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 物價焦灼, 誰是當前經濟的最大拖累? | 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稿_風聞

✪ 曹遠征 |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

【導讀】2021年，全球經濟由疫情低點重上增長軌道，但強勁復甦未能持續。下半年全球經濟開始下行，物價卻在上行，高通脹、高失業率和經濟低迷並存，類似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局面已然重現。那麼，這將對全球經濟帶來哪些挑戰？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中國又應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曹遠征指出，各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上位置不同，“類滯漲”的挑戰及對策也不同。亞非拉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但穩物價更為重要；中國物價上漲雖然可控，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任務加重；美國的類滯漲走勢尚不明瞭，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退出及怎樣退出，成為金融運行的隱患。美元是國際貨幣，貨幣政策趨緊將使美元流動性趨緊，導致全球貨幣市場利率上升，資本回流美國，一些經濟體或將因此出現貨幣危機，或因國際收支失衡、外債償還壓力大而引爆債務危機。

曹遠征認為，中國經濟已走出疫情週期，重回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趨勢性常態下行：消費不及預期，固定資產投資下滑，房地產成為當前中國經濟表現的最大拖累。未來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實現最大多數人的社會效用最大化，堅持碳達峯碳中和的中長期框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下行過快現象會得到遏制，逐步迴歸潛在增長率，全年經濟增長將在5.3%~5.5%之間。

關於2022年的經濟風險，曹遠征認為，全球金融市場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但今明兩年是發展中國家償債高峯期，預計存在償還困難，需關注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在亞太金融市場，中國應充分把握RCEP本幣化進程機遇，開展亞太區域人民幣金融業務，其中海南自貿港的試驗應高度關注；而在中國金融市場，需高度警惕房地產下行風險，加快發展財富管理及綠色金融業務。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原題為《2022年全球宏觀經濟趨勢與政策展望》，由作者授權原創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2022年全球宏觀經濟金融趨勢與政策展望

▍ 面對“類滯漲”的全球經濟

（一）全球經濟重上增長軌道，凸顯經濟全球化的韌性

區別於2020年大多數經濟體負增長的局面，2021年，全球經濟重上增長軌道。在全球194個經濟體中，目前已有近百個經濟體GDP總量超過疫情前水平，其中 G20中約半數的經濟體2021年GDP有望超過疫情前水平。

G20經濟體實際GDP較疫情前恢復情況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更為明顯的是，**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的結構特徵在2021年重現。**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在財政、貨幣強刺激下，消費引領經濟增長十分突出。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尤其中國，則凸顯了全球疫情威脅下的“世界工廠”的意義，出口快速增長。2021年前11個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了31.4%，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了13.8%，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在疫情衝擊下，**發達經濟體作為需求市場，而發展中經濟體作為生產供給，供需因此而互補，共同成就了全球經濟增長。**這種情況表明了經濟全球化具有韌性，相應地抵消了人為脱鈎的企圖，預示着中美兩大經濟體未來既競爭對抗，又尋求合作的新格局的產生，從而影響着世界經濟的未來。

但另一方面，全球疫苗配置不均，形成各國不同的“開放差”，導致世界經濟復甦並不均衡，甚至出現“增速差”。不同於過去新興經濟體領先並增長較快的局面，發達經濟體，尤其美國領先復甦。根據IMF的預測，未來兩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增速與發達國家增速之差從2015~2019年的平均2.3個百分點下降到2021年的1.2個百分點和2022年的0.6個百分點。“開放差”和“增速差”將導致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化，帶來一個更為差序的世界經濟格局。

（二）全球經濟的新挑戰：40年未遇的“滯漲”？

自2021年三季度以來，發達經濟體，尤其美國的增長勢頭也出現放緩，雖然失業率仍在改善，但勞動參與率恢復緩慢，仍明顯低於疫情前水平。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有可能再次低於潛在增長率，恢復到疫情前“低增長”的常態。

