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中不可忽視的食鹽(鹽)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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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對歷史細微觀察之處為原創

鹽，學名氯化鈉（NaCl)。鹽主要從鹽礦中提取，天然結晶成礦石的鹽稱為“岩鹽”或“石鹽”。 鹽也可以從海水和富含礦物質的温泉中蒸發。 鹽是海水中最重要的礦物成分，其含量很高，稱為海鹽。

（一）

鹽是人們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成人體內所含鈉離子的總量約為60g，其中80％存在於細胞外液，即在血漿和細胞間液中。人離不開鹽，如果沒有鹽人體便不能維持正常狀態。食鹽在人體內溶於體液後，就分解成為鈉和氯離子，分別發揮着不同的作用。鈉離子能維持人體全身血液容量和細胞滲透壓，以及神經與肌肉的正常興奮和應激性；能激活人體肌肉收縮等多種功能。氯離子則可幫助調節人體的酸鹼平衡，生產胃酸和激活澱粉酶，這對於生命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成人每日攝入食鹽量以3-6克為宜，即可補充遺失的食鹽。我國規定成人每日攝入6g食鹽即可滿足機體對鈉的需要。

《黃帝內經》有這樣一段記載：“多食鹽，則脈凝注而色變”。“味過鹹，大骨氣傷，心氣抑”。鹽多傷心，鹹味過鹹使小動脈收縮，有害於心臟。世界衞生組織(WHO) 建議每人每日攝入6g 以下食鹽可預防冠心病和高血壓。2017年，《國民營養計劃（2017-2030年）》提出了“2030年全國人均每日食鹽攝入量降低20%”的目標。

鹽作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物質，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據考證，世界範圍內，古代中國的製鹽工藝起源最早，在先秦時期的重要著作《世本》中：“夙沙氏煮海為鹽”，成為中國製鹽的最早記錄。史學家推算，早在炎黃時期，中國人便開始煮海製鹽；而記載中所提的夙沙氏，則為海水製鹽之鼻祖，被後世尊為“鹽宗”。

在全球範圍內，鹽的年產量約為2億噸，其中只有6％用於人類消費（鹽），其他用途包括水處理，道路除冰和農業用途。人類飲食中如果沒有鹽，就會阻礙人體細胞外液滲透壓的維持，影響神經活動和傳到信號的能力，導致對肌肉失去控制，也就是我們平常説的“沒有力氣”。人沒有力氣就無法勞動，生活就不能維持，因此古代生活對於鹽有着非常高度的依賴。古代食鹽有多貴？一斤食鹽可換一斤黃金。所以古人曾説，有鹽，則國富。由於鹽的稀缺和對鹽的廣泛需求，各國曆來徵收鹽税來提高税收。中國實現食鹽自由是新中國建立後，供應量充足，價格也非常便宜。

明代理學家邱仲深説過：“考鹽名，始於禹，然以為貢，非為利也。” 他是根據《禹貢》稱：“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禹貢》隸屬於《尚書•夏書》的篇名。 《禹貢》歷代以來被認為是地誌方面的經典性著作，其成書的時間大概在 周（公元前770—前221）、秦 之際。然而，有專家翻閲了《甲骨文編》與《金文編》，都沒有找到被確切考證的“鹽”字，也因此夏禹時期是否已經有了“鹽”的名稱，至今還有存疑之處。

漢代的許慎（約58年－約147年，一説約30－約121年）著有《説文解字》，簡稱《説文》，其中對“鹽”作了最早的解釋。《説文》第十二章中載：“鹽，鹹也，從滷監（鹹）聲。” 清代的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中解釋説：“鹽、滷也。天生曰滷，人生曰鹽。”意思是，“鹽”和“滷”實際上是指同一種物質；但是，“鹽”和“滷”之間還存在一些區別，自然形成的鹽叫作“滷”；只有經過人工製成的才叫作“鹽”。  

古“鹽”字由“臣”、“人”、“滷”、“皿”四部分組成。如下：

▲顏真卿 “顏勤禮碑” 墨跡

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都把鹽看作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古代漢字“鹽”是一個由四部分組成的象形文字。下面那部分表示工具，左上是代表朝廷官員的“臣”字，右上是代表鹽水的“滷”和制“滷”人。所以鹽這個字本身就表示了國家對鹽業的控制。公元13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其的遊記裏這樣描述中國：“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間地帶，有許多鹽場，生產大量的鹽。”

