加處罰，根據美國很多州的法律，對偷拍者可以依據情節，處1年以下監禁或10萬美元以下罰款，而佛羅里達等州進一步規定，視頻窺淫罪的犯罪記錄將被永久保存於個人檔案中，又把偷拍者貼上了終生罪犯的標籤。

第四，設立侵犯隱私罪，可以更好地保護個人生活安寧。隱私權是隨着社會發展而逐漸被法律認可的一項時代權利。一些發達國家不斷獨立設立刑法條文保護個人隱私，如德國《刑法典》設立了“侵害私人生活和秘密”專章，保護個人隱私。英國甚至專門制定法案，打擊偷拍行為。

同樣，當下我國人民羣眾對隱私的重視程度，也已高於1997年《刑法》制定之時。1997年《刑法》立法時，我國沒有單獨設立保護隱私的罪名。規定了侮辱罪、誹謗罪，主要是保護名譽權；而強制猥褻罪等罪名，主要保護的是羞恥心等與性相關的權利。雖然對某些特殊的偷拍行為可以按照現有罪名處理，如採用暴力、麻醉手段強制偷拍他人可以被認定為強制猥褻罪。但是，傳統保護名譽權、性關聯權的罪名，很難打擊常發性的地鐵、廁所等偷拍行為。因此，在我國增設“侵犯隱私罪”，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第五，在設立“侵犯隱私罪”時，可注意刑法謙抑性，並非對所有偷拍者定罪。建議未來法條設計為“以不正當目的，多次或對多人採用偷拍、偷錄、監聽等方式侵犯他人隱私，處拘役，並處罰金；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多個入罪門檻可以防止該罪的濫用，一方面，本罪可設立為目的犯，將有正當理由的糾紛取證、記者調查等情形排除在犯罪之外。另一方面，將“多次或對多人”設定為入罪門檻，對偶爾的偷拍行為只進行治安處罰，在“區別輕重、治病救人”的同時，形成法律責任的階梯化。

在偷拍行為已經形成產業鏈的背景下，我國法律需要進行綜合治理。在前端限制偷拍工具，行政法應嚴格控制生產、銷售專門偷拍設備，並按照特種設備設立許可證制度，從源頭防止犯罪工具的泛濫。在中端減少偷拍機會，酒店、試衣間等涉及個人隱私的場所，強化管理者責任，嚴格履行安全篩查義務。為敦促其履行職責，在消費者被偷拍時，酒店等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後端應嚴厲打擊偷拍、傳播行為，除了增設“侵犯隱私罪”之外，對傳播網站的管理者、分享視頻的微信羣羣主等，在符合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應分別按照傳播淫穢物品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等罪名治罪。（作者是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