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否低估西方國家企業家創新助力未來經濟發展的能力_風聞

**近現代以來，大國之間的發展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實力的競爭。**經濟競爭，説到底是一國企業與他國企業之間創新發展能力的競爭，是企業家精神活力大小的比拼與較量。

2021年對全球來説，除了冠狀病毒不斷自我革新導致疫情持久反覆外，根本挑戰還有不少：

首先是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拉大。無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

其次，國家保護主義綁架經濟全球化，最終導致技術開放文化交流與共同進步嚴重受阻。

每一代人都會有意無意地誇大自己的時代在歷史長河中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這是人性中最隱秘的基本弱點之一。歷史上有無數人曾經預言，基於他們那個時代所湧現出來的經濟、科技新特徵，有一些優勢一旦建立，領先者便可一勞永逸地處於領先地位，後來者幾乎永無出頭之日。工業革命以後，伴隨着人類進步突飛猛進，這種技術主義的宿命論反而越來越有市場。

最近也是最新版本的技術主義宿命論神話，是互聯網平台基於它們強大的“網絡效應”，將獲得過去從來不可能擁有的“上帝視角”，從而建立起壓倒性和永久性的優勢。這種“網絡效應”將會比工業時代已經很難撼動的“規模效應”更強百倍、上千倍。不少人認為，互聯網將會比歷史上的所有新發明、新技術更傾向於塑造一個“強者恆強”“贏家通吃”的兩極世界。

有學者早就認識到，互聯網不應只是一種技術一種工具，現代信息技術除了在電子商務和現代物流系統中應用，更有可能改變我國商業的生態與氣候。除非它還能夠與國家的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相融合，也就是互聯網技術的產業應用能夠充分體現在對傳統工業生產方式的改造上，以促成整個社會生產力再提高，並助力社會生產關係進一步重組和改善，那麼它的前途將是有限的，甚至令人堪憂。

**經濟便是經濟，經濟世界唯一不變的是變化，經濟活動的母體是社會。**因而在誠實的經濟學家眼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迭代的週期縮短了。有報道分析，2017年跑到紐約上市的阿里巴巴總市值曾短暫超越亞馬遜，1年前它還曾比Facebook的市值高。如今其市值已不足亞馬遜市值的1/4、Facebook市值的約1/3，股價也比它在2020年觸達過的高位跌去近2/3。包括騰訊在內，已有不少頭部互聯網大牛的情況發展趨勢，一樣已呈現半斤八兩的跡象。

人們不禁疑慮，移動互聯網還有未來嗎？答案是，一定會有的。

只不過，人們對未來互聯互通信息技術下的經濟和社會意義，需要儘快儘早地作出改變了。畢竟，如果連中國這樣具有無比超大規模消費羣體的主權市場國家，平台化的信息技術應用都已經走到了頭。那麼可想而知，社會發展問題當中關鍵中的關鍵，早已不在商品分銷領域，而是一方面早就轉移到了供給側，一方面渠道效用遞減，體現為大眾消費購買力越來越不足。

事情已經轉變為：供給端（生產者）和購買力（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聯繫以及彼此照顧，需要更加緊密。無論在消費者眼裏，還是在生產者眼裏，任何中介性服務都不過是成本，無論其規模有多大。消費者對商品物美價廉的追求無止境，對生產者最大的限制是成本。

自“二戰”結束以後，事實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早已經發生了改變。儘管意識形態對抗形成的“冷戰”取代了熱戰，然而戰爭結束之後，知識不僅走出象牙塔，更多原本屬於國防科技應用的成果也在民用領域得到發揚廣大，科技發展與進步和社會市場經濟中的廣大工商業企業之間加速融合，開啓了彼此協作共生的歷史。

從中國生長起來的華為公司，之所以令一些西方人害怕，根本不在於其技術有多強，而在於其核心管理層很早就已認識到，世界經濟在加速融合一體化，企業要先求長遠，絕不可以將一技之長視為零和博弈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武器。一個主權國家身經百戰有餘生的大企業越多，這個國家的經濟肌體越強壯。

“教育大爆炸”徹底改變了勞動力供給，這個現象首先發生在“二戰”後的美國，後續出現在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其他工業發達國家。正是教育革命，最終使傳統的工作結構變得難以為繼。1960年代末期之後，知識開始取代經驗，技術開始取代工具，美國率先從商品經濟轉向知識經濟，在世的科學家及各個領域的技術專家佔了人類歷史上所有專家總數的85%還要多，知識勞動者逐漸成為勞動的主力。