（二）

自從人類進入了農耕文明之後，人們的主食從動物變成了糧食，因此人們不能再像從前一樣通過食用動物補充鹽，轉而通過尋找含鹽礦物質。古代對鹽最直觀的感覺，就是不吃鹽渾身乏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行軍打仗更是空談。但同時，小農經濟也決定了食品大部分都可以依靠自己解決，唯獨鹽必須依賴貿易供應。

在古羅馬時代，所謂條條大路通向“羅馬”，而最著名的便是“鹽路”。羅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一樣是特意建在台伯河口的鹽場附近。當羅馬人把他們的鹽製品搬到更遠的地方，他們也建造了他們的第一個偉大的道路，這是一條通過薩拉里亞的鹽路。早在公元前6世紀，羅馬的政治領導人就控制了鹽的貿易。羅馬帝國強盛時期，士兵們會按日定量，領到一筆名為“salarium”的專門補貼，這筆補貼不是金錢，而是食鹽。儘管後來軍餉代替了食鹽，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來，經過法語和英語的演變，最終以“ salary” 的形式出現，用來泛指“薪水”、“薪金”。另外，古希臘人、羅馬人常用鹽購買奴隸。如奴隸主認為某一奴隸勞動不力，則説：“他不值那麼多鹽。”此話若用到士兵身上，那就意味着扣他的薪水了。

地處非洲西部的加納、馬裏和桑海，因為地下藴藏有豐富的金礦而成為西非最富有的地區之一。幾千年來，西非的人們主要依靠出售金子來賺錢。西非人雖然擁有大量黃金，但是，他們卻缺少一種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食鹽，為了得到食鹽，他們只有付出黃金。

 西非是個天氣炎熱的地方，食物在那樣的地方沒有辦法長久保存，所以人們只有通過鹽來保存食物，就是先曬乾肉再用鹽保存。於是鹽就成為了十分貴重的商品。在那裏，一斤金子才能換一斤鹽。撒哈拉沙漠北邊的柏柏爾盛產食鹽，通過物物交換，柏柏爾人也因此變得富有。

“這是對你和你的後裔，在耶和華面前作為永遠的鹽約。”——《聖經》 舊約全書。在猶太教中中鹽保持着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間的協議，在伊斯蘭教中，人們用鹽封存永遠不變的契約；古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在祭祀和祭品中都加入了鹽；在傳統的日本戲劇中，人們會在舞台上撒鹽，以保護演員免受邪靈的傷害；在海地，當地人堅信用鹽能讓殭屍復活！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軍隊，士兵們用鹽發誓，鹽是忠誠，鹽是信任。在國際空間站，俄羅斯的宇航員用麪包和鹽迎接美國“發現號”航天飛機上的同行，鹽代表珍貴與稀少。

（三）

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鹽業發展史，可以説鹽是立國之本，富強之基。

鹽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會需求量大，消費彈性極小。中國古人調味，先要用鹽和梅，故《尚書》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五味之中，鹹為首，所以鹽在調味品中也列為第一。今中國人食用之鹽，沿海多用海鹽，西北多用池鹽，西南多用井鹽。海鹽中，淮鹽為上；池鹽中，乃河東鹽居首；井鹽中，自貢鹽最好。在中國古代社會小農經濟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資料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鹽卻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從外界獲得。而鹽的產地，除了沿海地區比較分散外，中國內陸產鹽地相對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貢、陝西花馬池等。由古至今，每個鹽業重鎮，皆是戰略要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相傳這是舜帝所作《南風歌》，謳歌的是山西解州（運城）：文明的啓蒙之地，擁有一座碩大的鹽湖——解池（xiè，今運城鹽湖）。它的總面積達132平方公里，鹽層會自然結晶，是永不枯竭的鹽源；仲夏時節，人們從解池引水至鹽窪，當南風大作時，一天一夜便會生出鹽花。當地人管它叫“種鹽”，千百年來，傳統未曾改變。這裏是華夏鹽業之始，自古以來人們在解池曬鹽、運往各方，山西運城便因此而生。春秋時期，這裏稱為“鹽邑”，漢代改稱“司鹽城”，宋元時為“運司城”，元末正式修築了官城，“先有鹽務，後有運城”。

