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到底是為什麼？_風聞

文|文一

編者按：本文摘自文一《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一書，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該書是文一繼《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後的又一重要著作，對很多流行的歷史觀都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因篇幅所限有刪節。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繁榮究竟是何時開始的，以及為什麼開始的？

曾以“四大發明”饋贈歐洲，並以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之壯舉傲視天下的東方，又是何時衰落的以及為什麼衰落的？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為此提供的各種解釋充滿了書架，其核心不外乎試圖解釋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

但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兩場革命的爆發？當前國內外十分流行的歷史觀認為，關鍵是制度。

按照這種歷史觀，正是古希臘獨有的民主制度與理性思維傳統，以及古羅馬和日耳曼部落遺留的獨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學與工業文明賴以產生的制度基礎，從而在文藝復興以後演變成一種不同於“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議會制度和法治社會。

這種包容性議會政治制度和法治社會，決定了包容性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比如契約精神、人性解放、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和對專制王權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種市場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場和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激勵了國民財富的積累和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導致“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的爆發。

**歷史觀，無論正確與否，對學界、商界和政界的影響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強大。**正是因為這種“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統治着世界，才造成落後國家的知識精英、企業家和政治家對當今世界的變化迷惑不解，以至於在面對來自“先進發達”的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壓力時，在思想和行動上顯得蒼白無力、無所適從、愛恨交加。

但是，這一流行歷史觀，卻與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的真實發展史嚴重不符。

**首先，與流行歷史觀所肯定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至少同樣輝煌的，還有同時期的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後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臘“民主”和古羅馬“法制”一直是西方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根基，而衡量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最佳標準，不外乎人們衣食住行所反映出來的生活水平——因為它直接反映了一個文明體系的生產力和服務於這個生產力的深層制度，那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活水平就不應該低於而是應該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

但事實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產力通常都比中國低下，更不用説歐洲中世紀甚至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生產力。

比如以煤炭作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歐洲是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初期才發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國的使用和開採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而用於鍊鐵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

比如古希臘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織成，是很少染色的沒有領口和袖子的簡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時代中國人穿的衣服，卻是由細得不可思議、輕得不可比擬的蠶絲，通過木製織機細密織成，再用五顏六色的有機染料層層上色，經過千針萬線裁縫而成的綾羅綢緞。

縫製衣服需要金屬針和剪刀，沒有發明鐵或者金屬冶煉技術的文明很難用木材、石料或者骨頭做成剪刀或細小的刺繡針，而中國的絲綢技術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如果那個時代有什麼精密工藝能夠形象地體現公元17世紀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微積分運算之精妙的話，非中國絲綢的製作過程莫屬。

絲綢產業所體現的生產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簡單，它涉及原材料產業（桑樹的栽種、蠶卵的儲存、幼蠶的哺育、蠶繭的保管與漂白），紡織業（抽絲剝繭、紡絲織布），染色業（染料的萃取、化工製作和對大批量絲綢的均勻上色），成衣製作業（剪裁、縫製、上扣、打邊、刺繡），原始的市場營銷業（服裝樣式設計、訂單、發貨、統購、零售），等等。

而且這樣精細的工藝流程與分工環節只有統一的大市場和信用體系才能支撐，絲綢製造業不是任何古希臘城邦小農經濟輕易能夠拓展與承擔的產業。難怪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創造運河體系和最早發明造紙、印刷、陶瓷、火藥、指南針、現代官僚制度和發行紙幣的國家。只有高度發達的大一統市場經濟與信用體系才可能流通紙幣。而歐洲國家要等到18世紀才開始出現紙幣。

即便到了輝煌的古羅馬帝國時期，全球財富的主要創造中心也仍然在東方。古羅馬時期沒有任何商品（除了黃金）值得出口到遙遠的東方，而古羅馬最珍貴的進口商品卻一定來自遠東，這包括比黃金還要貴重的中國絲綢。

