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不足，中國經濟未來難超美國？蔡昉：這種預測有一個根本性缺陷_風聞

當下，在就學、就業、家務與三育（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壓力之下，許多年輕人表示非常糾結。就業、住房、教育、醫療、收入、養老等方面的宏觀規劃，關乎共同富裕的目標，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從宏觀數據看，我們正在經歷什麼？未來將走向何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在最近的演講中，從三個領域分析一些重要的政策調整和改革，系統地回答了這個重要問題。

文 |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編輯 | 王乙雯 瞭望智庫

本文授權整理自中信出版集團新書《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發佈會中蔡昉的演講，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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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分配領域的性質和功能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包括後來的六中全會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問題。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特別強調了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也提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三條路徑。

**初次分配領域，我們要進行經濟增長，也就是要生產，這個過程就要有投入。**投入不同的生產要素，包括投入勞動、資本、自然資源。勞動的載體是人，我是一個勞動者，那麼我就是這份勞動貢獻（成果）的貢獻者，也是它的所有者，我的勞動要得到報酬。

2018年10月16日，廣東東莞地鐵2號線鴻福路出口，一名匆忙趕去上班的男子。圖｜視覺中國

有人提供了資本，資金要得到回報，有人投入了土地資源或者其他自然資源，也要得到回報。初次分配領域是第一次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回報。搞好初次分配，就意味着各得其所，投入要素得到了應有的回報，這就是激勵。沒有好的初次分配，就沒有好的激勵機制，也就沒有積極性。因此，初次分配首先解決的是激勵問題，特別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情況下，初次分配領域還要依賴市場機制。

**同時，在初次分配領域還要注重效率。**生產率的提高、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是在初次分配領域發生的。歸根結底，既然我們設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性機制，那麼初次分配領域就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再分配領域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一個重要領域。我們投入生產要素，取得了產品和產出，這就是國民收入。那麼該如何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後，還要進行再分配。再分配是共享生產率提高的一個必要途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終極手段。初次分配不能夠根本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再分配是必須的，它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財政手段保證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 

而第三次分配領域，包括自願捐贈、慈善事業、志願者活動、社會責任等一系列行為都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分配領域中的積極表現。第三次分配一方面可以協助初次分配，比如職工利益可以納入到企業的目標函數里，這屬於初次分配領域的內容；另一方面，慈善事業扶危救急等事業可以看作是再分配領域的活動。因此，第三次分配是補充性的。與此同時，它可以把社會貢獻、社會責任跟盈利的方式結合起來進行。

以上就是三次分配領域的性質和各自的功能。

我們為什麼需要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最終要實現的。**共同富裕首先是目標，同時也是手段，是通過不斷地推進共同富裕，使我們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社會發展目標，最後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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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進展的幾個目標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我國的“十四五”和2035年確定了發展目標，且它是以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確定的。

上海外灘。圖｜圖蟲創意

第一個定性，按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我國要在“十四五”結束的2025年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第二個定性，是到2035年，中國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

從定量的目標上來看，既然我們比較的都是在國際領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就要用國際上通行的標準。

世界銀行通常把各個國家和一些地區分別界定為四個組：按人均GDP來算，第一個組是人均GDP在1000美元之下的低收入國家；第二個組是人均GDP在1000到4000美元之間的中等偏下收入組；第三個組人均GDP是在4000美元到12500美元之間的中等偏上收入組；第四個組是12500多美元之上的高收入國家。因此，我國要在202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就意味着人均GDP要跨過12500美元這個門檻，這是第一個定量標準。

第二個定量標準是中等發達國家。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在高收入國家行列中，把初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中等的高收入國家和更高收入的國家分成三組。如果進入到第二組門檻的水平，大體上是人均GDP達到23000美元，就意味着我們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23000美元。按照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人均GDP大體上可以在2025年達到或者超過14000美元。根據各種生產要素的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到2035年可以達到23000美元這個目標。

整體來看，第一個目標很容易突破，第二個目標可以達到。這就意味着，在今後15年，中國的GDP總量和人均GDP都要翻一番。按不變價計算，也就要求每年4.8%左右的增長速度。只有做到一點，我們才可能實現“十四五”和2035年的目標。所以，共同富裕首先得有蛋糕可分，而“做大蛋糕”就是要把人均GDP做大。