1960-1970年代的“十年動亂”，國家損失最大、影響時間也最久的是教育事業。改革開放後的40年，持續延長的教育年限本身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它是一個需要長期發展的成果，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工業化進程勞動者工作年齡的限制。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新興市場國家，人們的平均壽命大幅延長，已是眾所周知。不過，很少有人意識到，人們一生工作的年限增長得更快，意味着30多年來我國的人力資本至少增加了一倍多。

特別是近10多年，無論受過多年正規學校教育的男性還是女性，都在開始利用自己的思想、觀念和所能掌握的各種專業信息從事生產性工作，而不再只是像以往的“學徒工”那樣，還主要在依靠習得的手工技能或體力。教育成為當代世界最大的個人職業，其職能即在於系統地供應知識，並系統地訓練人們如何更有效地應用學到的新知識。無論人類情願還是不情願，日益增長的知識，已經成為決定着一個國家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更加重要而明顯的是，日新月異出現的各種新知識，可以創造出的已經不僅僅是商品，還包括更加適合於人類自身需求可以無比豐富多彩，無比多樣化和多樣性的學習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都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科學家和政治家，仍然為人們稱道和尊敬。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應用性新知識，卻一再嘲笑的是學究與教條。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各自內涵早已超越19世紀乃至20世紀上半葉所代表的那一切。

與傳統的手工勞動者或工廠的藍領工人相比，知識工作者往往待遇更好，職業保障條件高得多，因此知識成為了一個國家經濟的主要成本，**知識生產力也成為一個地區或國家生產力、競爭實力和經濟社會成就的關鍵。**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有關“人才流失”的討論，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正不斷從只是程度較低的地區或國家，轉移到只是程度較高的地區或國家。

知識如今像電力或金錢，只是一種能量，它只有在應用於工作時才存在。知識經濟出現，重要的是知識，無論新舊，最關鍵的是應用，知識的定義是能“學以致用”。就像牛頓物理學被應用於了太空計劃。科學家有祖國，“科學”卻往往無國界。“知識”而不是“科學”，已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受教育逐漸成為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意味着仍處於“階級統治”的社會。發展中國家如今談到“新殖民主義”時，指的就是年輕一代無法接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一個世紀甚至半個世紀之前，受教育仍然是一種階級特權，發達國家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逐漸讓有天賦有抱負的窮人家的孩子受教育。

儘管限制是難免的，即使在富裕國家，不只在能力方面，財富、地區、出身都有可能成為限制受教育權利的因素，但總體來看，我們已從職業和事業大多由自然出生隨機決定的社會，迅速轉向視自由選擇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不斷延長的受教育年限，也讓更多的年輕人只適合於從事知識工作，不再適合於當“學徒”。對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而言，問題不再是缺乏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是選擇太多了。擁有太多選擇、太多機會、太多方向，反而使年輕人驚慌失措，無所適從。

我國經濟的基本問題，從來不是體力勞動供給的問題。

知識工作者率先出現，知識工作隨後產生，這純屬歷史的偶然。事實上，還有許許多多知識工作將陸續出現，尤其是以知識（而非經驗）為基礎的新技能將更加重要。從前的大量工作不是勢必變成知識工作，就是將要被知識工作所取代。

對於快速增多，而且還會越多越多的城市的新市民來説，主要問題是知識工作或按知識付費的工作機會能否供應得更充足。如果未來不能滿足受教育人口對知識工作無比熱切的期望，勢必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法就業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這可能帶來比我們一時難以徹底消除的城鄉二元差別及地區發展差距更危險、更富有爭議性的問題。

未來幾十年，唯一能實現知識生產力的是管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層或管理者的操守、能力和績效，無論對於美國還是中國，都具有決定性意義。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在促成整個世界經濟增量中舉足輕重，因此未來的管理績效也格外重要。所有站在巔峯者，往往面前只有一條路：往下坡走。保持現有地位總要比繼續向上爬多花一倍的努力和技能。正如美國所面臨的的危險是，倘若由於缺乏願景和努力，則註定走向衰退。

有人講，中美經濟較力集中在珠三角大灣區與加州西海岸，集中在長三角與紐約州一帶。其所言是表，也片面。西方國家經濟創新的實力和能力，要比我們想象的也許還要大很多。僅技術主義遠不夠，只有超人一等的管理能力和持續改善的管理績效，才能促使我們不斷進步，防止變得自滿而懶散，變得貪圖安逸。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並不區分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現代管理已滲透到企業以及非企業，管理績效不只在工商業領域。所有組織的領導者和管理層的能力、技能和職責，的確對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對公平和正義，利害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