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路公寓往事：克格勃、格魯烏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 不自覺的歷史_風聞

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已經發生，因此不可能的事儘管看起來不可能，但肯定有可能發生。——阿加莎·克里斯蒂《東方快車謀殺案》

一、20號單元：遲到的偵探小説家

1935年1月1日，尼古拉斯·蒙薩拉特在日記中寫道：“我真羨慕一位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説家，她在她的小説《羅傑疑案》出版後不久玩了一次短期失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她的小説也跟着她暢銷全國，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啥時候我能有如此好運？”

畢業於劍橋三一學院的蒙薩拉特，也是一位小説家。哦，不，小説家的定義若是“因寫小説而為人知曉”，此時的他只能算作文學新人。寫日記當天，蒙薩拉特的第二部小説《乍一看》出版。不消説，《乍一看》勢必和他的處女作《思考明天》一樣，沉入圖書館的書海，蒙上厚厚的灰塵。蒙薩拉特真正與好運邂逅要等到1951年，他的《滄海無情》面世。此前，他在文學創作領域做了很多無用功。尤其是1934年至1939年，他接連寫了包括《乍一看》在內的四部小説和一部戲劇，都是滄海里無人問津的那一粟。上述工作，在倫敦漢普斯泰德地區的草坪路公寓完成。公寓29號單元裏通宵不滅的燈，為蒙薩拉特的勤奮和徒勞作證。

尼古拉斯·蒙薩拉特（左）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文學新人將文學夢暫時束之高閣，赴皇家海軍志願預備隊服役。

如果蒙薩拉特在草坪路公寓多住上一段日子，一年半左右吧，他將同他羨慕嫉妒恨的對象——阿加莎·克里斯蒂成為鄰居。

1941年3月，草坪路公寓20號迎來了它的新住户。不用猜都知道，我們的偵探小説家。克里斯蒂搬到草坪路公寓，主要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她原本住在卡姆登山的謝菲爾德排屋，但自頭一年9月起，德國飛機多次轟炸該地區。刺耳的空襲警報和頻繁的防空演習，讓人焦躁不已。早上出門遛狗，附近挨炸的房屋像缺損的牙齒杵在眼前，觸目驚心。對驚恐中的克里斯蒂來説，草坪路公寓擁有的口碑之一具有顯著的鎮靜作用，它被稱為“倫敦最安全的建築之一”。“倫敦最安全的建築之一”還有一個標籤：倫敦最早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沒有之一。

草坪路公寓，於1934年7月竣工。這棟位於漢普斯泰德貝爾塞斯公園內的現代派建築，像是一種挑釁，一種對維多利亞矯飾風格的冒犯。公寓承建商伊索肯設計公司，想要達成的正是此等效果。該公司老闆傑克·普里查德想要推廣一種全新的生活理念——房子是居住的機器。金句出自“功能主義之父”勒·柯布西耶。普里查德為草坪路公寓聘請的建築師，是柯布西耶的信徒、加拿大人威爾斯·科特斯。柯布西耶的信徒，果然將草坪路公寓打造成了一台“居住的機器”：極簡風格，功能至上，設施齊全，統一的中央供暖，公共酒吧和洗衣房，標準化的單元裏擺放着伊索肯公司生產的傢俱……草坪路公寓處處都帶着伊索肯公司的烙印，所以它又叫“伊索肯大廈”。時至今日，公寓外牆的銘牌上寫的仍是“伊索肯大

廈”。

草坪路公寓

當然，草坪路公寓更高的辨識度源自其獨特的設計，每一層都有外置的貫通陽台連接着所有住户。這種設計後來被廣為效仿，當時卻顯得標新立異。克里斯蒂就此打了個形象的比喻：一艘滑稽的遠洋客輪。“遠洋客輪”裏最令小説家滿意的，是伊索肯公司為每家每户訂製的傢俱，譬如舒適的伊索肯長椅。設計椅子的人，是包豪斯學派的青年才俊馬歇爾·布勞耶。公寓建造時，布勞耶和他的老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都客居倫敦，也都受僱於伊索肯公司。還有，兩人都是草坪路公寓的第一批住客。怎麼説呢，小説家搬來的時間終究是晚了點。她入住草坪路公寓的四年前，1937年，包豪斯的設計師們已遷往美國。

