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國老齡化形勢_風聞

人口總量增長及其結構變化是影響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關鍵變量。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人口結構呈現如下三個特徵：（1）生育率降至日韓水平。總和生育率1.3，低於2.1的代際更替水平，與日本（1.36）、新加坡（1.22）、韓國（1.08）相近。（2）即將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13.5%，法定退休年齡標準下的老年人口撫養比接近80%，按65歲標準算也達到了46%，預計2035年前後將高於美國。（3）呈現未富先老的趨勢。中國老齡化程度在世界排位遠遠高於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發達國家進入深度老齡化時的人均GDP均值在3萬美元，而中國當前剛剛高於1萬美元。

應對以老齡化為主要特點的人口變化新形勢，當前首要是調整認識、明確基本態度。

首先，老齡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發達的表現，應辯證看待這一現象而不應將其妖魔化。在任何一個婦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勞動參與率上升並能自由選擇是否生育和何時生育的社會，由於養育小孩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較高，生育率均傾向於低於更替水平。橫向比較，當前中國13.5%的老齡化水平距離日本（28%）、韓國（16%）、美國（17%）、德國（22%）等主要發達國家仍有優勢。

其次，針對“老齡化”這一概念的界定也應因經濟發展水平而異。原因在於：

**1．經濟發展帶來預期壽命延長和死亡率下降。**2019年我國預期壽命為77.3歲，較1960年增加34歲，高於世界平均水平（72歲）並已趨近美國水平（78.8歲）。而解放初期參照當時城鎮居民預期壽命制定的男60歲、女55歲退休年齡標準，已不適應於當下情況，社會不應該將高於這個年齡線的老人即視為負擔。當前中國平均退休年齡57.5歲，明顯低於韓國（60歲）、新加坡（62歲）、美國（65歲）、德國（65歲）、日本（65歲），其中男性的退休年齡比韓國小1歲、比日本小5歲，女性則比韓國小5歲、比日本小9歲。

2．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帶來產業結構轉變，拓展了老年人口再就業的可能性。一方面，勞動力就業開始向服務業部門集中，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創新型服務業份額上升，服務業對老年人口的吸納能力一般高於製造業；另一方面，製造業自動化程度在持續提升以替代傳統體力勞動，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預測，預計到2030年，全球將有2000萬個製造業崗位被機器人取代，相當於全部製造業崗位數量的8.5%。總的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增長正逐步轉變為依賴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升，例如2010-2019年間德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人口年均增速僅為0.03%， 但是期間第二產業的人均產值年均增速達到3.3%，使得德國的第二產業實現2.8%的年均增長率。

最後，結合以上觀念，針對當前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形勢，應重點從更新老年定義、提高勞動參與率、提高勞動生產率、拓寬養老籌資渠道等角度推出具體舉措。

1**.****在更新老年定義方面，**可嘗試將“退休年齡”的提法逐步轉變為“領取全額養老金的最低年齡”，從而將“退休”的概念與“衰老”的意象脱鈎。這樣有利於營造“積極老齡化”的氛圍，也有助於逐步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部分權利交由個體選擇，從而支持老年人口中相對健康年輕的羣體自主地參與社會發展過程並分享社會發展成果。

2**.**在提高勞動參與率方面，爭取鼓勵生育與延遲退休相結合：

**（1）鼓勵生育。**到2035年中國育齡女性數量將較2020年下降約4000萬人，要在部分婦女尚有積極生育意願時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放生育，特別是要注重在“生育懲罰”下保護女性權益。要逐漸引導夫妻雙方習慣共修育兒假，宣傳和推廣彈性工作制，允許和鼓勵企業通過提供更長時間的彈性工作替代一部分產假時間；改變過去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相關專項所得税減免，鼓勵女性積極參與就業，優先減免在職母親的個人所得税；要加快發展嬰幼兒托育服務市場，鼓勵民營資本投資建設各類托幼機構，引入不同層次的托幼服務，在日本孩子2個月就可以上公立託兒所，瑞士等很多的歐洲國家6個月就可以上託兒所。

**（2）延遲退休。**發達國家普遍以直接延遲退休年齡或實行彈性退休制度應對老齡化，當前中國的退休年齡有必要延遲3歲-5歲，但需要逐步過渡，兼顧效率與公平。借鑑國際經驗，可以從延遲退休政策執行的那一刻起，每過一年或幾年調整一次，每次延後退休年齡四個月，逐漸延遲到預期的退休年齡。此外，應當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羣體、不同地區制定差異化、彈性化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例如設定法定退休年齡範圍，對於早退休者扣減養老金，對於遲退休者增發養老金等。

3**.**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要重視產業轉型升級與數字經濟的作用。

（1）資本下鄉、技術下鄉、土地集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推動農民轉變為“市民”。**第一，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當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佔比與農業產值佔比的差異超過6%，明顯高於發達國家。在農村層面當前要重點增加投資、提升農村土地集中程度，根據測算，當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約為1.3畝，低於印度（1.7）、巴西（4.0）和美國（7.2）。具體可以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的“三權分置”思想，做好土地流轉、平整工作，進一步放活經營權，讓農地從低效率農户或拋荒農户流轉至高效率農户，甚至打破村一級的界限實現土地集中開發。**第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推動更多進城農民工“市民化”。**鑑於當前農民工面臨生存困難時，更多傾向於在省際、城市間流動（區域間的產業轉移也起到推動作用），而非由城市回到農村，政策應不僅關注那些居住在一線城市“城中村”中的農民工，也應關注三四線城市或城鎮的農民工羣體，可優先放開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讓農民工實現“居有定所”，改善其居住環境，盡力避免農民工羣體與城市市民羣體的居住空間分隔。在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上，要推動公立學校對隨遷子女的進一步開放，放寬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限制。

**（2）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推動人力資本更有效利用。**以工業機器人投入的增加促進規模效應，對於一些繁重、危險、重複、低價值的工作環節，可以考慮使用智能機器人替代勞動力，並對這部分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進行就業培訓，提高勞動要素的配置效率；利用互聯網使人力資本遠程利用成為可能，相應地降低本地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約束。

4**.**在拓寬養老籌資渠道方面，要推動養老金體系改革、引入更多元化機制。

若不加以調整，當前我國養老金體系面臨的兩個重大挑戰時點將是2028年和2035年，2028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餘額將出現當期收不抵支，2035年餘額將耗盡。因此，在鼓勵發展商業化的養老保險的同時，要構建更具彈性的收支系統，適度擴大個人賬户，為個人提供更多的繳費選擇方案，激勵個人為未來儲蓄，從而充實養老基金；通過將養老金統籌到全國層次，消除養老金積累豐富地區不斷提升支付待遇的激勵，提升基本養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同時提高養老資源的經辦效率、使用效率及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