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我出生併成長在農村，所謂的“極端平均主義”，我實在找不出論據_風聞

【本文來自《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28期：邁向共同富裕》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我是從前30年過來的人，前30年我出生併成長在農村。

所謂的“極端平均主義”，我實在找不出論據。

客觀地説，那時城鄉差別的確很大，我也曾為此有過怨言。

但隨着走入社會並逐漸成熟後，我對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當時的新中國是個農業國，又面臨着巨大的外部威脅，要生存必須要發展重工業，而發展重工業的源泉，只能也只有是從農業收益中得到。

但是，教員並沒有只一味從農村工業索取，而是一直在反哺農村，農村的免費教育制度、農村合作化醫療制度、農業機械化，隊辦、社辦企業等等都是教員反哺農村政策的體現。

60年代，我們那每個大隊都有自己的小學了。

我們那裏，存在數千年的大肚子病、大脖子病，在70年代後都消失了。

我也要感謝那些知青，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思想和知識，我從小學到高中的老師中，有一半左右的老師都是知青，我非常感激他們。

歷史從不是孤立靜止的，更不能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去看待。

季羨林在接受鳳凰衞視採訪時説，他當年下放“牛棚”時，領導告誡他説，別告訴農民他的工資數，因為怕嚇到農民，這也是“極端平均主義”嗎？

立場決定態度吧，當年有些知識分子去農村，就感覺受到“迫害”了，那麼我們這些當年在農村出生長大的人，該是什麼感受呢？

立場決定態度，也就是階級決定論吧。

我小時候，冬天穿過草鞋，穿過有十多個補丁的褲子，但我認為這是我的驕傲和人生財富，因為這是我見證祖國從貧窮到富強過程的一部分，我與共和國一起成長。

在見到教員那件補了70多個補丁的衣服後，我服了，值！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