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城市西安，該反思教訓了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自德爾塔型變異毒株傳入我國以來，實際上我國的疫情防控形勢異常嚴峻，特別是在近日，隨着冬季低氣温的加持，德爾塔型變異毒株已經完全顯現出其威力。自十二月以來，已經在浙江省多地、陝西西安和河南省多地先後多輪次爆發疫情，有的甚至無從追溯傳播鏈。

由於近期筆者一直身處本輪疫情最嚴重的西安市，作為疫情發散和抗疫治理流程的實地目擊者，筆者想着以西安市的治理實情來談談疫情的防與控的過程。

精準防控為什麼流於形式

我們先追溯疫情擴散和動員抗疫的時間線。

根據目前的疾控中心信息和新聞發佈披露，西安市的疫情由12月4日一架航班代碼為PK854的巴基斯坦航班輸入，至12月9日由重點行業定期篩查發現首例病例，封閉隔離的瑾程酒店一名專班工作人員7日定期核酸採樣檢出陽性。流調發現，該人曾負責到已確診病例的隔離房間進行消殺。據其自述，4日接機時他的防護服破了兩個洞，快結束的時候才發現。隨後，與向某同房間居住的另一名工作人員單人單間隔離，最初連續5次核酸檢測均為陰性，至13日採樣檢測為陽性，確診（輕型）。由於隔離酒店工作人員完全封閉管理，這組本土傳播鏈只感染了兩人。

之後出現的是長安大學傳播鏈，零號病人感染原因未知，由12月14日開始出現零星新增，但一直無法有效溯源，歸併傳染鏈之間的邏輯關係。在多方尋找傳播鏈失敗的情況下，當地政府於12月18日決定封閉雁塔區的大部，隨後又在壓力和精準防控的要求下停止區域封控，只遺留了全市開展核酸檢測和要求，隨後幾日的日新增病例曲線大幅度上揚。

至12月22日下午，經過研判決定於次日零時啓動全城的事實封鎖，在起初幾天封鎖尺度不嚴，市民可每户兩日出去一人採購物資，有工作證明則可正常上下班。在12月27日封控再度加碼，升級為全部居家隔離。嗣後，自元月1日起又將部分封控區小區整體轉運集中隔離。至元月5日，日新增病例數大幅下降至35例。

追溯時間線，筆者認為可以這樣説，即從疫情發現的開始每一步都未能實現精準防控的目標。其實，在近期的疫情的防控中，諸多地方都是在未溯源的情況下即進行了範圍較大的封控。筆者注意到，已經有許多人在討論稱，以上海為代表的精準防控已經做到了優秀的示範，怎麼許多地方，尤其本輪疫情最嚴重的陝西西安，連“抄作業”都不會。那麼，俗稱的“抄作業”，這個直接的政策遷移過程為什麼失敗了？

這就需要從上海的作業説起。筆者注意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人，在探討精準防控時，着重關注的點在於流調。從流調上來説，的確以京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因具有鈔能力而在流調方面具有超能力。之前有一些論調，所謂“江西鉛山的紅燈和迪士尼的煙花”等盲目吹捧，沉思錄已做過批判。

所謂的流調，即流行病學調查，是通過還原病毒攜帶者的時空軌跡，進而對所涉及的場所、羣體採取適當的免疫和隔離措施。由於現代社會的節奏快、流轉強度高，且因新冠病毒尤其是德爾塔變異株的超強傳染能力，對風險羣體已經劃分為“A、B、C”三類羣體，A類是確定的攜帶者，B類是A類的密切接觸者，C類是B類的密切接觸者。可以看到，對病毒的行程和軌跡進行徹底還原，是具有較高技術難度的事情。

因此，流調人員必須具備公共衞生的科學知識和素養。筆者檢索了相關信息發現，**截至本輪疫情爆發期，西安市專業流調隊伍有300人，截至2021年夏天“521”疫情爆發，深圳市具有專業隊員530人，而截至2021年1月，上海具有一支3100多人的專業流調隊伍。**同時，上海的流調是由多所大學的公共衞生專家牽頭組織的，許多人根本就是流調SOP的設計者。這種能力的差異，讓以精準流調難以遷移。

但流調其實並非“精準防控”成功的核心秘密。許多對精準防控的質疑也集中在流調方面，因為流調再強大，是一種還原論的哲學觀，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復原場景。而從上海等地的經濟和社會運行邏輯來説，單一存在的病例並無意義，需要擔憂的是疫情發散。那麼，如何防止發散呢？早發現、早隔離。