人來人往，又西參東商此出彼沒，在“拎包入住”的草坪路公寓是日常戲碼。公寓32套單元房能演化出的排列組合，不可盡數。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代背景，則添加了一個奇妙的參數。或許你並不知道，現在或者曾經與你同住一棟公寓的鄰居，是個謎一般的角色。草坪路公寓一份殘缺不全的租客登記冊，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詭異聯繫。

為克里斯蒂騰出20號單元的，叫伊娃·雷基特，那個年代草坪路公寓裏最富有的女人。最富有的女人，就是一個有待破解的謎。圍繞着她的疑雲像包心菜的菜葉，一層又一層，菜心是什麼滋味？

伊娃·雷基特於1940年10月剛搬進草坪路公寓，早先住在22號。20號，是她在公寓的第二處住所。為克里斯蒂騰出20號單元之後，她又搬進了她在公寓的第三處住所，1號。是的，雷基特並沒離開公寓。很巧，1號的隔壁，2號的住户是埃及史學家斯蒂芬·格蘭維爾，克里斯蒂夫婦的密友。

克里斯蒂與自己房間的前任住户是否有交往？沒有確切的文字記錄。不過從1941年到1947年，克里斯蒂在草坪路公寓居住期間，她與雷基特是同一個鋼混容器裏的時空伴隨者。最低限度的判斷，她們在公寓內應該有無數次不期而遇，無數次禮節性的、鄰里尺度的頷首致意。她們相視一笑的地點，可能是門廳、樓道、洗衣房，更可能是公共酒吧，此處又叫作“等壓線餐飲俱樂部”。

兩位女士相互打量時，內心如何揣摩對方？無從考證。沒準，偵探小説家出於好奇，會更多地想象一下雷基特的人生。但雷基特複雜的背景，恐怕會溢出小説家想象的邊際。真正對雷基特感興趣的，是軍情五處(MI5)。他們關注雷基特不是出於好奇，而是工作。面對雷基特如此不尋常的履歷，軍情五處若還不動心，簡直就是瀆職。

雷基特的公開身份，是科萊特書店的老闆。科萊特書店位於查林十字路，一家毫不掩飾其左翼政治立場的書店，以滿足大眾激進的閲讀口味為己任。書店老闆的另一重公開身份，是英國共產黨（CPGB）黨員。入黨時間是在她接盤科萊特書店一年後，1934年。軍情五處發現，雷基特與英共總書記哈里·波利特來往頻繁，她被認為是英共經費的重要提供者。雷基特的資金從哪裏來？不可能是科萊特書店那點可憐的利潤，很可能來自國外。更驚人的發現是，雷基特入住草坪路公寓後，曾試圖接近一位叫約翰·威爾金森的科學家，此人秘密受僱於英國化學戰實驗室。凡此種種，遠非一名普通左翼人士乃至英共黨員所為。軍情五處提交給英國內政部的報告裏作如下描述：確信該女士為某外國間諜組織服務，格魯烏（GRU，蘇聯軍事情報總局）？

為了將“格魯烏”後面的問號拉直，軍情五處對雷基特在草坪路公寓的三處住所都進行過秘密搜查，均無功而返。雷基特是否察覺自己的房間被人動過手腳？不得而知。克里斯蒂對公寓內不見光的活動，肯定全無知曉。軍情五處對雷基特在草坪路公寓的第三處住所——1號單元進行秘密搜查的時間，是1941年4月。當月，《婦女畫報》雜誌開始連載克里斯蒂的新作N or M？（《密碼》，中文版還有《諜海》或《桑蘇西來客》等譯名）。冥冥之中像是有所呼應，《密碼》是克里斯蒂唯一的一部間諜小説。

假使雷基特看過《密碼》，多半會生出幾分輕蔑。小説家總是對虛構世界洞若觀火，卻對周遭生活麻木不仁。在《密碼》裏，湯米和塔彭絲夫婦要對付的是納粹德國的間諜。然而在草坪路公寓，諜戰劇的主創團隊來自更東邊的蘇聯。一本2019年出版的傳記《草坪路公寓：間諜、作家和藝術家》，給出了意想不到的數字，公寓竣工後的十年，曾在此居住過的蘇聯特工不少於七人。雷基特是其中之一，卻算不上關鍵人物，真正的大佬叫阿諾德·多伊奇。

