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自然自發現象揭示了什麼？- 彭博社》

柏林Gleisdreieck公園融入了“野生城市自然”元素，甚至模仿了這些元素，比如荒地。

攝影師：Matthew Gandy上世紀70年代，當倫敦伊斯靈頓內部的一處炸彈遺址計劃改建為辦公樓時，Matthew Gandy寫信給當地規劃官員反對這一計劃。對他來説，這並不是規劃者們可能看到的城市荒地，而是一片“奇異的天堂”，有着品紅色的柳葉菜和明亮的黃色蓬蒿，還有明亮的紅色硃砂蛾在四處飛舞。

如今，Gandy是劍橋大學文化與環境地理學教授，當時他還在上小學。這段記憶成為Gandy研究“城市空間中自然的非故意性”早期的啓發。這種非故意的自然現象可能包括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野生捕食者，繁茂在後工業場地的荒地綠洲，以及路邊的野草。

“這是與城市空間自發相關的自然，有時被忽視，有時則引起極大關注，”他説。

Gandy的新書，Natura Urbana: Ecological Constellations in Urban Space, 探討了長期以來對這些常被忽視的邊緣空間的文化和科學迷戀，以及它們如何與城市文化和政治相交織。他説，像他童年時的“意外花園”一樣的地方不僅可以作為研究城市生物多樣性的微型實驗室，還可以揭示一個城市的歷史和政治緊張關係，就像廢墟或者故意建造的環境一樣。

CityLab與甘迪討論了在快速城市化面前保護這些空間的價值，以及考慮到棲息在其中的野生動物在城市土地利用政治中的複雜性。 為了簡潔和清晰，對這次採訪進行了輕微編輯。

印度金奈都會區僅存的大規模城市濕地是候鳥的重要棲息地。照片：馬修·甘迪人們通常將過度生長的空置地或廢棄地視為醜陋或死氣沉沉的空間，將路邊的雜草視為需要清除的東西。但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空間有什麼獨特之處？

我認為城市中這些邊緣自然空間的一個非常特別之處在於，它們往往包含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我使用“世界性生態系統”這個術語來強調這些偶然的花園實際上是全球花園，它們展示了自然與人類文化的相互聯繫，不僅是現在，而且是整個歷史過程中。

在柏林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19世紀從[[舍內貝格]植物園](https://www.bgbm.org/en/botanic-garden-short)逃逸出來的植物就在街邊生長。對我來説，有趣的是19世紀的一種植物，人們曾經將其放在植物園的一個特殊區域並貼上標籤，然後遺忘了，現在又在城市的中心重新出現並快樂地繁殖。我認為對我來説，城市中的植物學概念使城市變得生動起來，因為通過觀察單個植物，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故事。

然後你有城市政治生態學。簡單來説，這涉及“追蹤”導致環境破壞的資金，同時也解決了導致環境惡化的特定權力結構，如種族主義、腐敗和國家暴力。它提出了關於城市社會運動的問題，以及一些社區是否有限制進入綠地或自然的問題。

還有考慮認真對待非人類的想法。我們如何將植物、動物和非人類生命形式納入我們對誰或什麼有權利在城市空間內生存的思考核心？

“城市政治生態學”對理解城市空間和設計的方法在不同城市中是如何體現的？

柏林的Südgelände公園展示了建在廢棄鐵路場地上的遺蹟，並保留了自1950年代該地點停止運營後蓬勃發展的自發城市自然，包括瀕臨滅絕的物種。照片：Matthew Gandy我們可以看到特定城市政治和環境話語中的一些轉變。柏林，尤其是西柏林島市，在戰後城市生態學和城市植物學的興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獨特的科學領域。多年來，草根運動一直致力於引起人們對這些城市中野生空間中極高生物多樣性的關注。

大約在2000年左右，為了保護[19世紀末期的一處廢棄鐵路場地]，創建了第一個城市自然公園，該公園以其非常不尋常的植物和無脊椎動物種類而聞名。因此，成功利用科學證據遊説政客創建了一種新型公園，而不僅僅是又一個待開發的場地。最近在柏林，還有一些其他非常有趣的新公園設計，其中這些野生自然空間的碎片被保留或融入到公園設計中。