主要國家GDP增速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

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物價都在大幅上揚。美國11月CPI同比增長6.8%，是1982年以來最高水平；歐元區和英國10月CPI同比分別增長4.1%和4.2%，連續多月超過央行定製的2%的目標；中國CPI在11月同比增長2.3%，PPI同比增速在10月見頂達13.5%，11月温和回落至12.9%。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進入新常態，“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槓杆”為其特徵。一改這一局面，目前的情況是經濟增長下行，但物價卻在上行。人們擔心是否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重現，即“高通脹，高失業率和經濟低迷”同時並存。

與之相比，當前的世界經濟有相同和不同之處，因此，是一種“類滯脹”狀態。

**相同之處是兩次物價上漲的成因基本一致。**既有需求拉上，也有成本推進。一方面，為舒緩疫情衝擊，各經濟體尤其發達經濟體採取超常規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甚至直接向自然人提供財務補貼，致使需求持續旺盛，形成典型意義上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疫情極大擾亂了全球物流秩序，致使航運、倉儲價格無規則地大幅上漲，在原材料供應和產成品銷售兩端同時推動成本上升，形成外部衝擊式非典型意義的成本推進式通貨膨脹。市場擔心這兩者會形成相互推動的螺旋，致使物價更快速地上漲。

**不同之處在於發生的歷史背景不同。**上世紀70年代的世界經濟仍處於冷戰格局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平行的體製造成世界經濟的分裂。冷戰結束，全球經濟體幾乎都採用了市場經濟體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國際間可貿易程度大大提高，推動着傳統的以貨物為主的國際貿易走向要素貿易，WTO取代了GATT（關税及貿易總協定），出現了以投資貿易自由化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締造了生產力跨國配置的產業鏈，全球形成了三個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的板塊，即亞非拉發展中經濟體、東亞新興經濟體和歐美髮達經濟體。發達國家作為需求市場，發展中經濟作為生產供給的格局，使包括“滯漲”在內的經濟現象的發生和傳遞機理有了重大改變。

從供給側看，這三個板塊是由產業鏈串連在一起的，即發展中經濟體生產能源原材料、新興經濟體生產工業製成品，發達經濟體供技術和金融服務。在新冠疫情衝擊下，生產能源原材料的發展中經濟體因正常生產秩序被擾亂，出現了供給瓶頸，引起能源原材料的價格上漲。沿着產業鏈，這一上漲傳遞到新興經濟體，造成工業製成品成本上升——這也是中國PPI上升的基本原因。

從需求側看，發達經濟體是全球產品的主要消費者，其市場規模及消費傾向決定着發展中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表現。為疏解新冠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傷害，發達國家普遍採取了對弱勢企業和羣體的直接財務補助，在刺激消費的同時，也維持了相關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就業穩定。這在客觀上支持了包括髮達經濟體自身在內的全球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需求拉上式的價格上漲，並傳遞到世界。

（三）世界各國應對“類滯漲風險”的政策選擇

各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上所處的位置不同，宏觀經濟政策鬆緊不同，類滯漲的風險大小也不同，因此出現了政策選擇的多樣性 。從疫苗接種的情況看，截止11月中旬，全球41%的人口實現了完全接種，其中北美、南美和歐洲同比例均超過53%，好於亞洲的45.7%和非洲的6.6%。**低收入國家疫苗供應不足使生產、生活秩序難以正常化，不僅妨礙了大宗商品生產，也引起了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發展中經濟體儘管經濟增長也在放緩，但是穩定物價更為重要。**因此在那些物價上升較快的經濟體，以央行加息為代表的退出操作已經開始。

在那些物價上漲尚不嚴重，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經濟體，例如中國，穩定經濟增長則是政策選擇方向。 受外部疫情反覆、消費持續疲軟和房地產加速下滑的影響，GDP季度同比增速由二季度的7.9%下滑到三季度的4.9%，預計四季度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到4%左右，2021年能達8%左右，儘管完成年度目標，但弱於年初預期。在這種情況下，雖然PPI在高位並使CPI有高企的可能，但保增長的任務更為重要，以降準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寬鬆化在預期之中。