我們故事裏份量絲毫不遜於克里斯蒂的主角該出場了。嗯，得更正一下。如果把草坪路公寓視作阿加莎·克里斯蒂與阿諾德·多伊奇共享的舞台，那麼男主角早就登場了，且早就完成了謝幕。克里斯蒂搬進公寓的時間，1941年3月，其實已經接近於多伊奇人生的謝幕。

重複一遍，女主角搬來的時間終究是晚了點。

二、7號單元：“劍橋五傑”的引路人

1934年2月，多伊奇來到倫敦。移民局的入境卡上，他作如下登記——

姓名：阿諾德·多伊奇；年齡：30歲；國籍：奧地利；職業：大學講師；入境事由：赴倫敦大學學院進修心理學課程；本地擔保人：堂兄奧斯卡·多伊奇。

上述事項，“大學講師”純系編造，其餘都屬真實。有些內容入境卡上沒有填寫，可有必要提及。多伊奇的教育背景相當光鮮。19歲高中畢業，他考入維也納大學哲學系，主修哲學，輔修心理學和自然科學。24歲生日剛過，他拿到了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多伊奇博士是弗洛伊德學生威廉·賴希的追隨者，信奉賴希的“性革命理論”，認為政治壓迫與性壓抑是事物的一體兩面。20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尤其是左翼學術圈，將“性高潮”“性愉悦”掛在嘴邊的並不少見。由此，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些貼着西馬標籤的時髦書生，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往往意味着現實政治的幼稚。所以，他們無法從事一些需要更高政治涵養和隱忍品質的工作。

阿諾德·多伊奇是這樣的人嗎？

阿諾德·多伊奇

如果1990年蘇聯克格勃的內部檔案不對外公佈，外界對此人的瞭解可能僅限於他入境卡上的內容。問題是，憑入境卡上的內容，誰又會關注他？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多伊奇會躺在歷史的海溝裏，一個不被感知的存在。

好吧，前往1990年，看看蘇聯公佈的內部檔案。檔案裏有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前身）《特種工作人員履歷表》，是1935年8月多伊奇回莫斯科休假時填寫。履歷表可以跟那份平淡無奇的入境卡對照着讀：1904年，多伊奇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父母是來自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小資產階級家庭。1922年，加入奧地利共青團。1924年，加入奧地利共產黨。1928年，進入共產國際聯絡部駐維也納辦事處。1931年，進入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莫斯科辦事處。同一年，他的組織關係從奧地利共產黨轉入聯共（布）。啊，在聯共（布）黨內，多伊奇被稱作“斯特凡·朗同志”。1932年8月，從共產國際聯絡部調入內務人民委員部並接受訓練。1934年2月，奉命赴倫敦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入境卡與履歷表，在多伊奇抵達倫敦的那一刻完成了對接，閉環。從此，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人，走在陰晴不定的倫敦街頭，愈隱秘則愈偉大。

在隱秘的那一側世界，多伊奇還有個代號“奧托”。“奧托”在倫敦的上線有三人：伊格納季·賴夫、特奧多爾·馬利、亞歷山大·奧爾洛夫。三人後來都成了大清洗的犧牲品，賴夫和馬利都因莫虛有的罪名遭槍決，奧爾洛夫幸運一些，他早早嗅到危險的氣息，流亡美國。流亡美國前，奧爾洛夫在西班牙內戰中有過一段呼風喚雨的日子。“奧托”在倫敦的下線有20人，其中包括五位劍橋大學的學生。沒錯，世界情報史上大名鼎鼎的“劍橋五傑”。他們是金·菲爾比、唐納德·麥克萊恩、蓋伊·伯吉斯、安東尼·布倫特和約翰·凱恩克羅斯，五個人都由多伊奇親自招募。

那個年代的劍橋和牛津校園，氛圍有些反邏輯。一羣出身高貴、生活優渥的學子，卻以談論社會主義學説、加入共產主義組織為榮。更反邏輯的是，這些躁動不安的高貴學子，又是英國政府歡迎的僱員。多伊奇對眼前的古怪，倒是見怪不見。他要做的就是引導年輕人，將他們難以排遣的熱情，轉向為共產主義的母邦蘇聯服務。強調一下，秘密服務。雙方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而多伊奇信奉的“性革命理論”也有着巨大吸引力。“劍橋五傑”有三種性取向：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

如今，關於“劍橋五傑”的公開資訊鋪天蓋地，讓他們幾乎成了透明人。但他們不是我們故事的主角，他們只是木偶，主角是手裏提着線頭的人——多伊奇。主角有他的舞台，草坪路公寓。