在古羅馬，只有皇帝和最富有的官員才能偶爾穿得起絲綢。比如羅馬皇帝埃拉加巴盧斯（Elagabalus），儘管也會穿當地亞麻做的簡陋粗布衣服，但卻是西方歷史上第一位有錢在全身上下都穿得起來自東方的綾羅綢緞的西方人。

英國歷史學家和古絲綢之路專家弗蘭科潘指出，為了購買東方奢侈品，尤其是絲綢，古羅馬每年有多達1億賽斯特斯（sesterce，古羅馬貨幣單位）的金幣從羅馬帝國流出，進入東方貿易市場。“這一驚人數字相當於帝國每年造幣總數的近一半。”“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

即便從公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算起，直到大約1800年工業革命爆發時（也就是直到中國清朝開始由盛而衰的時期）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換和工藝品製造中心仍然在東方，尤其是中國。

在那個歐洲開始發生鉅變的300年（1500—1800）間，全球貨幣的流向仍然是中國。每年歐洲人從美洲盜取的天量白銀，大約一半流向了中國，為的是購買中國的商品。比如17世紀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關於白銀的論文中指出：“白銀在全世界到處遊蕩，最後都流入中國。它留在那裏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相比之下，號稱繼承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其生產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匱乏程度，遠超今天人們的想象。就拿穿衣、吃飯和如廁來説，在中華文明經歷好多輪盛極而衰、衰極而盛的長週期之後，普通歐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編織的裹身披衫。

這種粗羊毛布料容易藏污納垢，很難用水清洗，因此歐洲人一輩子很少換洗衣服。由於非常粗糙並刺激皮膚，這種布料無法用來製作內衣，所以普通歐洲人自古以來直到工業革命前都幾乎不穿內衣，也不知道什麼是內衣。與此相比，絲綢非常貼身，既可做外衣也可以做內衣，還可以做手絹、扇子、畫布、屏風、蚊帳、桌布、窗簾、牀單等日常用品，因此受到萬里之外的古羅馬皇帝的青睞。

由於沒有發明紙張、絲綢和棉布，直到工業革命前，歐洲無論男女、老少、貴賤，一輩子如廁時都沒有條件清潔下體。而且吃飯都是用手抓；吃飯用的叉子要到17世紀才開始在歐洲家庭普及（美國白人甚至直到19世紀初才開始用叉子吃飯）。

因此著名歷史學家蘭德斯（1999）對於歐洲人在工業革命前的衞生與生活水平有如下描述：

長期以來，歐洲人最大的殺手是胃腸道感染，病菌從人體排泄物傳播到手，再到食物，再回到消化道。霍亂病菌等流行性微生物不時加強了這類看不見卻致命的敵人的存在。

這些細菌最好的傳播途徑是公共排泄地：在那裏，由於缺乏廁紙和可換洗的內衣而促進了人體與排泄物的接觸。由於長年累月都裹在一輩子都沒有洗過的粗羊毛布中，而粗羊毛布料很難清洗，即便洗也洗不乾淨，因此歐洲人的皮膚常會發癢並不得不用手抓撓。所以他們的手很髒，而最大的錯誤是歐洲人在進食前都不洗手。……而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

工業革命的主要產品是東方傳來的既便宜又可用水清洗的棉布，以及靠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從植物油中提煉出來的肥皂。普通人第一次買得起內衣……個人衞生狀況的巨大變化，使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平民可以生活得比一百年前的國王和皇后還乾淨。

難怪即便到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1776年，亞當·斯密也還承認“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美國歷史學家戈德斯通也説：“中國是很多產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產國，包括紙張、火藥、帶有船尾柱舵輪和水密隔艙的航海船隻、指南針、三角帆船、鑄鐵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印度也為世界提供了色彩絢爛的奢華的棉織品。中國和波斯還是世界上絲綢工藝首屈一指的地區。當印度人和中國人穿着柔軟舒適的棉織衣物時，歐洲人還裹在粗糙的亞麻和羊毛衣物裏。”

因此，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是，從古希臘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初期，中西方在生產力和國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異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紀才開始逆轉，那時候歐洲的科學、技術、國家治理和國家動員戰爭的能力才開始全面崛起，從而超越東方文明。