在那些類滯漲走勢尚不明瞭的發達經濟體，主要是美國，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退出及怎樣退出仍有較大爭議，成為金融市場穩定運行的隱患。 市場擔心由於對未來通脹壓力持續預期不足，當出現工資螺旋上漲時，政府將被迫大幅調整貨幣政策，而且美國總統拜登已明確表示，扭轉通脹大幅上漲趨勢是其首要任務。

目前，儘管美聯儲表示尚不會大幅調整貨幣政策，但為防止成本推進與需求拉上相互循環形成通脹-工資螺旋上漲的局面，**美聯儲已開始實施相機抉擇的TAPER安排，決定於11月開始下調購債規模，試圖維持並強化將流動性和利率分離管理的貨幣政策策略。**強調購債縮減與加息完全不同，其目的有二：一是提醒市場貨幣政策不再加速擴張，開始緩慢退出，換言之，貨幣政策正在轉向，但不轉急彎。二是流動性充裕是金融市場穩定的關鍵，在幾乎零利率的情況下，只要利率不大幅上升，亦即央行不加息，金融市場儘管會有波動，但出現連續大幅調整的概率較小。

美聯儲2021年下半年以來的操作似乎印證了這一安排的平穩性。自2021年8月11日起，美聯儲紐約分行的隔夜逆回購就穩定在一萬億美元以上，但逆回購利率僅從6月17日之前的0%上升到此後的0.5%，並維持至今。期間甚至經歷過例如9月30日達到1.6萬億美元的逆回購，利率並未變化。這使美聯儲有信心用TAPER的辦法實現“一石二鳥”，既克服通脹預期，又避免市場大起大落。

（四）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帶來的經濟金融風險

疫情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現代貨幣理論（MMT）變成了一種現實，被稱為第三種貨幣政策。

第一種貨幣政策：央行通過控制利率來影響市場，通常指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正常情況。

第二種貨幣政策：2008年金融危機，利率降到0附近，利率已不能調整，開始通過央行資產負債表的伸縮來影響市場。

第三種貨幣政策：國債發行主要依靠央行的購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兩者幾乎同進同退。 在美聯儲宣佈TAPER操作的同時，美財政部也縮減發債。市場預計2022年美聯儲美債淨購買將減少7800億美元，財政部美債供給量將減少1.13億，其中國債淨供給將下降3200億美元。

目前世界經濟開始下行，而物價仍在上升，客觀要求財政、貨幣政策各司其職，分別應對，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綁定局面決定了兩者只能共同進退，應對一頭。這造成了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宏觀經濟政策抉擇的猶豫不定 ，市場擔心這種猶豫會錯過温和政策的最佳窗口，致使隨後不得不採取更猛烈的手段，造成經濟表現的大起大落和金融市場的更大動盪。

由於各經濟體疫後復甦不同步，面臨的物價上漲壓力不同步，形成了週期錯位，就貨幣政策走向來看，基本可分為三類：美國趨緊，中國趨松，其他經濟體正在分化，但多數會趨緊，進而形成2022年貨幣政策的錯位。

由於美元是國際貨幣，美聯儲趨緊的貨幣政策將使美元的流動性趨緊，並帶動發達國家央行調整貨幣政策立場，進而使全球貨幣市場利率上升。目前來看，因利率平價反映在匯率上，美元指數總體保持強勢，歐元和日元相對偏弱。相形之下，新興市場貨幣表現將出現分化，不排除一些經濟體會出現貨幣危機，目前土耳其里拉大幅貶值就是一例。與此同時，在強勢美元的吸引下，資金會迴流美國。這將對那些國際收支失衡、外債償還壓力大的經濟體帶來嚴重挑戰，並有可能引爆債務危機。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區值得高度關注，為阻止資金外流，這些經濟體不得不進行預防性加息。

