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週期”: 戰略競爭、戰略相持與新遊戲規則 | 文化縱橫_風聞

✪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導讀】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體系中最為關鍵和最具定義能力的雙邊關係。本文指出，2021年末的中美元首會晤標誌着中美關係進入新週期，逐漸從貿易戰的攻守之勢逐步轉向綜合國力的“均勢”。這也意味着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從既往的“韜光養晦”調整為“平視有為”。 然而美國總體上並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平視”。一個非常直觀的指標是，美國兩黨政治分裂到處呈現，但在涉及中國的法案上卻表現出“一邊倒”的政治正確性。

作者認為，儘管美國官方並未穩定使用“新冷戰”來定位新的中美關係，但“合作”顯然已不是中美關係主軸。拜登政府雖然從表面上不願簡單地繼承“冷戰”遺產和話語，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特朗普主義持批判態度，然而其具體行動和政策仍符合“冷戰”的基本形態。在中美關係的新週期，中國逐步形成一種長期“戰略相持”的戰略判斷和共識，而戰略相持論的形成有三個實質性基礎：一是《論持久戰》的戰略階段論，二是美國霸權的“韌性衰退”，三是中國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的體系性成長。

作者認為，“平視化”和“對等化”作為不可逆轉的新原則和新思維，也是中美關係一切鬥爭的評價和調節基準。在民族復興的新週期裏，中美關係的鬥爭風險和規範理性並行，考驗兩種文明與兩個大國的歷史和政治智慧，也關乎人類和平發展的21世紀前景。

本文原載《中國評論》（香港）2022年1月刊，原題為《中美關係的新週期：戰略競爭、戰略相持和新關係規範的探索》，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美關係的新週期：

戰略競爭、戰略相持和新關係規範的探索

2021年11月11日，沒有了既往“雙十一”的繁華與浮躁，中國的公共生活聚焦到了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這是一份總結過去百年、開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及面向民族復興的里程碑式政治文件。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中美關係進入新週期，一個從貿易戰的“守勢”逐步轉向綜合競爭的“均勢”的標誌性外交事件。2021年，中國國家哲學與外交戰略發生重大轉變，從既往的“韜光養晦”調整為“平視有為”。

中國的戰略取向清晰自然：“平視”美國並在有關技術、制度和全球治理領域展開有效競爭，以負責任大國的自我理解和實踐行動維護和促進多邊主義全球秩序，反制和限定美國的自由帝國霸權，從而積極探索中美關係全新的規範原則和交往規則。中美關係上的實力突破和規範重構，是21世紀全球秩序轉型和真正“多邊主義”國際法範式確立的破冰之舉，其中藴涵着極其豐富和深刻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秩序變遷的規律和趨勢。2021年是中美“平視關係”嘗試建構的第一年，美國總體上並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平視”，認為這是對美國霸權的規範性挑戰，尋求以“新冷戰”、“戰略競爭”、“民主同盟體系”等霸權策略予以結構性壓制，而中國則堅持從自身文明地位和國際法原則規範出發試圖與美國建立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國關係規範。中美關係探索新範式的新週期實質性展開，但其過程、風險和前景仍不甚明朗。中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系性建構，決定性嵌入了這一新關係規範的生成過程。

