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兩低兩高”看當下新冠疫情何時“終結”_風聞

    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上海的知名醫學專家、美國的部分主流媒體相隔在大洋兩岸先後發聲，表示對這場疫情將在2022年“終結”充滿了信心。

    目前，儘管感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病毒使得全美的疫情防控地圖“全面飄紅”，但是美國的一些主流媒體似已充分預見到，奧密克戎極有可能加快已為期兩年的疫情的終結，進而演變成一種地方病和季節性流行病——簡單説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趨於流感化。（參閲2021年7月31日《看不到終點的流感》一文）

    與此同時，上海的張文宏醫生也在三週前曾作出兩年來最樂觀與確定的推斷：眼下“是最後一個疫情寒冬”。“最後”不等於“終結”，但至少肯定了事實上中國政府在2022年有更強的能力實現對繼發疫情的全面控制，所以準確地理解應為疫情高潮低落。

    上述由中美兩國有識之士樂見疫情早日結束的聲音似乎難以一拍即合，很快淹沒於各國局部暴發的聚集性疫情和街頭抗議的浪潮之中了。

    疫情終結，還是言之過早嗎？但是，有誰不盼着早日結束疫情之害呢？在詭異的病毒一次次刷新人類的認知之後，我們今天如果依然無法確定變化多端的疫情將走向何方，那麼不妨先放眼於疫病流變的千年史，從中尋找到某些有益的啓發。

    縱觀我國有史料記載的古代疫病流行狀況，從公元前7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這2700年間約有900次不同程度的疫病流行事件，疫病發生的頻數從遠到近具有上升的趨勢。而在整個上升的總趨勢中，又有比較明顯的兩個低落期與兩個高峯期。

（引自《中國古代疫情流行年表》）

    先來説低落期。史載的第一個低落期始於公元前七百年，相當於東周初期，一直持續到西漢初期。

    從文獻記載而言，東周時期的疫病流行頻次低落可能主要是與社會發展水平低下，人口稀少，以及封建王侯割據，車不同軌，交通狀況很差有着密切關係。此外，記載上的缺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935年版的《春秋公羊傳註疏-莊公》卷8記載，莊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又言，“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意思是説與己不相干的各種災害本國史書是不記載的。這條信史記錄據我所知是最早的一條疫情信息。

    《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6有一條記載，嬴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天下疫”。有關傷亡情況記載不詳。

    西漢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經濟、交通的大一統時代，社會較東周時期有了明顯的發展，人口也有了明顯的增加。雖然與後期相比，此期的記載也存在一些缺漏，但是正史的記載已經開始。因而社會的統一，政局的相對安定可能是此期疫病流行曲線持續呈現低落的重要原因。

    班固《漢書》卷95《西南夷南粵朝鮮傳》第65有這樣一條記載，漢高後呂雉七年，“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這一有關貿易的禁令還未實施，就招致南越國主趙佗的嚴重不滿，“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後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這場大疫是歷史上典型的由人禍相爭製造的疫災。

    第二個低落期為7世紀至11世紀，相當於唐代至北宋時期。其中，10世紀經歷了70年左右的五代十國近戰亂期，疫病流行記載略有增多又很快回落。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較為安定強盛的時代，是中華文明走向世界之巔的重要時期，此時內外交通也較發達，而疫病流行較低落的重要原因是社會政治狀況相對良好，時局相對安寧。

    從唐朝的醫藥政令看，當時已幾乎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醫藥網，各地均有醫藥博士、助教、醫學生。對疫病的流行，國家採取諸多積極的對策。如《舊唐書-文宗本紀》記載：“其遭災疫之家，一門盡沒有，官給兇器。其餘據其人口遭疫多少，與減税錢。疾疫未定處，官給醫藥。”

    北宋時期，從整個社會狀況看來，並不能説是真正安定統一的時期，但較之割據混戰年間，社會秩序顯然要改進得多。而且，北宋時期對於醫藥衞生比較重視，特別是對軍隊與災區疫病的防治比較重視。如規定太醫局學生要為諸營將士治病，軍隊有疾病者按月上報人數，為戍邊部隊送醫給藥，賜以災民處方與藥等等。因而在北宋時期，疫病流行曲線也較為低落。