上海採用了羅織密集網絡來“消除戰爭迷霧”。強制包括教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以及重點行業包括醫護、口岸和跨境商務、保潔保安、物流等，藉助上海發達的醫療資源和診療體系，通過高頻次核酸檢測編起來羅網，確保即便有流調漏網之魚，也只能傳播在極小的範圍。其日常檢測規模達周檢400萬人次，單日可檢91萬管，相形之下，西安已集中了幾乎全陝西經過三次動員後的檢測能力，疫情爆發期間是單日160萬管。

這樣規模的網絡，無異於在社會羣體中實現了“插眼”這種操作。在社會經濟層面上實現了等效普篩。這也就是新冠疫情升級至德爾塔變異後，上海僅僅只是頻繁爆出小規模疫情和無症狀攜帶者，卻從未發生大規模疫情的原因。據筆者瞭解，在經過去年夏天抗擊德爾塔的抗疫過程後，至少深圳已平移了上海的羅網插眼式預防機制。這種機制，或許可以總結為“外鬆內緊”，相形之下，西安方面除率先創設“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隨後發生全國性政策遷移之外，日常僅能組織包括醫護、口岸、跨境商務、部分市屬國有企業等重點行業和公安等部分公務員羣體進行高頻次檢測。相比來説，這是一種“外緊內松”的機制。

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溯源失敗，上海太平無事，而西安的“精準防控”卻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

精準防控與基層治理

本次疫情防控與抗疫的治理過程，網民除了喜愛“懶政”“一刀切”外還喜歡另一個詞兒，“拉胯”。筆者對此不做評價。但與其説西安是面對疫情“拉胯”，不如説實際上是基層治理平時就“拉胯”。這拉胯是多種多樣的。

拉胯在日常中就有所表現，但在疫情和情緒憋悶的交織下，就得爆發出來。如同筆者所熟悉幾位基層幹部所説的那樣，**“這樣的問題我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直解決不了”。**無論城中村的治理還是私立醫院的管理，都是格外牽扯治理體系精力的事項。與其説是沒管好高新醫院的拉胯，不如探討西安市的城市門面——西安高新區三十多年一直沒有公立醫院的拉胯。在動員抗疫之後，整個治理體系本身就處於精力嚴重不足的情形，如此便更顯“拉胯”。

以買菜問題為例，宣佈封城伊始，政府方面宣稱“物資儲備充足，不要搶購”，隨後的政策是“每户兩天一人出街買菜”；但隨後因應疫情形勢的變化，封鎖政策驟然收緊，產生了羣眾買菜難問題。在地政府的回應，則一律是“物資儲備充足”、“XXX從何處支援西安XXX物資”，這是驢頭不對馬嘴的回應，自然對羣眾無法產生正面作用。在集中住宿的京東物流有15名快遞員感染的惡劣情況發生後，全市被迫物流“全停”從而分割為彼此不再聯繫的孤島，甚至組織上更多的也是依靠就地招募的社區黨員。從而最終逼的自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空前的技術難題，“在兩到三天內為1300萬人口解決配給制體系”。

在筆者看來，封城時在地政府應在準確評估常住人口規模、物資消耗速率和儲備後，對兩天出去一個人買菜的行為，進行指導。筆者在封鎖後，利用採購的機會儲備了較為充足的物資，因此對封鎖收緊後市民困於吃喝感到困惑。經詢問，有許多市民抱怨，原先以為每兩天就能去買就沒有多買，怕浪費。這充分説明，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指導特殊時期行為準則，則必然在“絲毫不屯、坐等政府投餵”和“囤積過多造成普遍性物資短缺”之間來回搖擺。

再譬如説，前期防控疫情和後期動員抗疫中，明顯的治理短板城中村沒有得到有效重視，主政者採取了鴕鳥式的策略而非主動積極的化解問題（或許是因為短期解決不了就乾脆擺爛），完全藉助城中村的“本村二混子”執行防疫政策。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一種獨有現象。隨着城市蔓延，新增建成區將原有的郊區農村土地逐步佔用，將郊區農村包裹在其中。和城市新建城區不同，城中村繼承了原有的村社羣體和組織結構。因此我國大中城市城中村的治理，一直是令人頭痛的難題。本次爆發的疫情中，最嚴重的就是城中村，摸清疫情底數的過程驚心動魄。

解決不了的原因，恐怕是多種多樣的，但無論是什麼，都是治理缺失的問題，都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的堵點。