▍ 中美關係的長期視角：民主的東方主義

中美關係是東西方大國關係、文明關係乃至於全球性權力關係的最典型的縮影。美國對華認知和互動，始終帶有一種改造和征服這個東方真正的文明古國的殖民主義衝動和道德虛榮感，也始終帶有資本主義利益動機和市場佔有意識下的強大經濟理性。從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美國即試圖以市場、法治和民主的相關規範影響和改造中國，從租借地到廣泛的市場、文化和精英網絡的滲透控制。1898年，美國提出“門户開放”政策，試圖協調控制各國在中國市場的征服與掠奪行為及其破壞性，建立有利於美國資本和文化影響力的競爭規則與秩序模式。1917年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及國聯架構，開始以世界主義立法者身份拋棄門羅主義，走向全球舞台中央。1945年羅斯福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戰後世界秩序，基本實現了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文化領導權和規則制定權，國民黨政府也基於這一新世界體系而得以躋身聯合國“五常”之列。但美國的改造中國戰略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和錯失，它所扶植和控制的是代表中國權貴和買辦利益的國民黨政府，賦予中國超出其實力地位的席位也是基於長期控制中國的戰略思考，但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性崛起及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打破了美國在100年時間（1844-1949）裏對中國的市場佔有和民主改造的“大計劃”。鄒讜教授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詳盡研究和論述了“美國失敗”的來龍去脈。而美國教授絡德睦的《法律東方主義》則鈎沉分析了更長時段的美國“規訓”中國及其失敗的歷史，並提出了正面對待和評價中國法自主性和規範性的問題。

1949年之後的中美關係，是短暫熱戰、長期冷戰與接觸和解的交替史。美國直接面對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並紮根中國大地與中國人民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後者的意識形態有效整合了民族主義、天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體系，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足觀念體系和實踐道路。美國扶植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失敗，不僅僅是一個普通東方盟友的失敗，更是美國長期的“東方民主化”戰略的決定性失敗。與搞定國民黨所用的贖買、籠絡和民主誘導方法及成效不同，面對意識形態對立、民族主義強烈且對全球治理抱有理想性追求和責任感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美國必須尋找到新思維和新方法。在美蘇冷戰的僵持和間隙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尋找到了一種“接觸主義”的新戰略，即通過在外交與經濟關係上對中國的有限接觸和引導，分化中蘇聯合體系與社會主義陣營，並最終實現中國與西方的價值和制度對接。接觸主義當然是一種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而不是對中國文明、主權和發展道路的內在尊重與平等理解，接觸過程所適用的基本規範和規則由美國定義、解釋和執行。毛澤東晚年的外交與世界體系策略調整，使中美關係出現了重要轉機，美國的接觸主義初顯成效。接觸主義真正結出制度性碩果，是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國對美的改革開放，由此開啓了中國以經濟建設和韜光養晦為中心的歷史新階段，一般稱為“鄧小平時代”或“改革開放時代”。

美國對中國的“接觸主義”具有分化中蘇關係和引導中國民主化的雙重目標，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導致了蘇聯陷入危機和解體，但後者並不順利，遭遇到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上的嚴格警惕和阻斷。美國顯然過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響力，同時嚴重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和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開啓訪華破冰之旅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存在接觸和對抗的二元性和關係波動性。中國領導層從根本政治層面並未真正信任美國，也從未放棄對自身文化與政治道路的堅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中，中方赫然寫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表明中美關係必須經受“壓迫-反抗”的鬥爭和歷史考驗，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鬥爭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是毛澤東的世界觀和世界體系理論，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蘇被作為超級大國和冷戰霸權對待，其他發達國家處於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國確認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做國際正義事業的參與者和引領者。改革開放並沒有真正改變“三個世界”劃分的世界觀和鬥爭哲學。而作為改革開放時代之國家精神標誌的八二憲法，也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治穩定之錨和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彭真等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説明中均明確堅定地予以申明。

美國對中國推行的長期“東方民主化”戰略以及作為其變種的“接觸主義”在2012年十八大之後面臨根本性的政治失敗和意義挫折。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可能造成“資本家”的主權和專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種想象中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更不可能單純成為美國資本和優勢技術的長期“血汗工廠”和剝削對象，淪為資本世界產業鏈上的“經濟殖民地”。有兩個關鍵性事件刺激美國作出了改變“接觸主義”的戰略決策：其一，十九大報告及其黨的全面領導、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提出，美國看到了一個意志飽滿、鬥爭堅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體系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演變與西方民主道路及對美依附性嚴格不相關；其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技術主權”的崛起和挑戰，對美國穩固的技術霸權和專利“紅利”造成衝擊，對美國的全球安全網絡和監控體系構成刺穿和壓制的壓力，但美國打壓華為的國家級行動並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國正當維權的階段性勝利告終。在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經濟體系博弈鬥爭的過程中，美國的統治精英產生了決定性的“戰略警醒”甚至“恐懼”，中國威脅論近些年在美國已無需事實論證即可成為國會立法、媒體論辯與社會商談的“默認”前提。202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新鐵幕演説”宣佈了“接觸主義”的歷史死刑，“遏制主義”成為新戰略，中美新冷戰啓幕，且並不以總統換屆和拜登主義政策的某些調整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或逆轉。

