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第三城”之爭，棋到中局_風聞

東莞晉級，佛山“守擂”

1月5日，在東莞市第十五次黨代會上，東莞市委書記肖亞非在作報告時透露，初步預計東莞2021年GDP將突破萬億元。這也意味着，東莞將成為全國第24個GDP萬億城市，也將是繼深圳、廣州、佛山後，第四個破萬億的廣東城市。若加上香港，粵港澳大灣區已有5座萬億級體量的城市。

三個月前，城叔曾分析過，作為製造業大市，邁入“萬億俱樂部”的東莞可能面臨資源瓶頸、轉型乏力等諸多挑戰（猜你想看：《“遲到”一年，第24個GDP萬億城市呼之欲出》）。而在今天披露的一系列詳細數據中，則進一步將東莞和佛山兩種製造業大市發展模式的比拼擺上枱面——

一方面，儘管東莞GDP晚佛山一步破“萬億”，但常住人口更早突破千萬，成為廣東第三個“雙萬城市”。另一方面，也是更為要緊的一點，東莞R&D經費支出佔比提升至3.54％，排名全國第七、廣東第二；而國家高新技術企業預計達7387家，居於省內地級市第一，兩項製造業發展質量相關指標，均優於同為製造業大市的佛山。

這為佛莞兩市多年的“相愛相殺”寫下了新的註腳。對於全國唯一的“製造業轉型升級綜合改革試點城市”佛山來説，東莞的“進擊”很難説不是“當頭棒喝”，揭開了GDP數字之下的隱憂。

而無論對於佛山還是東莞，乃至大多數製造業城市，新的思考空間亦被打開：面對兩種迥異的模式，城市究竟應該如何進一步發展製造業？

東莞的趕超

東莞的“反超”有跡可循。

早在2018年，廣東社科院曾發佈一份《2017年度廣東產業轉型升級指數評價研究報告》。報告根據轉型升級指數測算，按得分表現將廣東21市分為4個梯隊。其中，東莞和佛山同處第二梯隊，東莞位於第5名，超過位於第7名的佛山。其中，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轉換、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三個維度上，佛山均居於第二梯隊末尾。

圖片來源：佛山日報

當時，有人對佛山“抱憾”掉隊分析指出，儘管佛山技改投資連續四年位居全省首位，但“量大”並不等於“質優”，與其排名全省第二的規上工業總產值相比，比值則相對靠後。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儘管當年東莞技改投資僅為佛山的六成，但產業轉型升級效果卻優於佛山。

一種解釋是，相對於佛山厚重的傳統製造業基礎，“船大難掉頭”，東莞更容易“輕裝上陣”。數據顯示，2018年，東莞規上工業企業單位數為7704個，而規上工業增加值僅為3904.6億元。與之相比，佛山工業企業單位數為6206家，而規上工業增加值則達到4569億元，單個工業企業的平均產值遠高於東莞。

東莞的轉型速度，反過來亦改變了製造業“滿天繁星、不見月亮”的局面。2019年，廣東省製造業協會發布《2019年廣東製造業500強企業研究報告》。與前一年相比，佛山減少44家至65家，而東莞增增長近一倍至73家，超過佛山排名廣東第三。一年後，東莞再次超過廣州，以78家入圍企業躍居廣東第二；而根據最新發布的報告，該數據已達98家，保持在全省第二。

東莞“乘勝長驅”的另一面，則是佛山面對日益明顯的發展瓶頸。

兩座城市統計年鑑數據顯示，十年間，東莞工業增加值達到1.72倍的增速，而佛山僅增長54.5%。在曲線圖上，兩市似乎即將迎來歷史的“交匯點”。

硬幣的兩面

在外界看來，佛山和東莞一直代表了中國製造業城市發展的兩種模式。而在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馬嚮明口中，二者的關係直接表現在很強的“互補性”上。

迥異的歷史基因造就了兩市截然不同的製造業特質。坐擁優越的航運節點，佛山很早就建立起濃厚的製造業傳統，早在明清年間就被稱為四大名鎮之一。近代以來，順德、南海又成為民族工業發源地之一。而直到改革開放後，得益於“三來一補”，臨近香港、深圳的東莞才發揮出地緣優勢，逐漸發展成“東莞堵車、全球缺貨”的世界工廠。

圖片來源：莞香花開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曾對如今佛莞兩市的製造業進行過對比分析：佛山以本土企業為主，包括家電、金屬製品、傢俱等，內生性更強；而東莞則以“三來一補”、外向型經濟為主，受國際市場的影響比較大。

而在不同發展路徑下，也滋長出兩市獨具特色的市場。從單個企業來看，東莞企業總體上比佛山體量更小、外向型更強也更靈活。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面對2009年金融危機衝擊，東莞經濟受到較大影響，不僅當年一季度GDP在歷史上首次出現負增長，且全年增速僅為5.3%。與之相比，佛山經濟更為穩健，增速達到13.5%。