以解池為中心，以半徑五百里畫一個圓，會發現：堯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舜都蒲坂（今運城永濟）、禹都安邑（今運城夏縣），以及夏朝的諸多都城，幾乎都在這個圈內。這個距離，若你騎上快馬，基本是兩天以內的路程。這顯然與保衞解池有關。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論述，解池是古代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目標，誰若佔領瞭解池，不僅能保障鹽的穩定供應，更能以此為籌碼，競逐部族領袖，獲得各部共尊的崇高地位。

事實上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中游地區的一個原因就是鹽——山西運城的河東鹽池周圍50-200公里的範圍內，發現過十餘處遠古人類活動的遺蹟，正是充足的食鹽資源把原始部落慢慢吸引到產鹽地附近，從而形成了最初的文明。“炎黃子孫”，這一中國人特定稱謂的出現正是因為鹽——對鹽的爭奪導致炎黃合併，在此基礎上出現了“華夏民族”。

炎帝和黃帝本是兩個原始部落首領。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他們是在“阪泉之戰”後才整合到一起的。接下來，黃帝與炎帝聯手，通過“涿鹿之戰”，打敗了東夷九黎族首領蚩尤。從此中國大地上的大小部落走向聯合統一形成“華夏民族”，進而有了“中國”。

為什麼會爆發阪泉之戰、涿鹿之戰？《史記》給出的理由是，炎帝欺負四鄰諸侯、蚩尤作亂不聽話所致。實際上，這兩場征戰都是因鹽而起，乃“鹽的爭奪戰”！這一觀點的產生，因交戰地點而來。“阪泉”和“涿鹿”到底在哪兒？現在教科書上認為在河北境內，范文瀾着撰的《中國通史》亦持此觀點。但史學界不少權威學者並不以為然。史學家錢穆通過考證，在其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國史大綱》一書中提出：“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

解縣鹽池是中國最早發現並利用的自然鹽之一，簡稱“解池”，又叫“河東鹽池”。在隨後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錢穆進一步提出，解縣鹽池“成為古代中國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因此，佔到鹽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領袖之資格。”直接提出阪泉之戰和涿鹿之戰是“鹽之戰”觀點的，還有另一位史學家張其昀。張其昀在1981年於台灣出版的《中華五千年史》中稱：“黃帝克炎帝於阪泉，擒蚩尤於涿鹿，兩者實為一事”，而“炎、黃血戰，實為食鹽而起”

（四）

有關中國形成大一統，很多觀點都是從宏觀上來看，如德國學者卡爾•魏特夫，他認為：中國古代國家的權力來源於統治者對東方大河流域“治水社會”所負有的特殊公共服務責任——組織、興修與維護大型水利工程，保障用水秩序與水事公正，以保證亞細亞式的灌溉農業文明得以延續。魏特夫旁徵博引地力圖證明他的觀點，但我們知道歷史上朝代更迭更多的原因是：王朝統治者大興土木、濫用徭役造成的，如秦修長城，隋修大運河，元末“紅巾軍起義”，更是直接在“治河”工地上，以“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為讖語發動起來的。治水根本上沒起到大一統的作用。

另一個代表是寫《中國大歷史》的黃仁宇，他認為：在中國早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歷史受地理因素影響很大，由於地域廣大、四面臨山，北方又有夷狄侵擾、旱澇災害不斷等這些因素迫切需要統一的國家進行調度才能生存下去。這個也説不過去：大一統和對外戰爭並未有必然聯繫，大多是漢武擊匈奴、唐驅突厥太成功造成的錯覺。春秋戰國時中原打夷狄更象降維打擊，三國時曹操北征規模和南征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反而是不少大一統時，中原王朝備受欺凌，如五胡亂華。

下面我們從鹽政角度來看中國古代人的治國智慧，從細微處來看歷史的脈絡，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詳細看《中國鹽業考古》。

周武王滅商建周，分封天下諸侯，因為食鹽在國計民生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及不可替代性，所以，一直被當成國家戰略物資受到管控。從食鹽一誕生起，王室就立有鹽法。在周朝時，掌鹽政之官叫“鹽人”。鹽人掌管鹽政，管理各種用鹽的事務。