▍ 戰略競爭：拜登主義的“新冷戰”外衣

最近十年來，中美關係面臨質變，這是所有嚴肅的觀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個非常直觀的指標是，美國兩黨政治分裂到處呈現，但在涉及中國的法案上卻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而且立法審議過程中極少見到對中國的正面解釋或辯護，呈現出“一邊倒”的政治正確性。對中美新的大國關係，美國戰略學界有嘗試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脱鈎”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戰”定位的。這些對華新戰略與新思維的多種形式的嘗試，在2016年以來的特朗普主義風行時期特別活躍，但並未形成穩定的共識與概念。在2017年12月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界定為“主要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但中美之間到底是何種關係，在具體性質和規範上仍然不夠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但其“交易的藝術”以及拿原則問題做交易的習慣，導致美國極大損害了盟友體系和軟實力基礎，未能迫使中國就新版中美貿易協議的極端版本簽字，只是簽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2020年1月），並隨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對沖及特朗普敗選的擱置。貿易戰暴露了美國的實力短板和霸權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國的戰略自信和進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續鬥爭及其結果就是例證。

儘管美國官方並未穩定使用“新冷戰”來定位新的中美關係，但“合作”顯然已經不是中美關係主軸。拜登政府在評估和確定中美關係基本路線時，反覆在“競爭”、“對抗”、“合作”之間考量與組合：一方面，拜登主義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特朗普主義進行批判性評估後決定繼承其基本盤，延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繼續在高科技領域推進“脱鈎”，而僅僅在有利於美國經濟民生的有限領域恢復合作及“再掛鈎”，最終確定了“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導性政策路線；另一方面，拜登主義更加重視民主同盟關係和反華統一戰線的建構，以及通過軟實力與普適價值的“過度政治化”利用構築圍堵和限制中國的龐大世界體系，“民主峯會”就是拜登路線的最佳寫照。

美國國會在2021年重點推進《戰略競爭法案》，整合與強化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的遏制、脱鈎與發展限制，並刺激挑動中國周邊矛盾，濫用“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進程。這一法案思維還衍生出一系列具體和個別領域的相關法案。“戰略競爭”是一個刻意中性化表達的對華新戰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從表面上不願意簡單而直接地繼承“冷戰”遺產和話語，儘管其具體行動和政策細節符合“冷戰”的基本歷史和規範。上世紀的美蘇冷戰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盟友造成了嚴重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傷害，也在西方社會留下了心理傷痕，而且中國與蘇聯不同，是一個在文化上更和平、經濟上更易於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溝通餘地的東方國家，不是“戰鬥民族”，也不是“霸權國家”。美國直接以“冷戰”進行對華政策動員和具體實施，其價值感召力和具體執行力都會大打折扣。但“戰略競爭”則不同，以維護西方民主和市場競爭規則為名義，容易在形式上與傳統“冷戰”相區別，也容易從價值觀安全和產業鏈安全角度説服盟友跟進，更可以對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最大公約數”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個非常符合民主黨“政治虛偽主義”的高端話術與新概念。對普通美國人及美國盟友而言，“冷戰”或“新冷戰”會讓人產生即刻的歷史聯想和不適感，但基本沒有人會質疑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甚至也不會去懷疑這種競爭對民主和市場規則的西方範式的規範性運用。“戰略競爭”及其政治動員和行動體系，是拜登主義對華政策的“巧實力”，也是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最具威脅性的概念和思維。

