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推手、充沛的“武德”和互聯網：哈薩克斯坦何以至此？_風聞

當地時間2022年1月6日，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示威抗議活動後，一名男子行走經過遭焚燒的汽車。  視覺中國 圖

因天然氣漲價引發“爆點”，中亞地區大國哈薩克斯坦近日爆發大規模騷亂，有人員傷亡，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無論當事者還是長期追蹤和研究哈薩克斯坦的觀察家，都未料到如此規模、如此烈度。這位中亞地區的優等生怎麼了？引發騷亂的原因是什麼？將對所在的歐亞地區及包括周邊國家造成何種影響？該國局勢引各方密切關注。

為何禍起西線？

此次騷亂源於針對天然氣漲價的抗議，最初始自哈薩克斯坦西部產油區曼格斯套州的扎瑙津和阿克套。此前供給民用的天然氣價格一直低於成本，為解決燃氣生產企業虧損經營的問題，哈政府提出從2022年1月1日起改為按交易所價格交易。自2022年1月1日起，哈薩克斯坦曼格斯套州液化天然氣價格由每升60堅戈（約合人民幣0.88元）提高到120堅戈（約合人民幣1.47元到1.68元），翻了一番。

天然氣價格上漲，會引發物價上漲，涉及家家户户，此種“廣泛性”使參加抗議者人數巨大。其實此前哈薩克斯坦抗議活動零星不斷，但因所涉及的議題覆蓋面並不廣，規模都很小。例如此前的“多子女家庭”抗議也曾引起全哈關注，哈總統也出面回應並出台改善措施，但該議題不具“廣泛性”，故未釀成大亂。

但此次禍起西線，除了天然氣這個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背後“中心-邊緣”的結構性矛盾。

要知道，得益於豐富的石油資源，曼格斯套州尤其是阿克套的人均工資在全哈排名十分靠前，經濟上的考慮絕非最主要原因。但這裏雖“倉廩實”卻歷來是政治社會問題的多發地。僅舉幾例規模較大的——2016年5月，阿克套發生了阻礙時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農業改革計劃的遊行。儘管納為此大為惱火，斥責宣傳部門未向民眾做好政策解釋工作，但最終也不得不“妥協”修改了土地法，致中哈有關合作難以推進。

而提起扎瑙津，哈民眾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2011年的騷亂。2011年12月，扎瑙津的失業石油工人衝擊當地舉行的哈獨立20週年慶祝活動，焚燒建築物，並與警察爆發衝突，引發大規模騷亂，造成14人死亡，80多人受傷。

這種“不穩定”性與當地單一的產業 /社會結構有關，但更與其一貫的彪悍尚武的民風和與“中心”的疏離、對抗脱不開干係。

關於哈西部向中央“叫板”的基因，哈、俄和歐美的不少研究者往往會追溯到部落這一層面。哈薩克斯坦在部落上可分為三個玉茲。“玉茲”在哈語中的本意是部分或地區，其基礎是個別氏族和部落組成的部落聯盟，指哈薩克民族相對獨立發展的三個部分。玉茲的產生和演變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哈薩克人最早於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逐步形成了大、中、小三個玉茲，這是由遊牧經濟的分散特點所決定的。大玉茲（烏魯玉茲）、中玉茲（奧爾塔玉茲）和小玉茲（基希玉茲）亦稱大帳、中帳和小帳。

包括阿克套在內的哈西部地區屬於尚武的小玉茲部落，與大玉茲、中玉茲的關係歷來是臣服、合作、挑戰、並峙等因素的重奏和變奏。

放到歷史語境下，就很容易理解哈西部為何盛產與總統（中央）對着幹的反對派。眼下的這場騷亂禍起西線，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什麼會擴散至阿拉木圖？

儘管1月3日，曼格斯套州政府與抗議者展開對話，將每升液化天然氣價格降至85堅戈至90堅戈（約合人民幣1.25元至1.32元），4日又降至50堅戈（0.735元）每升。但示威者仍要求與哈總統託卡耶夫對話，並提出更多訴求，騷亂蔓延到包括阿拉木圖和首都努爾蘇丹在內的多個城市。即便隨後政府總理於1月5日辭職也未能平息態勢。

禍不旋踵，從哈西部的阿克套、扎瑙津，到南部的阿拉木圖、奇姆肯特、塔拉茲，再到北部的努爾蘇丹、庫斯塔耐、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雖騷亂規模大小不小，但在各重要地區均有“動靜”。事態為何發展如此之快？