    儘管如此，北宋時期的某些大疫情還是造成慘重傷亡，據《外台秘要》記載，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南方州軍連年疾疫、瘴疫，其尤甚處，一州有死十餘萬人”。為了應對嚴峻的疫情，另據《宋史》記載，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但這樣的官方給藥似乎僅限於“汴京”的小範圍內。

    再來看高峯期。兩個高峯期之首出現在3世紀至6世紀，尤其是3世紀。

    3世紀，正值東漢末年及三國戰亂的時期，疫病流行的嚴重與時局動盪、戰亂頻繁是分不開的。將此期與唐代作一比較，不難發現，疫病流行頻數曲線的波動並不能單純地歸結為時代遠近所致的記載疏密。以此期來看，政治及戰爭因素地疫病流行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僅舉幾條。一則，據曹植《説疫氣》記載，東漢獻帝建安22年（217年），“厲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家與室均指貴族豪門，傷亡如此慘烈，可見“厲氣流行”的嚴重程度。

    再則，《晉書》卷3《武帝紀》載，咸寧元年（275年），“是月（十一月至十二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太半”到底是多少？《晉書》不見記錄，只能從《宋書》的相關記錄可知“京都死者十萬人”，這個數據估計不會有水分。又載，咸寧二年（276年）“以疾疫廢朝”。大臣和宮廷都處在隔離狀態，上下皆一籌莫展。

    三則，餘伯陶《疫證集説》中記載，東晉太興元年至永昌元年期間（318年—322年），“比歲有疫病，天行豌豆，癍瘡狀如火燒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治，數日必死”。

    這裏的“豌豆”指的就是天花。當時的人們可能還不知“豌豆”是怎麼回事，北宋的史書才有記載説此痘是從西域傳進來的，北宋年間的宮廷醫生摸索出了克痘的接種免疫法，此法西傳到土耳其，經改良又傳往歐洲。

（古代民間“穿痘衣”）

    第二個高峯便是16世紀之後，相當於明代後期至清代。

    明代與清代的統治時期都比較長，戰爭因素顯然不如前階段那麼重要，而財貿交通卻日益發達，又形成了與前階段截然不同的新局面。然而，應該説這一時期疫病流行曲線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南宋王朝偏安江南而促使南方地區日益發達，人口增加，城市發展，海內外交通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新時期，因而它們對疫病流行的影響作用也都達到了新高度。

   明清兩代，江蘇、浙江兩省儘管轄地不大，但疫病流行頻次卻是全國最為高發的省份。這一事實可作為以上結論的一個例證。

   做一小結，影響疫病流行的各種因素在錯綜複雜的權重關係可由於時期及社會狀態不同而有所差異。從歷代記載看來，大致可以唐宋為界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中政治軍事因素佔有相當大的權重。後一階段由於內外交通及貿易發展，由北向南地理環境的重心轉移，使相對應的因素權重增加，而政治軍事因素的作用相對減弱。至於災荒等因素對疫病流行的影響在各時期的差異不大明顯，不過現代有些歷史研究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暫且不提。

    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疫病始終是個古老的幽靈，並不因科學昌明而消停，它同樣與時俱進。當今世界，一面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飛船、潛艇，標示科技之發達；另一面卻是“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艾滋病流行、結核病反彈、病毒變異增多，蟲菌疫毒如野火死灰，得風復燃，異常兇猛。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已經擺到人類的面前，那就是現代打針吃藥的防治永遠趕不上病毒的變異。

    然而，當下戰勝疫情的信心絕不可失。那麼，從歷史的經驗中能夠汲取到哪些有益的啓示呢？

    從古代至近代，幾乎不見全民戰疫的局面，大疫當前，人們往往各顧其家，四散奔走，聽天由命。全民戰疫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出現的新局面。然而，戰疫如救急，要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有效戰勝一種突如其來的、傳染力極強的疫病，僅有醫務人員的拼搏獻身精神是不夠的，必須是一種政府行為。因此，全民戰疫的關鍵核心，必須要有一個高度取信於民，而又敢負責，有錯必糾，務實高效的政府來統一領導。唯有一個高度取信於民的政府來領導，人民在危難時刻才有主心骨，才有行動的指南，才能夠克服盲目性，形成一種萬眾一心，勁往一處使的積極局面，為戰勝疫病而共同戰鬥。