在疫情期間，以美聯儲為代表的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了資本市場的繁榮，隨着貨幣政策的轉向，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場國債收益率曲線將會上行價格調整風險和期限溢價風險，債券融資成本將上升，並有可能使違約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場上，高位回調的風險加大，尤其考慮到在成本推進的情況下，企業盈利能力減弱，有可能會使調整幅度加大。

▍ 面向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經濟

（一）中國經濟已經走出疫情週期，重回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趨勢性常態週期

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軌道，出現了疫情衝擊下經濟下行及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週期，於是2020年與2021年世界經濟表現為鏡像對稱關係。中國也不例外，並且表現得更為突出，2020年第三季度中國的疫情已得到控制，經濟恢復增長且增速較高。與此相對應，2021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同比低於2020年第三季度，這表明中國經濟已經走出疫情週期。

中國實際GDP增速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

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中國依靠全產業鏈優勢支持了全球抗疫及疫後經濟重建，同時也享受到全球經濟復甦的紅利，自2020年二季度以來，中國出口逆勢上揚，表現強勁。2021年前11個月，出口同比增長31.4%，相較2019年同期兩年平均增長13.8%，已佔世界出口市場的14.7%。兩年來出口對GDP的貢獻均在1/4左右，成為疫情週期中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領力量。

但是出口這一引領作用正在減弱。 隨着世界經濟重上軌道，中國出口也開始迴歸常態，PMI新出口訂單過去連續六個月處於收縮區間，出口數量也開始大幅回落，當前出口表現更多是依靠出口價格的支撐。未來隨着海外消費需求從商品向服務轉移，海外供應鏈持續恢復，出口替代效應逐步下降，在2021年的高基數下，2022年出口增速和對經濟的貢獻都會相應回落。

（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中國經濟走出疫情週期重回疫情前軌道，也就重新面臨疫情前中國經濟的一個常態現象——經濟下行。事實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就開始下行，2019年以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中心議題就是如何“穩中求進”。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穩中求進”，在會議公報中就有25處提到“穩”字。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實際上是跨週期中出現的現象，即由疫情週期進入由自然經濟結構決定的常態週期。它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由抗疫刺激政策退出帶來的回落，二是在常態情況下的趨勢性下行。**兩者疊加，出現了需求收縮（如消費）、供給衝擊（如煤炭）和預期轉弱（如房地產）的三重壓力，加速了經濟下行。

消費不及預期。 受局部疫情反覆影響，家庭消費信心低迷，消費支出疲弱，社會零售額兩年平均增速由第一季度的4.7%和第二季度的4.6%下滑至第三季度的3%，10月消費温和回升，使兩年平均增速上升到4.6%，但仍明顯低於疫情前8%~10%的增長水平。10月中下旬以來，疫情反覆波及較多的省份，預計仍將抑制第四季度的消費和服務業復甦情況。2022年，消費和服務業雖有望在防疫常態化的新平衡上實現增速的改善，但當前居民收入信心和消費意願都距離疫情前有明顯差距。

固定資產投資下滑。 固定資產投資中，製造業、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是最主要的三大構成。第三季度以來，僅製造業投資保持了較強的增長韌性，但房地產投資大幅下滑，基建投資延續疲弱，拖累整個固定資產投資表現，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由第二季度的增長6%下滑至第三季度的同比下跌1%，10月當月同比下滑4%。隨着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作用，預計2022年基建投資有可能會起到穩投資的效果，但回升幅度相對有限，難以對沖房地產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下行壓力。

固定資產投資構成（2020年）

資料來源：萬得數據

房地產成為當前中國經濟表現的最大拖累。 第三季度當季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跌13%，10月跌幅擴大至同比下跌21.6%，而上半年同比都增長27.7%。第三季度當季，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跌1%，10月當月同比下跌5.5%，上半年同比增長15%。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2021年以來房地產部門融資條件明顯收緊， 9月末房地產貸款增速降至8.6%，低於第一季度的12%，是八年來最慢的增速。10~11月房地產信貸緊張雖有所緩解，但改善主要來自按揭貸款，房地產企業資金鍊依然較為緊張。從房地產領先指標走勢看，房地產投資下行態勢到2022年上半年前仍將延續。