就其本質而言，“戰略競爭”並不是相對和平的“接觸主義”的延續或變種，而是美國“新冷戰”的概念和技術偽裝，其本質仍然是“冷戰”思維和方法，是全體系的激烈對抗和遏制，對中美關係的固有基礎、地緣安全與合作體系以及全球性的和平基礎、產業鏈穩定性及共同的全球化增長前景構成結構性撕裂和損害。中美關係的穩定規範，不是美國單方面性質的“戰略競爭”，中國也不可能簡單順從美國的競爭規則和利益精算體系，而是追求一種“平視對等”的、更合乎國際法規範與中國長期發展利益的新關係規範。同時，中國必須在應對美國實質展開的“戰略競爭”與國家利益極端挑釁過程中充分揭露這種“偽競爭”的霸權屬性、冷戰危害性及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基礎性破壞作用，運用國家實力和國際體系內的和平發展力量予以制度鬥爭和精準反制。2021年6月，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制定《反外國制裁法》，邁出了依法反干預、反制裁涉外法治鬥爭的決定性步伐。

(《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面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美式“戰略競爭”，我們需要回溯中美關係及其鬥爭的長期歷史，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要對1972年上海公報中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正義鬥爭精神有追溯和激發，又要對1974年“三個世界劃分”的世界體系戰略有重新理解和創造性運用，更要面對中美長期鬥爭的艱鉅性和風險性而回溯1938年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持久戰”意志和智慧。而今日中美關係中的“持久戰”正是為了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當目標和根本利益。“戰略競爭”的戰場是全體系、全天候、有形和無形交織以及長期性和風險性並存的，更加考驗當代中國文化、中國政治體系和中國人民的定力、進取心和持久團結奮鬥的能力。

▍ 戰略相持：平視、對等和新關係規範的展開

中美關係的新週期，從美國立場出發催生的基本關係範式是具有新冷戰性質的戰略競爭。戰略競爭相對冷戰具有更強的政治動員力和規範説服力，以市場和民主規範為內核，以中國威脅和西方生活方式鉅變為外部危機因素，推動形成更加緊密的美國霸權體系和盟友“再結盟”體系。從中國方面而言，經過貿易戰3年多的防禦和對峙，以及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民族信心的逆襲式增長，開始呈現出“平視”的前所未有的新原則和規範視野，並逐步形成一種長期“戰略相持”的戰略判斷和共識。

戰略相持論的形成有三個實質性基礎：其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戰略階段論；其二，美國霸權的“韌性衰退”；其三，中國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的體系性成長。同時，中美戰略相持出現了“平視化”、“對等化”的新規範，新的關係規範開始呈現和展開。

（一）戰略相持作為“持久戰”的本質環節

我們先來看戰略相持論的第一個基礎，即毛澤東思想的相關元素。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關於國際戰略的部分，可以為理解當下的中美關係及其走向提供重要的啓示和指導。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國民思想之波動情形十分類似於1937年抗戰爆發後的基本格局：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的“速勝論”，其間夾雜新老左派的偏頗歷史觀和單向度鬥爭哲學，以及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是全盤西化的“投降論”，其間夾雜着既得利益之官僚與買辦階層的利益精算和政治妥協本質，以及一部分知識精英“自我東方化”之後文化自信與政治立場的災難性喪失。毛澤東當時提出的持久戰分析框架，將中國的抗戰劃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是有其民族精神和宏觀實力分析之科學基礎的：一半是基於民族之愛的堅定信念，一半是基於中日實力對比及國際環境變化的社會科學分析，得出了具有戰略可靠性的分析結論，成為全民抗戰（包括國民黨主戰力量）的精神支柱。