最先重視發展鹽業的國家是齊國。周武王滅商建周，姜子牙因功受封在遠離天子之城營丘（今山東淄博市淄博區），建立了齊國。姜子牙在齊國修明政事，順其風俗，簡化禮儀，開放工商業，尤其是大力發展鹽業和漁業貿易。繁榮的貿易往來，以及寬鬆的經營環境，給齊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史記·貨殖列傳》對此有詳細的記載：“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漁鹽，則人物歸之，繈全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有識之士很快認識到鹽業對國家的重要性。春秋時期，齊桓公（？～公元前643年）公子小白任用管仲為宰相，推出了“官山海”制度，即朝廷對鹽業實行壟斷經營，有販賣私鹽的不法之徒將處以死刑。古代，人們消費支出主要用於購買食品，糧食在商品交易中佔有主要地位，與此相應，鹽與糧食密不可分，控制了鹽業，就控制了整個農業貿易。另外，鹽還具有“隱形徵税”的作用。個人的食鹽消費量很少，對食鹽的價格並不敏感，人們購買鹹肉時，只注重鹹肉本身，往往忽略了國家對鹹肉中鹽徵收的税收。控制了鹽的產地、數量、價格以及流通，就能對消費者徵税。鹽税成為古代財政收入中最大的來源之一，甚至可以稱為“第二人頭税”。

以齊國都城臨淄為例，憑藉古濟水的水運優勢，建立一張龐大的貿易網絡。對外出口食鹽，換取齊國急需的糧食和物產。臨淄因此逐步發展為東方第一大都會。春秋中期齊桓公時，臨淄人口有20萬人，戰國中期超過35萬人，到了漢武帝則達到了50萬人。《戰國策·齊策一》中，蘇秦曾經説過這樣一段話：“臨淄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人口的空前增長，是臨淄對外貿易繁榮的一個標誌，也是鹽業大發展的綜合體現。

齊國由於率先實施鹽政，國運蒸蒸日上，不僅修建了齊長城（比秦長城早400年），而且大量對外用兵。用齊桓公的話來講，這叫“國無海不王”，這裏的“海”即特指海鹽。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對外用兵會引發經濟崩潰，導致國家滅亡，但齊國不但沒有經濟崩潰，還一匡天下，成為了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

此時的解縣鹽池為晉國所有。《左傳·成公六年》稱，這池鹽為晉“國之寶也”。晉國因為池鹽而國富民強，晉文公重耳（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因此晉升“春秋五霸”之列。原為魯人的晉國富豪猗頓，本是一位窮書生，在經營解縣池鹽後迅速致富，《史記·貨殖列傳》稱其“與王者埒富”。因鹽税暴富而強大的，除了西部的晉國外，東方的齊、燕等國也因鹽利而受惠。《管子·輕重甲》稱：“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齊國、燕國這些重要的海鹽產地，財富急聚，國力大增，很快在戰國風雲中佔得上風，入選“七雄”。

對鹽覬覦最迫切的是秦國，早在“商鞅變法”後，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秦國即奪得了山西平陽境內的“安邑鹽池”，開始池鹽大生產。並置“鹽官”，食鹽專營，開徵鹽税，為進一步征戰奠定了物質基礎。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國吞併了井鹽資源豐富的蜀國。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秦昭王（一説秦孝王）任命李冰為蜀守，出生于山西運城“池鹽之鄉”的李冰，史載：“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在公元前251年前後，李冰主持開鑿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口鹽井“廣都鹽井”。

有了鹽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賈誼《過秦論》中講述：：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最終滅六國，統一華夏，又應驗了“得鹽者得天下”一説。

春秋戰國是羣雄並起、從割據走向兼併的特殊時期，在這長達550年的歷史進程中，鹽成為國家與民族整合的無形推手。這一時期“鹽政”概念定型，“鹽業官營”這一日後的專營制度出現並被迅速推廣，在鹽與税收捆綁到一起後，鹽更成為左右諸侯國兼併戰爭走向的隱性力量。再考慮上茶油糧鐵，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大一統是因地域廣大，物產不勻，內部需要順暢的貿易流通所致。

（五）

鹽鐵茶酒是少數幾項大宗交易商品，但這些商品在不同時期都曾實行專賣，鹽是其中實行專賣時間最長，範圍最廣，造成經濟影響最大的品種。

西漢初年，政府推行“與民休息”政策，開放了鹽業市場，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鹽業市場。鹽商很快富甲一方。漢武帝在位時，連年財政赤字，民間富商“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漢武帝認識到了鹽業對賦税的重要性。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大司馬桑弘羊主持實行“籠鹽鐵”制度，將鹽業經營權重新收歸國有。在產鹽地，設置“司鹽校尉”作為政府的代表，監督鹽民進行鹽業生產，鹽由政府收購、運輸和銷售。可以説，產鹽地是漢朝當之無愧的“國有企業”。《鹽鐵論·非鞅》所載：“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無害於人。”