首要的一點，是搞不清對象。要更多的關注基層的實際運行中的困難。組織是來源於生活和來源於市民的，因此其實大多數時候，基層的訴求與市民的訴求本質上是一體兩面。許多問題基層困頓其中而羣眾實際上也困於其中。我們説公共行政的措施和決策要貼合基層的實際治理能力，基層治理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假裝可以做到。面對現實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如同某位輔導員老師，説什麼“非必要不亮碼”，卻不認真解決性能的併發問題，最終自己被問題解決了。

其次，需要知己。不瞭解實情也無法準確自身定位，導致了政府在回應民眾訴求的過程中進退失據。譬如某些行政區陷入了“髮菜”的攀比，和外省比，和其他城區比，反而影響了抗疫這一主要矛盾。

再次，更進一步的矛盾，是不知彼。無法搞清楚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務的邊界。在居家隔離因社區傳播變為集中隔離後，為滿足集中隔離的場所需求，在地政府緊急建設了一批隔離場所。然而，缺乏公共服務的邊界，沒有采取清單模式，基層在滿足公眾需求時處於極為被動的情況。許多室內設施建設堪稱精美，又是壁掛鍋爐又是零食又是全友傢俱，過度用力之下卻在一些零碎用品等其他部分缺乏考慮。説到底，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而不是“自出機杼”。

其四，由於條塊分割和行政發包，在關鍵時刻極容易形成“三不管”進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無論是西安航空學院變成高風險地區，還是潘家莊等城中村的疫情，大多數問題深究之下是條塊分割所導致的信息不暢、政令不暢和執行偏差。進一步的包括輿情的處理，既不能科學的發佈引導和指導信息，也不能正確回應市民疑慮和焦慮，就連造謠引發的輿情也無法有效處理，這與條塊分割是息息相關。

最後，則是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疫情的防控過程中，各個城區對政令的執行效力、執行效率存在差別。老城區市民配合度高一些，新建成區硬件條件好一些工作方便，而城中村則各方面條件都差一些。這就需要更高層級來加大統籌力度，確保執行，畢竟市域、國家都是一個整體。而最終，防疫指揮部是通過給17個城中村挨個空降擔任過地方主官的廳級幹部來解決問題的。

筆者也和一些身處公共部門的朋友和同學討論過。臨近年關，社會情緒追求安定，但意外而來的疫情黑天鵝是反人性的。在這個時候，公共部門如果缺乏擔當去躺平或者訴苦，不但起不到尋求理解和共情共鳴，反而會激起輿論的普遍反感。尤其是當下的社會運轉節奏快，生活強度大，目前抗疫進行了兩年，猶如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中等強度的戰爭，社會在這種管制之下早已疲倦不堪，局部的錯誤極有可能變成全局性的否定與批判。整個治理體系對此應有充足的認知。

截止到目前來看近二十天的歷程，毋庸置疑有全運會後的社會整體疲沓因素。但所有的亂象，無論是老城區治理失能、城中村失管漏管、交界地帶推諉扯皮、各個醫院不履行職責反而想辦法把病人往外推，則是固有問題的集中暴露。但類似性質的問題不僅僅限於西安，而是類似處境的、在短期內極速擴展和建設後的城市的通病。

可以説是從硬件上來看，似乎已經摸到了一線城市的規模和標準，然而硬件條件和基礎建設可以短期內建起來，更為複雜的公共服務體系和更加抽象的精神文明則是短期內現代化不了的。

自2016年開始搶人大戰後，西安市由一座常住人口八百萬的城市到如今已經變成了1300萬人的城市。然而因應人口膨脹而必須着力建設的教育、醫療、養老、基礎設施維護等公共服務體系呢？搶人大戰的領導拍拍屁股走了，至於學位和醫院牀位什麼的留給後任吧。後任蓋好了學校和十四運，至於投資醫院、梳理解決治理體系中的擁堵和本位主義思想，就留給了現在。

如今，我國在多年高速發展之後，社會面臨的問題愈發複雜，必須不斷摸索新型的社會治理方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方法。如果只是簡單地以“懶政”、“一刀切”“不作為”來總結疫情防控特別是應急防控下社會治理的亂象，容易落入口號回應口號，無法概括複雜的治理水平落後問題。

隨着疫情隱去，時間流逝，輿論終將平息遠去、但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道路，任重道遠。因此，歸於平常看似是網紅城市的宿命，如今也到了西安。網紅的打造來得容易，而如何實踐現代化治理、超越舊有社會秩序與社會關係，塑造新的治理範式，更為繁雜而艱難，需要付出一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