（三）穩增長的政策舉措

鑑於經濟下行壓力大，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指向就是穩定增長。辦法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既要避免抗疫刺激政策退出過快（逆週期），又要加強過去行之有效的例行措施（跨週期）。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註重精準、可持續。 將現行的財政政策更加結構化，對小微企業進一步減税，加大對低收入羣體的轉移支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網，提振家庭消費信心。2021年以來一般公共財政支出和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都存在比較明顯的後置特徵，財政儲備較為充沛，或為2022上半年的財政支出擴大提供支持，更有效地形成實物投資，實現財政跨週期安排並對沖房地產投資的下行壓力。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2021年前11個月，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2%，同期美元指數上漲6.6%，目前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利差在140個基點左右。2021年三季度宏觀槓桿率下降了0.6個百分點，從二季度末的265.4%下降至264.8%，至此，宏觀槓桿率已從2020年三季度末的最高點271.2%經歷了四個季度的下降，共下降6.4個百分點。當前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為貨幣政策靈活支持國內實體經濟創造了有利環境。2021年12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將自12月15日起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自12月7日起下調支農、支小微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

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基礎上，為緩解土地購置面積下行和房地產竣工增速接近頂部而未來開工不足的情況。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加強預期引導，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堅持租購併舉，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商品房市場更好地滿足購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四）實現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發展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當前中國經濟不僅延續疫情前的下行態勢，而且出現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充分顯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艱鉅性、複雜性。歷史經驗表明，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有高質量消費和高質量投資的增長，為此，需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實現最大多數人的社會效用最大化。 居民收入，尤其中低階層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是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具體體現，是擴大內需的支撐。過去10年，隨着農民收入增長，農村成為增長最快的消費市場，家電、傢俱、汽車及縣城商品房持續旺銷，併成就了一系列民族品牌，如拼多多、碧桂園，以及哈弗、風神等汽車品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就業優先，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帶動力，尤其順應城市化發展規律，促使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轉移，是提高最大多數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徑。 據統計，目前農村家庭收入的70%來自城市，其中50%是務工收入。農民工市民化已成為改革的重點領域及重要環節，深化與此相關的勞動力、土地、住房體制改革，是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持續提高居民收入，實現共同富裕的有力措施。

目前中國已告別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向中等偏上收入社會邁進，預計在“十四五”期間將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 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費偏好也在變化，由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向高品質生活方向發展，其中涉及人力資本的教育、醫療、養老、文體、娛樂等生活性服務業成為新的需求熱點。適應這一需求，改善營商環境，在有效監管下鼓勵各類資本加大生活性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將有利居民提升消費層次，持續釋放消費需求。

碳達峯碳中和是我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 中國的“雙碳戰略”是有真實基礎的。以產能過剩出現為標誌，中國重化工業化進程已到了中後期，這使能源，尤其電力消耗彈性係數顯著下降，由此奠定了2015年中國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並承諾2030年碳達峯的前提條件。從目前的態勢看，預計中國將在2028年實現碳達峯，屆時碳排放將由現在的93~95億噸上升到110~115億噸左右，進而進入碳中和過程。