這一方面緣於哈整體的社會經濟形勢“不振”，另一方面也與哈當局治理能力不足有關。

從統計數據上看，如今哈經濟總量較1991年增長了1.5倍，人均GDP增長逾12倍，居民實際收入增長3.3倍（1996—2020年），貧困人口占比從1996年的34.6%降至2020年的5.3%，失業率從1994年的7.5%降至2020年的4.9%。不但是中亞地區的優等生，甚至放在整個後蘇聯地區也很亮眼。

但數據反映出的成績主要得益於2000-2008年間國際石油價格居於高位，其間維持了近10%的增長率。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也使哈經濟結構嚴重畸形，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產品出口佔到了哈薩克斯坦出口的73%，這一比例甚至遠高於以賣油氣出名的俄羅斯。

儘管已獨立30年，但哈薩克斯坦的工業體系建設並不完善。畸形的結構使哈薩克斯坦經濟缺乏韌性。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油價下跌，哈經濟大幅下滑，國家遭受重創，至今仍未恢復至危機前水平。在這種背景下，過去高增長所掩蓋的社會問題陸續暴露出來，各類抗議不斷。而年輕人在哈人口中又佔比較高，根據哈官方2021年12月發佈的消息，哈薩克斯坦在去年秋季舉行的人口普查顯示，哈總人口近1917萬人，其中男性佔比48.71%，人口平均年齡為31.94歲，17歲以下人口占比33.97%，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59%。

這樣的人口構成使哈社會在變革意願和動力方面偏於積極，社會危機爆發閾值也因此較低。在這種背景下，哈自2019年3月開啓權力交接，又逢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失業衝擊，各種矛盾積聚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故此次抗議活動在短短時間內席捲了哈境內多地，形成了全國規模。

這也是為什麼哈總統託卡耶夫1月5日發表電視講話，呼籲民眾保持理智，不要聽信意圖破壞社會穩定和團結的挑釁及煽動言論，並專門勸告年輕人，不要自毀前程。

不過與吉爾吉斯斯坦、白俄羅斯已相繼在2020年發生危機相比，哈薩克斯坦作為優等生，其危機已是“遲來”。

治理能力不足

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的30年，世界正受技術革命影響發生深刻變革。隨着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的數字信息技術的使用和推廣，人們進入互聯網時代。通過使用互聯網，組織的運行邏輯和結構發了改變，層級減少，趨於扁平化，信息傳導效率增加，同時參與性也更強。以社交軟件上的話題小組為代表，其開放性、可及性和免費的特點，以及信息繭房造成的認同感，使參與者可在短時間內聚集在一起形成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一旦轉至線下，有了共同的行動綱領和目標，就會表現出強大的行動力。與此同時，人們的理念和思維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動員成本降低，一切變得簡單了，集體行動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地發生。“阿拉伯之春”就是這類“時代產物”的典型案例。

如果説互聯網時代為普通民眾帶來的是自由、個體力量的增長及觀念上的激進，那給國家帶來的則是治理上的挑戰。如果不能回應這種挑戰，即在治理水平上沒有實現更新換代，就出現了治理赤字，從而滋生出抗爭、遊行甚至革命。

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與中亞相對更封閉的土庫曼斯坦相比，問題或會顯現得更清晰些。哈、吉兩國是在互聯網方面最開放的國家，土則仍固守在“前互聯網時代”或“早期互聯網時代”。為什麼哈、吉兩國民眾享有的自由更多，反而會爆發大規模的騷亂？不恰當地套用一下托克維爾之問，“為什麼在舊制度最繁榮、最開明的時期，革命卻加速發生？大革命為什麼在壓迫最輕的地方首先爆發？”

答案在於，哈、吉兩國民眾進入了互聯網時代，但國家治理卻落後了；在土庫曼民眾與治理者雖都“落後”，但彼此卻是合拍的，未出現治理赤字。

納扎爾巴耶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2017年1月的年度國情諮文中提出“第三次現代化”計劃，該計劃除涉及經濟、營商和投資外，還特別強調推動國家制度建設的“現代化”。可惜，歷史留給這位政治家的時間不多，而其所在的國家也沒有為此創造合適的條件。