就像印度文明一樣，中國古代的確沒有發展出古希臘的平面幾何數學體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與西方傳教士緊密接觸的時代，似乎除了徐光啓和以他為代表的少數個別人，中國朝野普遍都對西方的演繹數學知識不感興趣。

可為什麼會這樣？是什麼因素導致近代中國對形式化的數學不感興趣？流行歷史觀認為，這也反映了“東方專制主義”和“封建注經傳統”下思想自由的缺乏。

真的嗎？其實，古羅馬人也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中世紀歐洲人也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為什麼？

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的何止中國人、羅馬人和中世紀歐洲人，法國人直到公元17世紀以前也對演繹數學普遍不感興趣，但是卻在專制暴君路易十四為提高法國的國家競爭力而花巨資打造法國科學院以後開始感興趣了；俄國人直到18世紀以前也普遍對演繹數學和科學不感興趣，但是卻在獨裁者彼得大帝創立了俄國皇家科學院以後開始感興趣了；日本人直到1868年決定直接面對並參與到歐洲列強“打砸搶掠”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之前，對科學與演繹數學也像中國人一樣不感興趣，但是卻在明治維新以後在作為絕對君主的日本天皇統治下開始對這東西感興趣了。同理，中國人一旦意識到民族存亡實質上是國家間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競爭，意識到“科學就是生產力”以後，也同樣才開始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了。

即便在萊布尼茨和伏爾泰所處的啓蒙時代的歐洲，更不要説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普通人對科學與數學其實也是根本不感興趣的。連16世紀的宗教改革大師，路德和加爾文都蔑視和嘲笑數學和科學。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多數人文主義者蔑視科學，卻喜歡把在古希臘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魔法、巫術繼承和發揚光大。正如羅素指出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除達·芬奇及其他幾個人外，都不尊重科學。”

但是，通過本書我們將會看到，自從“火藥—火炮”技術傳入歐洲以後，由於各國王室和國家精英意識到科學與數學對於研發這種熱兵器和對於國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就產生了國家力量對這類科學知識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資、扶持和推動，從而才有了這些公共知識的繁榮（雖然早期的繁榮仍僅侷限於精英階層）。

比如達·芬奇在年輕時寫給米蘭統治者盧多維科·斯福爾扎的一封求職信，便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各個城邦國家統治者對科學技術的巨大興趣與需求。在這封求職信中，達·芬奇列出了自己熟練掌握的許多技能中的九類軍事工程技術，都與基於火炮這種新型戰爭模式密切相關，而他的藝術才華並沒有在信中被重點強調。這反映了達·芬奇所處的時代，國家力量對人力資本的最大需求並不是藝術才能，而是軍事才能和與此相關的數學知識。

而且別忘了，贊助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藝術創作的主要僱主，是羅馬天主教會與王室宮廷；滿足藝術家素描和油畫所需要的紙張與顏料，是他們出生之前不久才從東方傳入歐洲的。

因此，達·芬奇的求職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西方流行歷史觀所描述的、獨立於東方文明影響的、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自身傳統的歷史運動。真實的歷史並沒有這麼高大上。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繁榮”，不過是羅馬天主教會、意大利城邦宮廷以及王公貴族為“炫耀社會地位”而大興土木的結果，是他們動用幾乎全部國家資源從事“藝術採購”活動所撬動起來的社會需求的產物——就像16～18世紀歐洲各國王室對火藥、火炮、戰艦等軍工產品的巨大采購需求，極大地刺激了歐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業的迅猛發展一樣，也像中國歷朝歷代宮廷對文官的需求和科舉考試的發明，極大地刺激了民間的讀書風氣和詩人畫家的湧現一樣。

文藝復興對於歐洲崛起的真正歷史意義不在於藝術，而在於火藥與商業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過一系列慘烈的熱兵器戰爭和商業利益爭奪，形成了一個由許多城邦國家構成的微型“國家競爭體系”。這個國家競爭體系是未來歐洲更大規模國家競爭體系的雛形。