低碳經濟可為中國帶來巨大的投資機會。據初步測算，如果2050年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度以內，中國將需要投資100萬億以上，如果控制在1.5度以內，中國的投資將超過138萬億，平均每年2.5到3萬億。 相對於傳統的固定資產投資，這既是高質量的技術投資，又是可持續的增量投資，有利於在質的大幅度提升中實現量的持續增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相對於芯片等高新技術，中國的低碳技術總體上與世界沒有代差，加之中國是世界上工業部類最全的國家，低碳技術使用範圍廣，使用效果好，在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同時，有利於形成自強自主的技術體系，引領世界低碳經濟發展。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自此確立了黨的基本路線，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長征”。在開啓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個百年新徵程時，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要求，全黨都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推進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改革開放四十三年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態的資本，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隨着上述安排的持續發力，經濟下行過快現象將會得到遏制，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呈現前低後高，逐步迴歸潛在增長率的態勢，全年經濟增長將在5.3%~5.5%之間。

▍ 小結：2022年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與機會

（1）全球金融市場——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但需關注主權債務違約及重組

2008年金融危機後，由於市場教訓以及監管的加強，發達經濟體槓桿率過高的狀況有所緩解，雖然企業尤其政府的槓桿率還在高位並仍有升高的跡象，但居民和金融機構的槓桿率卻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四張資產負債表中的兩張升高，兩張下降的情況，客觀上形成了一面槓桿牆，使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的傳遞相對困難。2020年初，在疫情的衝擊下，美國金融市場僅出現資本市場價格大幅下跌而未出現槓桿快速收縮的情況就表明了這一點。因此，美國貨幣政策轉向不排除會引起資本市場價格的大幅變動，但只要這種瞬時的變動不穿透槓桿牆，就不會引發類似2008年那樣的資產負債表全面衰退的危機。

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發展中經濟體原定的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致使其債務負擔格外加重，今明兩年是其償債高峯期，還本付息高達3570億美元，預計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存在償還困難。事實上，2020年第二季度就有一些非洲的低收入經濟體要求債務減免，進而形成了國際上的官方暫停償還計劃（DSSI），中國也暫停了對部分非洲經濟體貸款的利息償還要求。隨着新冠疫情緩解，預計2022年將會進行相關債務的重組。因此，必須高度關注。

（2）亞太金融市場——把握RCEP本幣化進程機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簽署，2022年將正式生效。RCEP包括亞太15國，由東盟10+3機制升級而成，預計原東盟“10+3”中有關金融安排的“清邁多邊機制”將會帶入到RCEP中。

“清邁多邊機制”是由2000年10+3財長會議簽署的“清邁倡議”發展而來，核心目標是解決本區域的國際收支及流動性困難問題。其主要舉措是建立亞洲外匯儲備庫和發展亞洲債券市場，以此來糾正本區域的貨幣錯配、期限錯配以及結構錯配。其指向是本幣化，二十年來進展順利，成果頗豐。

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已有6個東盟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2019年東盟10+3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審議了“清邁多邊機制”的進程，提出了加速本幣化進程，考慮將人民幣和日元等成員國貨幣納入危機救助機制。隨着“清邁多邊機制”帶入RCEP，將為人民幣的區域使用帶來更廣闊的前景，應充分把握機遇，開展亞太區域人民幣金融業務。其中海南自貿港的試驗應高度關注。

（3）中國金融市場——高度警惕房地產下行風險，加快發展財富管理及綠色金融業務

與以往不同，此次房地產下行是在人口即將出現歷史性拐點的背景下發生的。初步估算，2021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將接近於零，比聯合國預計的2025年左右發生提前了5年。**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口增長停滯時，房地產的增長也將停滯。因此，房地產量價齊跌、持續低迷將可能成為長期現象。**中國銀行業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約佔全部貸款的1/4以上，其中80%以上為按揭貸款，**要高度警惕房地產下行時違約率的上升，尤其防範按揭貸款中自願性違約的上升。**此次恒大事件就是警鐘。

隨着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居民風險偏好也將發生歷史性轉變。居民不僅僅是消費者而且也是投資者，全球性的財富管理將成為他們的新需求，構成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提出的背景。與此同時，隨着碳達峯碳中和的進程，綠色金融發展方興未艾，相關的金融產品將層出不窮。這些都成為中國金融市場業務新的增長點，應把握機遇，加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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