做大蛋糕以後，如果分配不合理也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GDP的增長要轉化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增長要和經濟增長保持基本同步。今後15年，GDP總量和人均GDP翻一番，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要翻一番。

同時，GDP轉化成了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也可能分配不均，因此，**我們還要改善收入分配。**統計學家一般用基尼係數來衡量收入差距。國際上認為，比較合理的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在0.4以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基尼係數是縮小的，收入分配狀況得到了改善。但是多年徘徊在0.465這個水平上，沒有再往下降。

**我國要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硬指標，我個人認為基尼係數應該降到0.4以下。**因此，我做了一個假設，希望能夠在2025年基尼係數降到0.4的水平，到2035年進一步下降，如果能夠降到0.35的水平就比較合理了。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結構才變成一個以中等收入羣體為主的橄欖型結構。

此外，我們還要有一個覆蓋全體居民、覆蓋全生命週期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那中國老百姓也應該享受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這是我們實現共同富裕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必須達到的幾個目標。

**達到這幾個目標要通過不同的路徑，而中央已經把路徑規劃好了——頂層設計是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我從三個領域各舉一些重要的政策調整和改革來分析，這些舉措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一方面有助於我們“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分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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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以人為中心的資源重新配置

**初次分配的領域要堅持以人為中心的資源重新配置。**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很高，即生產率驅動。生產率歸根結底就是配置效率，因此配置好資源就實現了生產率的提高。但是生產率提高要得到分享，因此資源配置需要加了一個定語，就是“以人為中心”的資源重新配置。

我前面講到，中國經濟未來15年應該而且有能力實現翻一番，在2030年或者稍晚一點中國整體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21年5月26日，甘肅張掖一家醫院的產科護士為新生兒母親講授育兒知識。圖｜視覺中國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此前，有國際諮詢公司做了一個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可能難以超過美國。**因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負增長多年，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成本就會提高，比較優勢就會下降，經濟增長就沒有那麼快。**同時，中國生育率較低，人口的逆轉也很難，從總和生育率來看一對夫妻生育的孩子總數平均只有1.3個，和各國比較都算是極低的生育率。

另外，中國沒有移民政策。美國的生育率比中國高，還有從國外移民的政策，美國未來的勞動力是正增長，中國未來的勞動力是負增長，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可能就跌落到跟美國接近，就沒辦法超過美國。

韓國中央銀行的一項預測表示，中國未來15年經濟每年只有3.5%到4%的增長率。如果按照它的預測，就意味着我們很難實現翻番的目標，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可能沒辦法達到。

我們給美國做一個預測，假設美國從疫情恢復以後，今後15年可以保持2.25%的每年增長率。

按照正常預測，我國在今後15年每年經濟增長率4.75%，在2030年之後，我們的GDP總量就可以超過美國。如果按照韓國央行的預測，我國今後15年只有3.75%的增長速度，就意味着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不能超過美國。

不過，這個預測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陷，就是它認為中國勞動力短缺是必然的。**事實上，勞動年齡人口（15到59歲的****人口）的增長就意味着勞動力的增長。即使它不增長，也不代表勞動力不增長。**因為我國對經濟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不是農業，而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我國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只有7%。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佔到23%，意味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可以從農業中大規模地轉移。

美國是什麼水平呢？美國是1%，因此它不可能從農業中轉移出勞動力。假設一般高收入國家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是3%，就意味着我們有2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可以從農業中轉移出來，進入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所以，我們在初次分配領域可以做的事就是推動農業勞動力的繼續轉移、推動新型城鎮化，這樣就可以給我們提供足夠大的重新配置資源的空間。

中國的勞動力總量是8億多，如果2025年農業勞動力比重從23%降到13%，就意味着非農產業的勞動力會增加8000多萬，非農產業的就業可以每年增長2.7%，這就不是前面那些預測的負增長，而是很高的增長速度。

**從需求側來看，城鎮化就意味着人口大規模進城，他們的消費也會大幅度提高。**我們有兩個城鎮化率，一個叫做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也就是一個人在城市待夠半年及以上，就叫常住人口。2020年我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3.9%。