戰略相持論是持久戰理論的關鍵環節，是從防禦轉入反攻的拉鋸戰和全體系的對抗戰。持久戰思想抵制了“低調俱樂部”的投降主義，也克服了偏離理性根基的冒進民族主義，而實行一種具有理性基礎和可持續操作性的持久戰思維和方法。戰略相持是“持久”鬥爭的本質體現，是逐步尋求和造成有利於我國之戰略態勢併為戰略反攻積極創造條件、積蓄能量的過程，是對手之戰略優勢逐步消磨和鈍化的過程。戰略相持階段在當代中美鬥爭條件下，有學者認為長達30年（2020—2050），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與中國民族復興的歷史節點以及美國霸權衰落的韌性高度相關的。但就我個人的判斷而言，中美關係的戰略相持的最本質、最激烈和最具風險性的鬥爭週期應當是15年，即2020—2035年，之後的中美關係鬥爭儘管仍然具有戰略相持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特徵，但對中國方面有利的戰略態勢和條件已初步形成，存在局部實行戰略反攻的可能性。

從思想淵源上，毛澤東思想當然提供了中美戰略相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邏輯框架，但具體的戰略階段內情勢分析和策略設計，則需要立足習近平新時代予以精準化和可操作化。2017年十九大報告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發佈，甚至成為刺激美國戰略快速轉變和啓動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動因。十九大被BBC稱為是“站在世界地圖前的大會”，美國政府更是動用戰略分析力量研究和應對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夢”及其戰略挑戰。2019年中央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啓動中國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南部戰略升級計劃，實現“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性對接。2021年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更是開啓第二個百年的歷史新徵程。這些均可視為對中美關係“戰略相持”階段的精神動員和策略體系的準備。

（二）韌性衰落：美國霸權的複雜性

戰略相持論第二個基礎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趨勢及其堅韌性。霸權，是一個在國際法、國際關係和文化領導權範疇時常浮現的概念，又是一個含義模糊、捉摸不定及令人愛恨交織的概念。美國霸權的形成是一種典型的西方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而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則屬於典型的“民主帝國主義”宣言，將雅典作為希臘乃至於全世界的“學校”，將雅典民主作為普適而優越的政治制度。我曾經仔細研讀比較伯里克利演講與美國總統演講的基本氣質和內容，能夠清晰發現內裏的歷史連續性和民主霸權繼承性。拜登的“民主峯會”，其氣場、心思、想象力和戰略意圖，與伯里克利的古典心靈之間若合符節。羅馬帝國更是在疆域、法度和征服性上放大了西方帝國的霸權及其文明優越性。霸權本身是奇特混雜之物，其中兼具“説服與強制、意識形態與暴力、仁與惡”（佩裏·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中譯本第220頁）之二元性，並非純粹的“強制”、“暴力”與“惡”。

美國霸權就是這樣的混雜形態，是軍事與制度的“恐怖暴力”和文化與經濟的“普適價值”的整合體系，於是出現了彼稱“民主”、我批“霸權”的對立世界觀與規範性衝突。拜登“民主峯會”在中美關係上留下的不是美國民主的和平包容性，而是一種軟實力的霸凌，是“軟刀子”殺人，其痛苦和羞辱程度絕不低於特朗普的硬實力貿易戰。但西方霸權的興衰規律亦值得深切關注和研判。美國的霸權從“自由帝國主義”系統轉向“制裁帝國主義”，從規則本位轉向實力本位，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從精英民主轉向民粹民主，從接觸主義轉向遏制主義，從自由貿易轉向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是一種實質性的帝國理性收縮和撤退。發生於2021年8月的“阿富汗大撤軍”更是當代版的“西貢時刻”，是美式民主霸權輸出的決定性失敗。古希臘歷史學家狄奧多羅斯·西庫盧斯曾這樣總結霸權的興衰規律：“追求霸權者憑藉勇氣與智慧實現霸權，憑藉剋制和仁愛增進霸權，憑藉令人驚懼的恐怖維持霸權。”（轉引自安德森書第220頁）這是對美國霸權的最佳歷史寫照。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和拜登的“民主峯會”都屬於帝國夕陽光景，是疲憊帝國對霸權的最後留戀與抗爭努力，也是帝國理性轉向國家恐怖邏輯的可怕嘗試。

但預言美國霸權脆弱崩解及世界權力快速轉移，則顯然忽視了美國霸權的歷史綜合性質、自我修補調整能力和制度堅韌性。美國霸權之衰落屬於一種緩慢進行的“韌性衰落”，是存在歷史反覆和進退變奏的，主要理由在於：