與這個國家競爭體系下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相比，羅馬天主教教廷和各城邦宮廷為“炫耀社會地位”而採取的“藝術採購”活動，和由這個活動的刺激所產生的藝術繁榮，對於歐洲崛起的歷史意義其實並沒有流行歷史觀渲染的那麼大，只不過對於歐洲中心主義者宣揚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相對於東方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來説，卻顯得意義重大。

同理，本書將以大量史料揭示，17-18世紀的科學革命，是國家競爭體系下長期軍備競賽的產物。因此歐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對東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是各個歐洲王室在延續幾百年亡國滅種的熱兵器戰爭壓力下，相互競爭的結果。這個生存競爭壓力，導致了歐洲王室對科學技術的巨大熱情和對科學家的重金投入。

恰如恩格斯所精闢指出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而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政府採購、贊助活動與戰爭需求，尤其是規模化製造火藥、鑄造火炮、提高火藥威力和炮彈打擊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經典力學、鍊金術實驗化學、冶金工業、煤炭工業和大學-科學院制度發展的強大原動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誕生，也是這種國家競爭與國家生存需求的產物。

只有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型城邦戰爭中高速飛行的炮彈，和為贏得這種戰爭對炮彈落點精度進行精確計算的極高要求，才如此急迫地促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臘學習平面幾何與代數知識，以便透徹理解變速運動物體（炮彈）的飛行軌跡和背後的動力學機制。只有大規模殺傷性火藥在爆炸中所產生的震撼威力，和對進一步提高火藥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鍊金術化學理論，以便超越傳統鍊金術知識水平的限制來幫助系統地提煉硝石、硫磺並解釋物質的燃燒和爆炸現象。

只有對贏得這種新型熱兵器戰爭和對國家安全的不懈追求，才能極大地刺激一個國家的重工業（木材加工、鍊鐵、冶金和採礦業）的高速發展，導致文藝復興以後歐洲森林面積的急速下降和煤炭資源的大力開採，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從而刺激了深井挖煤技術以及煤礦鐵軌和蒸汽機的發明、改進和廣泛使用。

同時，也只有通過對海外資源和市場份額的激烈競爭，才如此需要建設一支擁有強大火力的遠洋海軍，並通過規模化大生產方式來提高各種產品的生產速度和降低生產成本，壓低銷售價格，從而導致了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流水線工廠體制（包括大型兵工廠）和珍妮紡織機與蒸汽機的誕生和普及。

而且，國家間激烈的軍備競賽，和為支撐和支付這個競賽而展開的激勵商業競爭，在催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的同時，也催生了服務於這種國家競爭力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説，西方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國際法、海洋法、商業法、會計法、刑法、税法、財產法，還是知識專利和私有產權保護法，都是國家力量競爭中為了不斷提高本國對他國在軍火工業、材料工業、製造業和商業方面的競爭力，而發展出來的制度化的“產業政策”和國家競爭手段。而這些政策和手段也是在實踐中被不斷完善的。

這種國家間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以及為贏得這種競爭所需要的大批量人力資本積累，都需要國家意志與國家力量對相關人才選拔機制與產業政策的巨大而長期的構建。所以，離開了十字軍東征以後，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基於“火藥-火炮”的新型熱兵器戰爭這個時代條件，離開了在這個基礎上，歐洲幾百年的殘酷軍備競賽和你死我活的“戰爭資本主義”工商業競爭模式，離開了國家意志和國家力量對贏得這種競爭的人力資本的長期投資，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產生服務於這種國家競爭力和戰爭資本主義模式的法律體制。