佛莞兩市就如硬幣的兩面。在不同歷史方位下，發光面也在不斷變化。

穩定的佛山一以貫之——在2020年佛山統計公報公佈的規模以上工業主要產品中，代表佛山製造的小家電、傢俱、建材和服裝仍然佔據半壁江山。而靈活的東莞則在不斷尋找新的發展重心——有媒體指出，雖然東莞仍然較少有匹敵佛山的“超級明星企業”，但卻形成了大量不為某一個產業而存在的配套企業。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指出，東莞工業區的優勢在於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面對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需求，東莞模式正顯現出比較優勢。

在《城市經濟》(The Economy ofCities)一書中，著名城市研究者簡·雅各布斯曾對比英國曼徹斯特和伯明翰兩座城市的發展模式。她發現，曾經重要的紡織業中心，堪稱“工業革命極致”的曼徹斯特，卻在一個世紀後陷入經濟停滯，“嚴重落伍過時”；但相比之下“平平無奇”，“沒有明顯特長”的伯明翰，則成為如今英國僅剩的兩個仍保持經濟活力和繁榮的城市之一。

她分析到，在曼徹斯特因一業獨大而陷於浮沉時，伯明翰“大雜燴”式的經濟表現出了更強的持久性。根據雅各布斯描述，通過“小生意”的發展，伯明翰的主要產業從馬鞍和馬車套具，衍生出各式五金和工具製造業，在此基礎上，再度不斷演變成鞋釦、紐扣產業、有色玻璃業、金屬玩具、鋼筆筆尖工業……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靈活成了東莞迅速推進創新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此基礎上，據馬嚮明分析，東莞還創新平台建設引領發展模式，以政府力量推進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過去的“佛山模式”也漸漸有了東莞的影子。2018年，佛山和東莞開啓了一輪黨政代表團互訪活動。馬嚮明提到，東莞建設松山湖國家高新園區，創新資源、科技成果、創新型企業等各類創新要素加速集聚，為佛山市規劃建設三龍灣高端創新集聚區指明方向。而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則通過調研發現，佛山企業在獨具韌性的同時，已經顯現出靈活轉向的可能。

中國散列中子源 圖片來源：莞香花開

中心與邊緣

當然，同樣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東莞有着佛山所不具備的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

位於廣東經濟最為發達的珠江東岸，東莞四周是經濟大市取之不盡的各類資源。根據東莞市人民政府官網介紹，東莞“毗鄰港澳地區，處於廣州市至深圳市經濟走廊中間；西北距廣州市中心區59千米，東南距深圳市中心區99千米，距香港中心區140千米”。

在此地利下，東莞能充分發揮自身靈活性進行周旋。而從過去的“三來一補”到如今的莞深合作，東莞也的確善於“借力打力”，撬動更大的發展可能。

早在2005年，已推進“騰籠換鳥”的東莞開始與華為互動，描繪出松山湖的雛形，也勾勒出莞深合作的最初輪廓。今天東莞製造業的快速轉型，很難説沒有深圳創新的助力——有報道顯示，過去5年，越來越多的深圳企業走向東莞，僅長安鎮上810家規上工業企業中，就有60家從深圳轉移，深圳訂單佔比超過50%的企業有49家。

華為小鎮 圖片來源：莞香花開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東莞“和而不同”，並不完全依賴某一個城市進行發展。

有媒體分析，與早在10年前就開始籌劃、被納入“大廣州”的佛山不同，“左右逢源”的東莞並未能被廣州和深圳“據為己有”——“大廣州”擴張不到東莞，深圳亦對其有心而無力。“雙不管”局面給東莞帶來了充分的發展空間，並且在廣深之爭的格局中，它既能借力深圳，還能借力香港的力量。

也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學界開始論證一種新的可能。數年前，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提出，在珠江東岸，香港、深圳、廣州等超級城市密集分佈，全球罕見。若將其串聯，恰好構成大灣區經濟發展的“中軸線”。在這條“黃金中軸線”上，廣、深、港分別是北、中、南核，加上剛破萬億的東莞，有望成為引領大灣區經濟發展的“主動脈”。

圖片來源：東莞市“十四五”規劃綱要

佛山則以另一種方式切入。就在上個月底，廣州發改委對外發布《廣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發展規劃（公開徵集意見稿）》，其中提出，“展望2035年，廣佛全域同城化基本實現”，並着重提到，兩市城市發展渾然一體，產業結構有機互補，同一市場全面形成，公共服務區域均等具體願景。

廣佛合作模式在何種程度上可能加以借鑑？對於東莞乃至更多製造業城市而言，這將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封面圖片來源：莞香花開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