按照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概念，哈薩克斯坦歷史並不長。儘管哈薩克斯坦自獨立以來一直試圖建構起國家認同，但並不成功，反因過於着急而催出副作用。在政治精英層面，前現代的部族政治和理念依舊起主導作用，出於維護政治利益的需要，政治精英第一身份認同仍是玉茲部落，而非國家。而在大眾層面，由於在建構國家認同中一直過度利用民族主義，反而產生了“激進”的副作用，對外表現為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對內則表現為逆反和輕易否定既有政策的解構和虛無主義，總之表現出一種強大的破性壞性力量，而非建設性力量。

由於哈薩克斯坦廣袤的土地和稀少的人口這一對基本矛盾，又由於哈薩克人不事稼穡，居無定所，哈薩克斯坦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建立真正的統一行政體制。甚至在蘇聯初期，哈薩克斯坦仍被“一分為二”。哈中部和南部屬於傳統的中亞，而其西北部和北部則較為俄化。如今的這種統一行政管理體制是在蘇聯時期建立起來，滿打滿算也未到100年。

蘇聯時期，三玉茲在哈政治格局中力量基本持平。哈獨立初期，出身於大玉茲的納扎爾巴耶夫為提高哈薩克族的主導性，團結中、小玉茲擠兑俄族，在帕累託效應下，大、中、下三玉茲在政治地位上都獲得了提升。

但隨着以俄族為代表的外族政治精英離場，納扎爾巴耶夫為鞏固自己的權力，開始大量啓用大玉茲精英，三玉茲的平衡格局逐漸被打破。與此同時，隨着大玉茲權力集團的擴大，其內部開始出現掣肘納扎爾巴耶夫決策的問題，有集團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勢頭，最典型的就是納的相關政令在大玉茲的大本營阿拉木圖無法暢行。

做哈薩克斯坦的總統，還是大玉茲的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選擇了前者，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超脱部族利益，開始啓用位於北方的中玉茲精英以平衡大玉茲的勢力，這一點在遷都努爾蘇丹後尤其明顯。毫無疑問，此舉傷害了大玉茲的利益和“感情”。

西部的小玉茲一貫離心離德，大玉茲又明阻暗擋，納扎爾巴耶夫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種種努力事與願違，並埋下了各方撕裂的禍根。此次騷亂之所以在阿拉木圖集中大暴發，也反映出了大玉茲與納扎爾巴耶夫之間的微妙關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都無法超越其時代。

誰的圖謀？誰的機會？

從動員、組織和對抗技巧，到政治議題設置，此次騷亂都呈現出了相當的專業性。很多評論認為，美國是幕後黑手，反對派和NGO則是前台的抓手和打手。筆者部分同意這個觀點。這種“顏色革命”的套路和手法，的確似曾相識。但騷亂擴大到如此規模，除了黑手，恐怕還有藉機牟利的推手。因為目前的局面並非美國所願看到的。

美國從不避諱自己在中亞的利益和目標，而且在各種場合和文件中説得很明白，即促進中亞國家的獨立性，也就是擺脱對俄羅斯的軍事和安全依賴，防止形成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所以，美國在中亞國家策動的抗議活動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當中亞國家明顯倒向了俄羅斯時，美國會策動以顛覆親俄政權為目標的反政府抗議，即顏色革命；一類是，當中亞國家推出了親俄的某些具體政策時，美國會策動一些規模可控的抗議活動，向政府施壓，以改變相關政策，例如關於土地問題的各類抗議最終導致哈中相關合作夭折。

此次騷亂，看不到美國獲得了什麼利益。反而俄羅斯通過維和將軍事力量投送到了哈薩克斯坦的地面，遏制住了納扎爾巴耶夫此前開啓的去俄化進程，恢復和加強了哈對莫斯科的依賴。

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當地時間1月6日凌晨表示，已請求集體安全組織成員國幫助哈薩克斯坦應對“恐怖主義威脅”。俄羅斯國防部當天即發佈公告稱，作為集安組織維和部隊的第一批俄軍主力已抵達哈薩克斯坦，效率奇高。另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獨聯體事務委員會主席卡拉什尼科夫1月5日就表示，俄羅斯有義務響應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的請求，通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來鎮壓恐怖分子，比託卡耶夫宣佈的時間還要略早。

目前，自俄羅斯6日的“閃電”行動後，其他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維和部隊也已陸續乘俄軍伊爾-76運輸機進入哈薩克斯坦境內。根據媒體公開報道數據，俄羅斯將派出3000人，白俄羅斯派出500人，塔吉克斯坦派出200人，吉爾吉斯斯坦方面有約150人，亞美尼亞派出100人。起主要作用的還是俄羅斯，其他國家派兵維和的形式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俄羅斯一國軍隊進入哈境內，與集安條約組織進入哈境內，在法理上完全是兩個概念。

