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紅軍之鄉_風聞

最近，看到一篇報道，説四川巴中是紅軍之鄉，不知是誰封的，這種説法似乎有些缺憾或者説是不準確。

我們不知道巴中地區因為什麼被稱為紅軍之鄉的，巴中地區是紅軍的起源地嗎？若不是怎麼能稱得上是紅軍之鄉？

凡熟悉黨史、軍史的大概都十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黨革命時期最早建立的武裝力量名稱是中國工農革命軍，後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而紅軍的創建並非最早起源於巴中，或者説紅軍是在多個地區創建的。

若要認定“紅軍之鄉”在下以為，不要糾纏什麼細節，應以幾個主要標準來衡量，這就是起源的標準，締造者的標準，重要性的標準。

一,紅軍起源的標準。

説到紅軍起源先應確定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最早出現的時間和地區，也就是起源時間和起源地區。

大家都知道，我軍的建軍節是八月一日，也就是南昌起義的首日，這是把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起源確定在了南昌和八月一日。當然，那時不是隻有南昌起義，緊隨其後的還有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隨後還有全國各地的很多起義，如平江起義、黃麻暴動、閩東暴動等等很多較早、較重要的我黨領導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都是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起源的組成部分，也就是紅軍起源於多地，不同的時間。

但確切講紅軍起源自然就要從時間的先後上來考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這三個重要的起義隊伍作為紅軍的起源，單從時間上來看應該是最早的，無論什麼時間改稱紅軍，作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這些部隊作為紅軍最早的起源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當然，認定紅軍之鄉除了要考慮紅軍起源時間的先後，還應考慮紅軍起源於何地區，或者説是在哪個地區發展壯大起來的，這是紅軍起源的特殊性。

也正因此如此，我們不能確定南昌是紅軍之鄉，不能確定湘南某地是紅軍之鄉，不能確定廣州是紅軍之鄉，還要看其在哪一地區生根，發展起來。

我黨領導的紅軍並非產生於某一特定的地區，也不是從某一特定地區向外擴散發展的。我黨領導的紅軍是先後分別在我國革命的多個地區發展起來的，而這些地區的紅軍都具有獨創性，都受黨中央領導，卻互不統屬，都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也就是説，我國當時開展革命武裝鬥爭的紅軍不是某一個地方才有，很多地區都有，很多地區都有資格考慮為紅軍之鄉。

確切講，我國革命早期的領袖們不是集中在一個地區搞革命，而是分別在我國的不同地區開展革命武裝鬥爭，在不同的地區創建了革命根據地，進而創建了紅色武裝力量－紅軍。

凡是創建了革命根據地的地方都創建了紅軍。在黨史上，軍史上那一個時期被稱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這一時期，我黨領導下比較出名、影響較大的革命根據地至少有十三個之多，而在這十三個革命根據地中都分別創立了紅軍。

若説紅軍之鄉，這十三個革命根據地都有資格被稱為紅軍之鄉。

不過，若是專門確定一地為紅軍之鄉，那麼，由最早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起源上講，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這三大起義隊伍與江西紅軍共同發展出的中央紅軍創立的中央蘇區應是首選，其中央蘇區政府所在地——瑞金，應該最有資格命名為紅軍之鄉。

也就是説，從起源上講，最有資格稱為紅軍之鄉的乃是中央蘇區的瑞金。

二,紅軍締造者的標準。

説到紅軍的創立還必須講清一個關鍵性的締造者的問題，也就是紅軍締造者是誰的問題。

雖説前面提到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是分別在各個不同的根據地創立的，講紅軍的創立不能完全歸於某一個根據地，也不能完全歸於某一支紅軍隊伍，完全歸於某一個領袖。但真正讓紅軍走上正軌、解決了紅軍發展的一系列關鍵、主要問題的，則是當時中央蘇區的領袖們，其中毛主席老人家是主導者，毛主席是紅軍建設中的主要領導者、決策者和執行者，現在的説法就是締造者。

大家知道，紅軍作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是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它之所以被稱為紅軍，是因它與一切舊軍隊都不同，是人民的軍隊，是紅色的武裝。

這個區別源於它的建軍原則、建軍思想、建軍方針、建軍路線、建軍目標及其作戰原則和作戰方針，這與舊軍隊完全不同。

而這一切是在毛主席老人家主持的古田會議後得以確立和實現的，古田會議決議奠定了紅軍建設的主要思想理論基礎。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黨指揮槍”這一原則，這是毛主席確立的紅軍建設最主要的原則，同時還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黨代表制度”等一系列紅軍建軍的制度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建軍紀律，其建軍目標就是為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開展武裝鬥爭。

此外，當時毛主席領導的紅軍還總結創立了一系列的紅軍作戰原則和基本作戰方針，這些不僅奠定了紅軍發展的基礎，也奠定了人民軍隊未來建設的基礎。

如今，大家公認毛主席是紅軍的主要締造者，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那麼，中央紅軍所在的中央蘇區難道不是最有資格獲得“紅軍之鄉”的稱號？

三，紅軍作戰對象重要性的標準。

説到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作戰對象的重要性，主要是説中央蘇區與其它各根據地面對的武裝鬥爭對象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確切講不在一個層次上。

中央紅軍所在中央蘇區紅軍建立最早，後來黨中央也遷到了此處，且這一地區的紅軍在全國範圍內影響力最大，對反動政權的威脅也最大。故而，反動政權對這一地區中央紅軍的圍剿規模最大，力量投入最多，延續時間最久。

中央蘇區的武裝鬥爭面對的作戰對象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政權，圍剿中央紅軍的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嫡系中央軍，其戰鬥力和武器裝備遠強於中央紅軍，力量對比可謂懸殊，中央紅軍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主要反動武裝力量；

而其它根據地面對的武裝鬥爭對象基本上都是屬於國民黨的地方政權，面對的也是地方政權所屬的地方武裝，與中央蘇區的武裝鬥爭相比，鬥爭的環境和條件都要優於中央蘇區的武裝鬥爭。

由於對象的不同，中央蘇區的鬥爭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其它根據地的鬥爭大多僅具地區性的影響力；前者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中央政權的鬥爭，後者僅是與地方軍閥、地方政權的鬥爭，兩者比較，中央紅軍的作戰對象與其它根據地的作戰對象其重要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也就是説，由於中央紅軍對抗的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政權，中央紅軍所在地區的紅色政權和紅軍直接威脅着反動政權的統治，直接威脅着反動政權的統治核心地區，雖後來因左傾路線的危害，被迫放棄了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但那時能威脅國民黨反動派中央政權的仍只有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

而其他地區紅軍對抗的是國民黨反動派各地的地方政權所屬的地方武裝，對國民黨反動派中央政權的威脅相對較小，更多地是威脅着各地地方軍閥地方政權的統治。

也就是説，中央蘇區之外的各地根據地的影響力大多沒有涉及到中國心臟地帶的政治經濟社會的中心，在打擊反動政權的統治上遠不如中央蘇區。

從這一點上來講，中央紅軍所在的中央蘇區無疑應該是“紅軍之鄉”的必選之地，它的影響不是僅限於江西，而是直接影響江西附近多省，直接影響我國反動政權的統治心臟地區。

正是由於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在打擊反動政權中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在打擊反動武裝力量上具有任何其它地區根據地和其它紅軍發揮不出的重大作用，“紅軍之鄉”這一稱號確實應屬於中央紅軍所在的中央蘇區。

中央蘇區首府所在地瑞金作為“紅軍之鄉”應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最後，還需要強調，我們都説，毛主席老人家是紅軍的主要締造者，是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紅軍之鄉”也就應該放在中央蘇區的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