土地利用的政治也可能變得非常複雜；“土地搶佔”這個術語在這個背景下也經常被使用。一個例子是莫斯科北部的欣基森林，那裏的環保人士因抗議砍伐活動而遭到殘酷襲擊[。這暴露了針對自然及其捍衞者的暴力程度，在當代全球地緣政治背景下，這種暴力與更廣泛的地緣政治關切聯繫在一起。

對自然的詳細瞭解也可以幫助保護特定場地，例如，突出顯示非常罕見的物種存在，或者一個脆弱的生態系統，並準備具有足夠科學依據的知識，以便將其用作針對特定場地或物種的威脅的法律工具。

你能描述一下城市自然與種族之間的互動關係嗎，就像你在書中討論的那樣？

城市中的貧困社區或少數民族社區往往比富裕社區更缺乏公園和公共空間的服務。對於有色人種來説，一些公園和公共空間並不讓人感到很安全或受歡迎，而且如果人們前往城市之外的農村或非大都市的自然空間，情況往往更加如此。因此，城市中心的城市自然更加向多樣化的公眾開放。

舉個例子，我對將倫敦指定為國家公園城市的目的有些懷疑，但與[社會正義團體] 黑人環境網絡的人交談後，他們非常清楚地指出倫敦的自然空間對有色人種更加可及[比城市之外的空間]，因此他們對支持這一強調城市綠地的倡議非常感興趣。

另一個要提的觀點是城市中的自然從來都不是中立的。特定植物或動物的存在可能引發非常兩極化的反應。在米蘭的情況下，非洲樹木遭到攻擊，因為極右政治活動人士認為它們可能導致意大利城市非洲化 — 當然，這是荒謬的。但儘管如此，與城市自然的某些方面相關的仇外情緒的存在是一個非常真實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在書中，我強調了宇宙生態的重要性，這是不僅是概念化自然的不同方式，也是人類社會的不同方式。

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物種在前柏林牆遺址上茁壯成長。該遺址於2014年被一項豪華住宅項目所取代。照片：馬修·甘迪這涉及到一個關於“入侵”物種出現的真實辯論。

如果我們暫且談論植物，絕大多數非本地物種——用那個複雜的表達來説——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構成對本地植被的威脅。實際上，景觀歷史學家蘇珊娜·豪瑟更喜歡使用“附生物種”這個術語。這裏的意思是，重點不在於它們來自哪裏，而在於它們已經到達，受到歡迎，成為城市的城市植被的一部分。這凸顯了我們在城市自然各個方面使用的不同詞語有多麼重要；許多術語都具有相當高的含義。

另一個辯論焦點是倫敦和其他歐洲城市的鸚鵡的存在。有人認為這些是入侵物種或外來物種，並且它們在大都市地區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有觀點認為這些色彩鮮豔的鳥類是城市鳥類羣中受歡迎的新成員。

然而，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可能存在一小部分物種可能會帶來問題。擁有更加細緻入微的觀點是明智的。採取一個極端立場，即我們永遠不考慮管理自然的概念，是有問題的。

對待我們認為有害的物種，有什麼更生態的方法來應對呢？

也許我會用流行病學和疾病做類比。攜帶疾病的蚊子不會是大多數人對城市自然概念中的受歡迎元素。技術上的回應可能是用直升機空投殺蟲劑，但更生態的觀點會説，“那麼，這些蚊子是在哪裏繁殖的呢？我們是否有辦法改變城市空間的微生物特性呢？”

當涉及到水和昆蟲傳播威脅時，水質更好的水體，有魚類、蜻蜓和其他天然捕食者，會極大地降低問題。

我還想補充説，在環境文獻中，一直存在着這種看法，即城市和自然是截然相反的。但通過與城市自然互動並擁抱它，我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種關係。而且由於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現在居住在城市，如果我們不與城市自然建立更好的關係並加深對其的理解，那麼我們將如何對環境問題做出不同的回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