到了三國時期也是如此，有歷史學家指出，三國之所以長期鼎立，其實是各自佔據了一個產鹽區：魏國食池鹽，吳國食海鹽，蜀國食井鹽，有了產鹽區作為支撐，才能相互抗衡。唐朝，鹽税收入達到中央收入的五分之二至二分之一。北宋因內憂外患，嚴重依賴鹽税收入。南宋鹽税佔財政收入一半。元朝財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鹽税。明代，鹽税是僅次於田税的第二財政收入來源。

從清代鹽税收入看，《清史稿.食鹽鹽法》記載：“乾隆十八年，計七百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光緒末，合課婺計共兩千四百萬有奇。宣統三年，度支部豫算，鹽課收入約四千九百萬有奇。”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清朝鹽税收入佔國庫收入的比例。清末金額較大，因為清末不僅開徵鹽税，還加徵“鹽釐”。所謂“鹽釐”就是指對販賣食鹽而抽取的税銀，也就是對鹽開徵的一種“貨物税”。通過這些措施，增加了財政收入，壯大了國家財力。

在艱難的抗戰中，鹽甚至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本土雨量較多，海岸線曲折少灘，用鹽還需進口，因此對鹽格外重視。抗戰爆發後，沿海地區相繼淪陷，淮北、山東等產鹽區先後被日軍佔領，河東鹽池也被日軍破壞，大部產鹽區被成為淪陷區或游擊區，全國鹽源減少80％，鹽税收入也就隨之大幅減少。日本不僅處心積慮地佔領了沿海產鹽地，力圖以戰養戰，還有意切斷沿海通往內地的鹽運通道，試圖通過斷絕鹽供應來扼殺中國的抗戰意志，這也就是日本所謂的“鹽遮斷”。

但所幸中國地大物博，失去東南部的產鹽區，還有四川大後方的鹽場可用。四川自貢的鹽井已經有2000千年的歷史，自貢地區有上古時期形成的地下鹽湖，產鹽也產天然氣，兩相結合成為抗戰中的主要產鹽地。古代先民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開發的資源成了拯救後人於危難之中的經濟支柱。為了應對抗日戰爭的巨大開銷，國民政府先是設法提高川鹽產量和税率，後來不得不在1942年實行了食鹽專賣制度，當年的鹽税收入即佔到了全部税收的32%，到了1944年這一比例更是高達60%，其中自貢鹽井的貢獻佔了大頭。

在鬼子的轟炸之下，四川鹽場工人依然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生產，也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運輸，撐起了戰時經濟的半邊天，抗戰能最終獲勝，川鹽功不可沒。

重視食鹽的日本當然也知道這一點，從1939年開始，日軍就對自貢和其它大後方產鹽區進行過長達兩年的專項“鹽遮斷”轟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鹽井的勞工們不懼艱險不畏犧牲，日夜生產，產出鹽税支撐抗戰。同時，由於缺乏醫療物資，鹽也作為原始的消毒手段救治了許多傷病員，白求恩在為傷員動手術時,消毒液就是用鹽水製成。抗戰8年，四川鹽業一直生產不輟，為國統區大量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鹽保障，上繳的鹽税為前線提供了鉅額軍費開支，自貢鹽工們甚至還捐款購買了“鹽工號”、“鹽船號”兩架飛機來支援抗戰。整個抗戰期間，自貢鹽場累計生產食鹽1938900噸，每年上繳的鹽税達2700萬元（法幣），這筆錢可支持27個標準編制的陸軍師一年的軍餉，或購買磧米14.5億斤，可供應270萬軍隊一年的軍糧，大後方產鹽及鹽税對於抗戰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這也被稱為“川鹽抗戰”。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加大對食鹽勘查，發現食鹽分佈很廣，從東北到海南、台灣，從新疆、青海、川藏到內蒙，出產着種類繁多的鹽：海鹽、井鹽、岩鹽、池鹽等。其中遼寧、山東、兩淮、長蘆各鹽場盛產海鹽，自古聞名。井鹽則以已有一千多年曆史的四川自貢市的自流井最為有名，岩鹽產於四川、雲南、湖北、湖南、新疆、青海等地。在陝西、山西、甘肅、青海、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等地有很多鹹水湖，盛產池鹽，其中最大的是柴達木盆地的察爾汗鹽池，據統計，僅這一鹽池開採出來的池鹽，足夠我國人口食用四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