事實上，歐洲歷代君主為了贏得這種國家間的競爭，摸索和出台過很多政策與制度建設試驗。有利和有效的則被繼承，無利和無效的則被淘汰；創新改革能力強的王室則生存，創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則滅亡。比如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僱傭兵制度曾經在意大利各個城邦國家和後來的歐洲大國戰爭中非常流行，但是因無法適應迅速擴大的專業化熱兵器戰爭的需要而被廢除，演變為職業化的國家兵役制度。又比如為了維持專業化的更大規模的軍隊，就必須增加新税種和創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體系，税收體系於是發生了轉變，從臨時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體系變成更加標準化的和中央集權化的體系——包括中央銀行與國債發行模式；這是支付不斷擴大的軍費開支的唯一方法。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為提高法國在歐洲大國爭雄中的競爭力，在1667年建立了國家科學院制度；從此以後，法國才在科學領域方面嶄露頭角。而法國從此湧現出來的一大批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都為歐洲科學革命與科學繁榮立下汗馬功勞。接任路易十四的路易十五國王，又在18世紀為培育軍隊將領專門撥款成立了巴黎高等軍事學院，學院的課程設置以數學、地形測量、射程計算為主，為統一歐洲的拿破崙戰爭提供了傑出軍事人才。

因此，以中國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和其他製造業技術為基礎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尤其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國家競爭體系，和這個體系下歐洲各國為贏得新型熱兵器戰爭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才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秘密。

古希臘的數學知識對於中世紀歐洲人來説，是一種來自阿拉伯文明的外來品。它既沒有為古希臘自身，也沒有為（古希臘滅亡之後）全面繼承了古希臘文明遺產長達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國（330-1453）帶來科學革命。

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後的歐洲精英們，之所以對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臘數學手稿感興趣，是因為在這個時期所面臨的新型熱兵器戰爭與維持這種戰爭的巨大財政壓力，刺激了通過扶持科學、扶持軍工業、扶持商業來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鋼鐵般國家意志的產生，哪怕民間長期充斥着各種迷信和對科學與數學理性的巨大排斥。

比如伽利略在為威尼斯兵工廠計算一枚高速飛行的炮彈如何能夠精確擊中遙遠行駛中的戰艦時，他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幾何和代數，因此才對數學如此着迷。他也需要解釋為什麼炮彈沿仰角45度發射能夠飛得最遠，因此才對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如此感興趣。

火藥對於歐洲實現從中世紀向現代世界轉型的極端重要性，很好地體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1946年在美國海軍紀念日的講話中：“原子彈肯定是向新時代轉變的信號，火藥恰恰是中世紀向現代轉變的重要信號。”

如果説中國古代物理學的運動時空觀是由弓箭發射的速度和飛行距離規定的，那麼歐洲近代物理學的運動時空觀，則是由炮彈發射的速度和飛行距離規定的。弓箭飛行以米為單位，炮彈飛行則以千米為單位。弓箭發射時的推力不過幾十千克，而火藥爆炸時周圍空氣體積可膨脹好幾千倍，以至於產生的壓力超過每平方釐米將近3000千克；這個壓力下產生的膨脹係數相當於將一米的繩子突然拉伸到2000米長；火藥爆燃瞬間温度可達1000攝氏度以上；因此破壞力極強，從而對物理學理論、數學計算以及軍隊作戰能力所提出的挑戰是劃時代的，尤其是當這種熱兵器戰爭的烈度、頻率和延續時間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的時候。

正如需要極高的温度和壓力，才能將普通的碳元素變成金剛石一樣，只有存在長期的亡國滅種的大規模熱兵器戰爭和你死我活的工商業競爭（類似於冷戰期間的美蘇“核武器與太空競賽”），才能在歐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個國家中篩選和錘鍊出願意長期贊助軍事、科學、商業、技術和製造業的鋼鐵般國家意志和服務於這個競爭意志的國家能力與法律制度。

比如14世紀的歐洲發生過至少44場大規模戰爭，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戰爭，其中包括著名的長達116年的英法“百年戰爭”——這也是歐洲近代第一次出現火炮的戰爭。

15世紀歐洲一共發生過60場戰爭，幾乎每年都處於戰爭狀態。16世紀歐洲發生過62場戰爭，平均每次戰爭的延續時間超過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過兩場戰爭同時展開，延續時間超過8年的戰爭有15次之多。從1500年開啓大航海到1700年工業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間，歐洲有95%的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在整個17世紀，歐洲只有4年時間沒有發生戰爭。即便在相對和平的19世紀，歐洲的戰爭頻率也出奇地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