其間，俄白哈三國還有過密切互動。按照白俄羅斯隊1月5日總統新聞機構的通報，白總統盧卡申科先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哈薩克斯坦局勢進行了磋商，而後又聯繫了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這樣體現了三國非同尋常的關係，但中心還是在莫斯科。毫無疑問，此次受益最大是俄羅斯。將有離心而去之勢的哈薩克斯坦又“拉回”和“控住”。

如果把目光放到整個後蘇聯空間，俄羅斯可謂又拿下一塊“舊地”，如果説2014年在克里米亞的行動已稍顯久遠，那2020年借平亂進一步抓牢吉爾吉斯斯坦、2020年借平亂拉緊白俄羅斯並推動俄白一體化、2021年借美軍撤離阿富汗進一步增加在塔吉克斯坦的軍事存在、2020-2021年借納卡衝突強化與亞美尼亞軍事合作等一系列舉措，營造出了一個新的親俄陣營。無論是“天助”，還是“自助”，2020年至今後蘇聯空間的一系列變化，都是朝着於俄有利的方向在發展，在蘇聯解體30週年、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當口，這值得密切關注。

就哈內部而言，政治精英權力格局重新洗牌，託卡耶夫是大贏家。在平亂過程中，一向與託卡耶夫不合的總理馬明被解職。此外，託卡耶夫1月5日宣佈出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此前主席為納扎爾巴耶夫。該機構掌握着國家的強力部門和軍隊，此舉意味着“軍權”易手。再聯繫日前納扎爾巴耶夫辭去執政黨祖國之光黨主席職務，“黨政軍”的新老交接均已完成。

1月6日，託卡耶夫又簽署法令，免去馬西莫夫國家安全委員會（KNB）主席一職，免去了薩馬特·阿比什（納扎爾巴耶夫侄子）國家安全委員會（KNB）第一副主席職務，換上了總統辦公廳的人。

這一切很容易被看成新老總統之間的博弈，但這似乎與納扎爾巴耶夫對託卡耶夫的信任相矛盾了。託是納千挑萬選定下的接班人，其忠誠度如此不堪考驗嗎？

1月7日夜，一直未露面的納扎爾巴耶夫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舉行了電話會談，詳細討論哈薩克斯坦局勢。納扎爾巴耶夫病危的猜測已被證偽，既然納尚健在，託卡耶夫有能力倒納嗎？若有能力，又為何選在此時倒納？更可能的一種情況是，納作為集團穩定器的作用在弱化，其周圍精英的權力爭奪在激化。

1月8日，哈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消息稱，原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馬西莫夫因叛國罪被捕，這或許是精英權力爭奪的一個註腳。

目前哈局勢已趨穩定，哈外交部7日發表聲明稱，哈外長特列烏別爾季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詳細通報哈國內局勢，以及與集安條約組織維和部隊共同開展的反恐行動進展。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記者會上稱，希望哈政府儘早解決抗議活動暴露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如有可能，美願幫助哈解決有關挑戰。哈方主動向美方通報情況，這表明託卡耶夫沒有完全按照莫斯科的節奏將此次騷亂的責任全部算在美國頭上，其未來的外交政策在加深與俄關係的同時仍然保持一定的多元平衡。

哈薩克斯坦是我們的鄰國，關係到中國西部安全與穩定；還是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國家，關係到“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推動與落實。因此，中方一直密切關注哈薩克斯坦局勢。1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致口信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勢力破壞哈薩克斯坦穩定、威脅哈薩克斯坦安全，堅決反對任何勢力破壞哈薩克斯坦人民的平靜生活，堅決反對外部勢力蓄意在哈薩克斯坦製造動盪、策動“顏色革命”，堅決反對任何破壞中哈友好、干擾兩國合作的企圖。

中方同時強調，作為兄弟鄰邦和永久全面戰略伙伴，中方願盡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幫助哈方渡過難關。無論遇到什麼樣的風險和挑戰，中國都是哈薩克斯坦值得信賴的朋友和倚重的夥伴，中國人民將永遠同哈薩克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一個穩定的繁榮的哈薩克斯坦是中國樂見的，一個在外交上多元平衡的哈薩克斯坦是對中國有利的。此次騷亂表明，蘇聯雖然解體已有30年，相關國家的轉型問題仍未能妥善解決，或者説轉型進程仍在繼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些國家的轉型路徑與績效仍需繼續關注和研究。

（文龍傑，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