還有一個城鎮化率是户籍人口城鎮化率，也就是中國有城市户口的人占人口的比重，目前只有45.4%，這兩者之間還有18.5%的差距。假如在2025年這兩個城鎮化率合併了，從目前的45.4%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63.9%的户籍人口城鎮化率，那就可以增加2.6億城鎮户籍人口。

這些人從實際住在城市沒有户口的居民變成了有户口的城鎮居民，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就可以得到更均等的、更充分的保障，解除了他們消費的後顧之憂。按照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些專家的估算，這些人口的消費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僅僅因為得到城市户口，消費就可以提高30%。與此同時，城市還可以大量地吸收農村勞動力，即使還沒得到户口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也可以提高30%，將來再得到城鎮户口，又提高30%。

**因此，推進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既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也可以增加消費、保障經濟增長速度，這是一個充分的改革紅利。**而改善城鎮勞動力市場，讓它變得更加規範、更加有序，其實也是保護勞動者利益，也可以顯著地提高他們的消費。

現在出現了很多新的就業形態，互聯網平台創造了很多新的崗位。但是新就業形態註定就會存在不正規的就業，目前，我們新就業形態的正規程度還不太高。我國城鎮就業的人口中，有的在國有經濟單位，有的在集體單位，或者在公司制的單位，也有在私營經濟就業，還有在港澳台投資、外商投資的企業等等。另外，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個體就業和不被任何單位記錄在冊的靈活就業人員，他們合起來占城鎮就業總量的30%。顯然，這部分人的就業是很不正規的。**不正規就意味着勞動關係不穩定、就業不穩定、工資收入不高、勞動條件差、對很多年輕人來説專業不對口……**這些也是造成中國社會流動性不高，甚至有所降低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世界經濟論壇在2020年發佈了一個全球社會流動報告，它給每個國家都打一個社會流動性分值。在中國的得分中，分項得分低於平均水平的有三項，其中一條就是低報酬人口占比太高。所以，我們推進勞動力市場的規範化、推進改善勞動關係，有助於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提高社會共同富裕程度。以上，是初次分配領域的兩個例子，一個是講就業，一個是講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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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再分配領域也包括很多內容，比如通過税收、轉移支付直接調節初次分配的分配結果。**更具特色也最有潛力的是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第一是覆蓋全體居民，第二是覆蓋全生命週期，即從幼有所育到老有所養全覆蓋的基本公共服務。

2021年11月30日，早高峯的上海地鐵。圖｜澎湃影像

首先，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理念，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終極手段。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大多數是高收入國家，有時候人們也把它叫做“富國的俱樂部”。這些國家在初次分配之後，基尼係數一般都在0.4以上。他們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通過税收，把初次分配的基尼係數縮小了35%，最後，OECD國家的基尼係數基本上都在0.4以下。然而只有美國例外，美國的兩極分化很嚴重，它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基尼係數超過0.4的。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越高，基尼係數也就越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社會福利保障，其實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因此，靠自然而然的初次分配，基尼係數歸根結底不能縮小到0.4以下，要做到0.4以下，必須要有政府的再分配。

**再分配中還需要有各種各樣的保障，幼有所育之後，就是學有所教，學有所教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受教育。**改革開放前半段，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得益於教育的大發展。如果要計算對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一個指標是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如何延長受教育年限，對於中國保持未來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

我國新成長的勞動力通常受教育程度高，他們不斷加入到勞動者大軍中，改善了勞動力的存量人力資本。如果這部分人越來越少，改善存量的速度就會放慢。**因此，必須得有一個新的辦法能夠顯著提高受教育年限。**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延長義務教育的時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是九年，如果小學之前延長三年到學前教育，中學之後延長三年到高中，或者至少變成免費教育，我們還可以創造新的教育紅利。“十四五”期間，我們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在教育上要趕超人均收入水平比我們高的國家。

從上圖可以看到，橫座標是人均GDP，縱座標是受教育年限，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大多數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也比中國高，甚至高很多。這還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國家，只是我們要在2025年需要趕超的國家，因此，我國的教育必須得有快速的增長。