其一，美國文明體系是西方數千年文明積累和帝國理性沉澱的歷史綜合體系，是一種登峯造極的終極形態。這種體系既包容放大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華和力量，也攜帶和感染了西方文明內在的全部張力、矛盾性、霸權複雜性和破壞性，其內部存在着自我修復和自我毀滅的雙重基因編碼，存在複雜元素的對沖、放大與再綜合的多層次運動和鬥爭，存在強大的歷史和制度活力，不是簡單文明體的脆弱解體可比。

其二，美國霸權的實力構成依然清晰而成體系。這種霸權因素包括美國民主體系與法治體系的自我調整能力、美軍的全球控制能力、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與金融霸權體系、美國高科技的卡脖子優勢與創新基礎、美國盟友體系的協同能力、長臂管轄的法律制裁能力等。

其三，美國霸權的價值構成仍然具有文化領導權優勢。這方面包括民主價值觀的知識基礎和制度優勢、自由主義的普適意識形態、人權理論和人權干預體系、普通法的法律霸權、簡式英語的語言文化霸權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科學領導權等。

其四，美國精英層的霸權維護意識和行動能力仍然健全。美國深層勢力（deep state）的代表理性和操盤能力仍然強大，對民意的訴諸和引導能力仍然可信，從而中美關係的鬥爭格局依然勝負難明。

我們既要從戰略上洞察美國霸權的歷史性衰落不可避免且跡象暴露，又要從戰術上充分重視美國霸權的堅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做到知己知彼，做到戰略定力和戰略進取心的有機結合。

（三）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新關係規範的中國基礎

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是一個新戰略航標，從中國自身也對中美關係造成了新關係規範的引導效應：其一，民族復興作為新時代本質精神，具有壓倒性、支配性和引領性，2021年的建黨百年大會和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均聚焦於此，呈現前後戰略思維的一致性；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包容性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新哲學和新思維，對美國的“西方中心論”與冷戰性質的全球體系構成價值擠壓和體系鬥爭。無論是上述的民族性目標還是全球性目標，都不是以美國的價值和規範為基礎，而是中國自身文明與制度的歷史性成長和表達。

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式“雙軌制”，根源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創新和民族化，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相呼應。在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演變成了一個雙軌的交互體系：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實踐轉化過程；另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思想性的規範結合，這是史無前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具體構成，因而有了更加豐富的歷史和思想維度，以及貫通民族實踐過程和世界秩序演變過程的開闊哲學空間和思想創造領域。

民族復興作為新時代的本質精神和根本法，是阻斷和反制美國“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有效政治原則和民族性共識。美國以人權與民主“肢解”中國政治制度、否定中國文化與生活方式正當性的“東方主義”隱秘邏輯和戰略進程被完全打斷。無論是新疆人權問題，還是香港民主問題，都屬於美國新冷戰的慣用策略，以全體系動員的方式進行污名化、制裁、國際調查和話語權施壓，但不能取得通常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的政治成果，其顛覆性的政治圖謀不能得逞。甚至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採取“切香腸”戰術以及無限制地武裝台灣和支持台灣國際化，以此達到分裂中國和破壞中國民族復興進程的戰略目的，但也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美國還試圖在輿論戰上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和政治代表關係，大量投資和培養親美的知識分子、網絡大V以及某些商人勢力和腐敗官僚勢力，製造“第二個蘇聯”的解體悲劇。這些有形和無形的遏制和干預手段，美國一直不遺餘力，但一直未有突破性進展，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有着“大一統”的民族政治基因，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真誠嚮往和具有奮鬥熱情，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史及其政治代表性有着基本的歷史認同和政治支持。中國共產黨牢牢抓住“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發展主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美國的民主戲法與顏色革命的全套技戰法就遭遇了基本失靈的戰略窘境。民族復興及其堅定的歷史趨勢，以及民族復興必然包含的對黨的領導的長期堅持和對台灣統一的最終實現，是中美新關係規範建構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認知和接受中國民族復興的基本事實與核心法理，就難以尋找到建立中美關係穩定規範架構的共識基礎。