歐洲各國為了打贏一場接一場的戰爭，平均每年必須將高達80%以上的財政收入用於軍事開銷。而且，自文藝復興以後的多數戰爭，都是在寬闊的海面上展開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紀以後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這是歐洲海軍力量和與之相關的軍事技術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識能夠通過大量如飢似渴吸收東方先進科技而迅速崛起和進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這一系列延續了幾百年的高頻率、高烈度和基於火藥與槍炮的新型熱兵器戰爭，將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成百上千個閉關自守、愚昧落後的封建城邦國家，錘鍊和盪滌成了二三十個強悍的、中央集權的、奉行軍事重商主義發展戰略的統一民族國家和海上強權。其中任何一個都有膽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國土面積超過自己幾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戰爭意志又缺乏海戰經驗和現代國家組織能力的東方帝國發動攻擊。

戰爭創造國家，戰爭創造國家意志，戰爭創造國家能力。

在熱兵器軍備競賽與遠洋商業競爭的巨大生存壓力下，以火炮和海戰為新型平台的戰爭，不僅推動了意大利城邦國家和北歐國家對工程與數學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學人才）的巨大需求與選拔機制的建立，而且推動了歐洲各國的國家動員體制（政治制度）升級變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財政税收制度、貨幣發行制度、戰爭決策機制、最高行政機構、公共治安管理條例、中央情報收集制度、國家監獄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學與科學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險獎勵制度、重商主義關税政策和各種產業政策等的確立。

**戰爭也是“國家—財政”模式的催化劑。**因為戰爭要能持續，國庫必須豐盈。而只有形成了“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國庫才能充盈，國家才能以戰促商、以商養戰。比如英國伊麗莎白時代對國家安全的巨大需求，要求英國在全世界到處尋找硝石這種製造火藥的基本原材料，以至於伊麗莎白女王的首席內政部長威廉 · 塞西爾向議會指出，“2萬英鎊的硝石比10萬英鎊的黃金和珠寶更有利於女王”。又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和海軍將領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針對如何與英國爭奪17世紀海上軍事與貿易霸權時，向荷蘭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是熱兵器戰爭和王室主導下的對外“打砸搶”活動的產物，是“國家-海盜”制度的產物，是為贏得這場“全球打砸搶”的國家競賽而發展出來的“戰爭⇄商業”財政模式。

所謂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過是為維繫和支撐這種戰爭資本主義而演化出來的必然制度安排。這樣的歷史過程打造出了歐洲現代法律體系、國民私有財產保護體系、國家情報機構、國民教育體系和重商主義產業政策。

在這個“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中，歐洲國家用商業手段提升國家支付戰爭的能力，用戰爭手段擴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場份額和海上貿易壟斷，並用由此獲得的鉅額商業利潤來支付頻繁不斷的對外戰爭，由此循環往復直到20世紀相互毀滅的兩次世界大戰。

因此，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Sven Beckert）才説：“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資本主義法律對於資本主義，正如交通規則對於高速公路一樣：不是交通規則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誕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規則。茫茫原野上信馬由繮，難道需要紅綠燈和斑馬線？所以，不是先有了交通規則（法律）才學會修路（開啓戰爭資本主義），而是先學會修路（開啓戰爭資本主義）才在實踐中逐步設立和完善了交通規則（服務於戰爭和資本的立法）。

提出這一系列問題，並不是提倡讓落後國家通過複製西方的戰爭資本主義或者路易十四的絕對君主制，來推動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和經濟；而是希望對流行歷史觀提出正當的質疑，以便於我們跳出流行歷史觀和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話語體系，尋找出歷史進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產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這個李約瑟之謎的終極答案。

歷史的正確因果關係一旦被找到，這種歷史知識就可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力量。它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解釋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哪裏發生，而且能夠指導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歷史條件下複製和創造出自己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