在這方面高收入國家也有慘痛的教訓。上圖中，美國的GDP總量現在還是世界第一，日本的GDP總量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不斷地趕超，越來越接近超過美國，但是最終在1995年停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為什麼日本沒有趕超成功？和教育沒有堅持下去是有關係的。**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大規模擴招，擴招以後也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甚至有些教育質量下降。日本文部省就有意控制了高校招生的速度，從8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和美國的教育差距再次拉大，有一些日本專家學者認為這是日本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

同時，美國這些年遇到的很多問題也和教育兩極化有關。一部分人確實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是很多人甚至都不願意完成高中學業。教育兩極化導致勞動力市場就兩極化，收入兩極化，收入差距拉大導致收入分裂、政治分裂。因此，我們未來的趕超，其中一個關鍵是教育的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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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

不是拿出利潤的一個百分數，企業就盡到了社會責任

我們提出第三次分配以後，有一些企業就表示，要拿出很多錢用在慈善事業。這固然很好，但並不是企業拿出它利潤的一個百分數就盡到了社會責任，企業責任還應該有更廣泛的內容。

2021年12月1日，安徽肥東經濟開發區一家工廠無塵車間。圖｜視覺中國

第一，現代企業特別是大型科技企業，核心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應該以人民為中心、樹立“科技向善”的理念。

過去我們是熊彼特式的創新，現在已經進入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元宇宙、非同質化代幣……科技創新幾乎無所不能，換句話説，你如果有什麼理念，科技創新都可以實現，關鍵在於你有沒有這個理念。

過去企業奉行的是企業所有者，也就是股東們是第一服務對象，因此以股東為中心樹立發展目標。現在這個理念在全世界範圍內受到挑戰，也有一批世界上最大的企業聯名發佈宣言，表示改變只對股東負責的企業目標。這個方向的轉變就意味着，企業能力越強責任也越大，叫做“蜘蛛俠信條”。蜘蛛俠什麼都能做，能力強責任也就大。企業也是一樣，如果企業能夠把職工、民生、社會、社區、國家乃至地球都納入到企業責任中，那麼企業的“科技向善”，也可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領域和商機。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就學、就業、家務與三育（生育、養育、教育孩子）之間非常糾結。從宏觀數據來看，橫座標是人的年齡，是從15歲到49歲的生育年齡，其中最核心的生育年齡叫做旺盛生育年齡，是在20歲到34歲之間。這個年齡段上大家經歷的是什麼？

上圖中，紅色曲線是勞動收入。在生育旺盛期，我們還在職業的階梯上拼命地往上爬，還沒有爬到最高點。等爬到最高點的時候，旺盛生育年齡已經要結束了。綠色的線是家務勞動時間佔每天24小時的比重，在旺盛生育年齡階段不斷上升。可以看出，培養人力資本、職業發展、養育孩子都很重要，但三者之間是矛盾的。新勞動力、年輕勞動力的社會化程度都很高，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生，但是他們的失業率卻很高。16歲到24歲勞動力的失業率是25歲到59歲勞動力失業率的2.6倍到3.9倍。

這些都是企業可以作出貢獻的社會責任。第一是消極的，現在違反着勞動法規或者打擦邊球的行為，比如無序的加班、996現象都應該停止去做。第二是積極的，企業應該把員工的利益放在企業責任之中，放在企業的目標函數里。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結果：

第一，員工可以拓展家庭的時間預算，可以增加我們讀書學習、旅遊購物、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甚至乾脆就是閒暇，閒暇就是一種幸福感。同時，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試行過一週四天工作制，或者每天五小時工作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些企業縮短了職工的工作時間。並不是説一定要採取這些辦法，但是這些試驗結果揭示了一個道理，縮短工作時間並沒有降低生產率，反而是提高了生產效率。我們追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的統一，而不是那些不講公平的效率，其實也沒有效率。

同時，我們通過這些也提升了全社會的福祉和全體人民的幸福感。我們花掉的大部分時間是就業、經營和商務交通，橙色的這部分是做家務、照料和其他無報酬勞動，無報酬勞動的比重也是非常高的。因此，我們消除這個現象其實是對整個社會有益的。

**現在看來，理念的差異是在於，企業的目標函數中有沒有放進去人，是不是以人民為中心。**企業的社會責任，核心在於把人、把社會的利益放在企業目標中。這就是“科技向善”。這樣是可以幫助推動共同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