與中國民族復興及獨立自主政治道路的選擇相比，美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難以接受，也更加難以自我認定處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外。美國不能接受在基督教體系和美國民主體系之外存在異己性的普遍體系。美國霸權的本質關注不是“天下為何”，而是“誰之天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諸多理念和實踐性倡議，本是普遍、中性並符合全人類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為由中國提出和推動，就會被判定為是“中國威脅”和“中國陰謀”，就會遭遇來自西方輿論、外交、政治、法律、地緣等多個維度的嚴厲和過渡的攻擊與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是一個本體性的哲學範疇和人類社會的建構性命題，是開放性和多元性的，邏輯上並不存在主體性霸權和對美國的排斥性，但卻觸痛了美國的霸權神經及其敏感性。中國不僅有理念倡議，還有實踐行動，主要付諸於“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建設項目與制度合作體系，這本來是填充和矯正美國式全球化的戰略增益行為，卻被判定為是中國的“帝國式”擴張行為，是對美國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修正和挑戰。在2021年4月份美國《戰略競爭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撥款3億美元用於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項抹黑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而美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執行細節，顯著體現出對中國的戰略敵意和激烈的戰略競爭的取向。美國無法以民主方法改變中國，如今又試圖以“惡性戰略競爭”的方法破壞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體系，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性實踐和體系性建構。

▍ 通過歷史鬥爭實現新的和平“大地法”

中美關係由此陷入“新關係規範”的共識危機：其一，美國不能接受中國民族復興的基本方案和制度模式，認為是對美國民主普適性的挑戰和對美國霸權的體系性壓制；其二，美國也不能接受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新全球化體系和真正立足和平發展普適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為是對美國全球霸權體系的結構性修正和破壞。美國唯一能夠接受的只是：中國接受美國的霸權和民主。

新加坡資深戰略家和政治家馬凱碩對中美關係的戰略糾纏和衝突風險性有過精闢的分析，就其出路提出了一個“大逆不道”但非常具有戰略突破性的構想：美國是否能夠坦然接受成為“世界第二”的角色而從容思考和應對與中國之間的大國關係？沿着馬凱碩的思路繼續推理下去：中美關係的新關係規範架構是否能夠達成和可持續，實際上取決於美國對自身霸權的“理性放棄”而不是幻想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全盤接受”，而如果美國以退為進，真正從多元主義和東西方文明平等的新規範出發，拿得起，放得下，將是全人類在21實際的最大福祉，否則全人類和平發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美國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可能被美國霸權的“自私捍衞”而綁架套牢和持續受損。當然，這種推理置於西方文化中心論邏輯和美國霸權的自負與自私性格之中，近乎天方夜譚了，是典型的“與虎謀皮”的主觀願望罷了。

因此，中美關係的“持久戰”和偉大斗爭不可避免，但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文明競爭和文明博弈，是進步正義與保守霸權在“平視”和“對等”預期下的新鬥爭，我們都是這一偉大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無一例外。而希望與絕望，幸福與悲苦，文化與暴力，規則與失序，和平與恐怖，開放與封閉，機遇與風險，忠誠與背叛，意志與怯懦，進步與倒退，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中國的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至名歸”，直到美國霸權基於必然性事實而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正當性存在和文明價值，直到人類和平新的“大地法”規範性生成，歷史性鬥爭才有了決定性結果。施米特二戰後在悲悼歐洲傳統國際公法秩序衰落和美國自由帝國霸權降臨之際，於《大地的法》中構想和呼喚的新的歷史鬥爭和新的和平“大地法”，竟不期然落到了東方中國的文明之肩和政治肉身。這到底是歷史的誤會還是歷史的期許？

這或許就是中美關係長期“戰略相持”與規範鬥爭的文明本質和世界歷史本質之所在。

**本文原載《中國評論》（香港）2022年1月刊，原題為《中美關係的新週期：戰略競爭、戰略相持和新關係規範的探索》 ，**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