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傑：疫情危機考驗歐洲社會治理

雖然正值聖誕節期間，但眼下西方民眾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往常聖誕節的歡樂與團聚的氣氛，尤其是歐洲社會籠罩在新一輪新冠疫情高發的幽暗氛圍之中。

新冠病毒德爾塔毒株的傳播威脅尚未解除，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又接踵而至。最近幾天，歐洲大國紛紛創下新冠病毒感染的單日新增病例數量新紀錄。法國25日發佈的數據顯示，當天是首次單日內突破10萬新增感染病例。英國則在平安夜創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2萬餘例的紀錄。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及比利時等國疫情也很嚴重。

在新一波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之前打算單靠提高疫苗接種率建立免疫屏障、開放社會封禁的歐洲國家，顯然暴露出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弊病。

一是，號稱擁有完善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歐洲發達國家，在新冠疫情反覆衝擊下，無論是前期的防控政策，還是後期的救治措施都暴露出嚴重不到位的地方，導致千百萬民眾深受其害，甚至一度在媒體中引發是否存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現象的爭議。

二是，在疫情蔓延開來後，歐洲各國政府反覆面臨兩難抉擇：要想優先恢復經濟就必須放鬆疫情管控和社會流動，但這很可能會造成疫情外溢；要想優先管控疫情，就必須控制人員流動、停工停產甚至閉關鎖國，但這同樣會引發社會的不滿和騷動。所以，每當歐洲遭到新一波疫情襲擊的時候，各國街頭的相關抗議遊行活動也是最為高漲的，反而在客觀上加速了疫情的傳播。

三是，歐洲社會特有的政治文化與疫情防控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例如，法國號稱是“人權之母”，法國大革命給歐洲社會留下“自由”“人權”及“民主”等政治遺產。在疫情蔓延期間，歐洲許多民眾“寧要自由不要管控”，甚至一些人喊出“寧願感染新冠也要聚會”“寧願去死也不願受嚴管”，這種把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自由主義凌駕於國家利益和集體主義之上的觀念，常常使得不少民眾不顧政府勸阻，疫情防控流於形式。

從當前疫情發展的路徑與未來的趨勢來看，全球新冠疫情持續不去，對歐洲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是相當大的。

其一，這一輪疫情肆虐歐洲造成的衝擊程度超過美國，而且歐洲面臨的危害才剛剛到來。在前幾輪疫情中，美國顯然成為重災區。但經過幾番折騰、尤其是民眾接種疫苗的比例較高，美國疫情似乎難出現“更糟糕的局面”。相反，歐洲研發疫苗的工作滯後，政府號召力有限，接種疫苗的民眾比例不算高（這與歐洲國家有相當一部分民眾長期反對接種各種疫苗有關），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引發的這輪疫情，使得歐洲社會成為重災區。

其二，從疫情暴發至今，美歐發達國家經濟遭受重創，而歐洲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歐洲社會福利體系開支和疫情防控救治開支遠大於美國，經濟復甦步子又趕不上美國，歐洲各國政府在振興經濟和疫情防控之間，很難做出有效決策。假如明年疫情依然持續，歐洲經濟社會勢必會出現更大的危機。

其三，近年來歐洲政治生態已呈現“碎片化”，傳統建制派政黨在應對疫情危機時顯得有些束手無策，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又四處“逼宮”，歐洲政壇缺乏有威望、有遠見、有魄力的領導人。如果這種局面得不到扭轉，歐洲社會還會繼續深受新冠疫情之害。

正因為問題愈加嚴重，疫情對西方社會未來治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在疫情衝擊下，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短板充分體現。除了前述一些弊端外，資本主義逐利原則與人類需求之間的衝突，在歐美醫療保障體制內表現尤為突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已成為歐美政府不可迴避的痛點。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小政府、大社會”原則，以及議而難決的機制，造成了歐美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軟弱無能。相反，東亞國家普遍奉行的集體主義原則和高效決策，在全球疫情蔓延時能夠有效管控危機、減少損害。

再次，新冠疫情充分暴露了當今西方社會治理短板，歐美國家也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和思想運動。誠如西班牙社會學教授皮凱拉斯所言，新冠疫情讓西方學者目睹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創傷性變化，促使其思考全球價值鏈的重創，資本主義體制及市場重組，全球資產階級內部權力再分配等關鍵問題。

可以説，歐洲疫情管控是否有成效，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西方未來社會變革和治理模式的發展方向。（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