    在最近一段緊張的戰疫防控工作中，時有發生因防控措施的疏漏而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各地羣眾正常的生產生活，各地黨委政府發現問題後都在第一時間予以最大限度的糾正，並嚴肅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戰疫不鬆懈，發展不停滯，這是戰疫能夠取勝的“兩個基本點”。以發展維護穩定，只有堅持努力發展生產，才能有經得起任何風浪的實力。只有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我們才能擁有可靠的物質保障，才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體優勢，最終戰勝一切困難。

    從歷史記載來看，絕大多數的疫情暴發點是在都城之中，人口分散時期疫情發生頻數和社會受損程度就相對少許多。可見，人口高度密集是引發疫情及其蔓延瀕臨失控的一大隱患。這一問題值得現代城鎮發展規劃者們重視。

    必須認識到，合理地控制人口，合理規劃城鎮羣及居住區建設，是有效防疫的必要措施。這項工作做好了，今後就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善防疫工作的難度，使人民生活在科學合理、清潔舒適的環境中，提高健康水平，減輕防疫難度。

    明清以來，隨着貿易商業的活躍，流通中的各項防疫問題漸次凸顯，日益重要，將人流與貨流等傳染源進行有效的隔離是控制病毒傳播最為關鍵的步驟，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流行的範圍。過去幾個月，廣州、南京、大連、廈門、上海、寧波以及西安等都市先後暴發的區域疫情與流通中的防疫工作短板密不可分。

    外防輸入成為當前及今後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絕對不能存在任何僥倖心理。兩年的防控經驗告訴我們，在商貿流通中嚴格執行有關措施，尤其是在苗頭顯露時，儘早地、嚴格地把好防疫關，才能在整體的疫防工作中取得主動。

    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應該看到，能不能“終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事關全球，而不是中國一家做了什麼，做得有多好，就可以決定的。此次大流行不是偶發的，暴發的時間點在中美兩國貿易戰打得正酣之際，與此同時，美俄在東南歐至西亞一線的暗戰較勁日趨白熱化。中美貿易戰表面上看，美國一時處於了下風。隨後，疫情風暴咋起，中美貿易戰等國際問題紛紛披上了疫情的馬甲，進而成為左右國際政治的新事件。

    “人眾則克天”。以人眾為資本換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才是這一歷史經驗的真正價值所在。當前，深陷於各大國的博弈之中的疫情是一把不惜傷己而欲克敵的雙刃劍。各大國雖已有所謂的疫苗和特效藥被研製出來為己助戰，但是能夠平息疫情的“特效藥”使其和平地走向“終結”，大國們如何談妥彼此的關係和利益問題至關重要。

    也許可以從這一角度回顧新世紀之初，令人萬分惶恐的SARS疫情在數月時間便告止息，固然有全民通力防治之功，當時的國際關係要比現在健康很多，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外國民眾抗議封控）

    最後，粗淺地談一點國醫國藥防治現代大疫無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國醫國藥的作用是經受了歷史考驗的，華夏醫藥，歷數千年，其天地人相參、精氣神一體的系統論，是中醫的原創思維。歷史上的兩次疫病高峯分別催生了兩大中醫學理論，一是以東漢末年張仲景為代表的《傷寒論》，另一是明末清初的温病學説。這些重大的醫藥學成就是古人在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摸索取得並通過防治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21世紀以來，疫情發展出現有史以來最複雜的情況，即多變性的致病性病毒層出不窮；發病猛、變化快、病死率高、病程發展規律性差。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生物盾”計劃，探求新致病原及變異病毒防範策略與方法，也是吸納包括中醫在內的東方醫藥學成果作為途徑之一。我們更沒有理由丟開中醫，只有走中西醫並重之路，才能開闢健康的新途徑。

    中醫之道在於，攻毒之先首當強身。防則強化自身抗病能力，加快建立和健全民全覆蓋的醫衞保健網絡；治當堅持證為主體，據證言病，病證結合，方證相應，以提高防治水平。只有這樣做到了，國醫國藥對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的作用潛力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