在搬進公寓前的五個月，多伊奇暫住在堂兄奧斯卡·多伊奇家裏，堂兄完全不知道堂弟在幹些什麼。這五個月，多伊奇並沒閒着，他招募了“劍橋五傑”中的第一人金·菲爾比。兩人極具儀式感的會面發生在1934年6月，地點是離漢普斯泰德不遠的攝政公園。在一場嚴肅而有趣的談話之後，多伊奇對菲爾比下達了第一道指令：“與過去的共產黨組織斷絕所有聯繫，對外樹立納粹同情者的形象，OK?”類似指令也下達給了“劍橋五傑”的其他四位，偽裝自己是間諜生存的頭號法則。多伊奇本人就是這條法則的忠實踐行者，他藏得很深，草坪路公寓的租客登記冊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把多伊奇從歷史海溝裏打撈出來的，是《草坪路公寓：間諜、作家和藝術家》的作者大衞·伯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克格勃史上最著名的叛逃者戈爾季耶夫斯基，偶然向伯克提及，多伊奇在倫敦時好像生過一個女兒。伯克立刻翻閲多伊奇女兒出生證的副本，才第一次發現了多伊奇在倫敦的住址：草坪路公寓7號。7號，一個位於底樓貫通陽台盡頭的單元。7號的房門，被轉角樓梯貼心地遮護着。在公寓的外面，你根本看不到進出房門的人。房門裏的人，每一個選擇都是出於職業本能：儘可能不起眼，才可能長久。

沒有伯克的偶然發現，多伊奇在草坪路公寓的痕跡，將是一堆無人關注更無人求證的無效信息。像是樹根下的一片樹葉，它是從這棵樹上落下的，還是被風從其他樹上吹來的？

有了草坪路公寓7號這個座標，我們可以把多伊奇生活的散碎片斷縫合起來。他是公寓竣工後的第一批住户，入住時間是1934年7月。他是一位低調內斂的住户，與鄰居少有交流，難得使用公寓的公共設施，也沒能趕上“等壓線餐飲俱樂部”開張。可以肯定的是，他與在公寓居住的其他條線的蘇聯特工互不知曉。他是一位早出晚歸的住户，每一次出門接頭，他都要先打車到倫敦郊外，再換乘公共交通去市內指定地點。回程，同樣的操作翻個身再來一次。

1934年10月，多伊奇進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心理學專業。遺憾，他的進修在1936年1月終止，沒能拿到學位。1935年8月，他回維也納探親，隨即悄然從維也納轉赴莫斯科。當年11月，他結束休假。妻子菲尼·多伊奇在莫斯科完成無線電技術培訓後，跟他一同來到倫敦，草坪路公寓7號有了女主人。次年，多伊奇女兒出生。在遙遠的將來，她的出生證副本，會破解草坪路公寓最大的謎。

莫斯科之行前，多伊奇招募了唐納德·麥克萊恩和蓋伊·伯吉斯；莫斯科之行後，他又招募了安東尼·布倫特和約翰·凱恩克羅斯。“劍橋五傑”齊了。五位離經叛道的年輕人，二戰初期都順利進入了英國外交或情報等要害部門，在之後近30年裏源源不斷向莫斯科輸送核心機密。情報數量之多、質量之高、領域之關鍵，以至於讓克里姆林宮的老大哥懷疑，一切是不是來得太過容易？

在莫斯科之行期間，多伊奇的上線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致函內務人民委員部：“斯特凡·朗同志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忠誠的同胞。他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還能帶來更多的好處。他出色的工作，值得我們機關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表揚。”

莫斯科方面比奧爾洛夫後知後覺一些，他們給予多伊奇“高度的肯定和表揚”要待他死後，是追授。今天的克格勃國外情報局紀念館，牆上掛着多伊奇的畫像，畫像的文字説明用了最高規格的修辭：不朽。當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奧爾洛夫的回應，僅是原則上同意為多伊奇配發槍支。

事後看，多伊奇的問題不是一把勃朗寧M1906所能解決的。他需要一張證書，勞工證。1936年1月，多伊奇結束在倫敦大學學院的進修，受僱於堂兄奧斯卡的奧登連鎖影院，一個用於掩護身份的工作。麻煩在於，英國勞工證的申領條件苛刻，內政部會對申請人的信息進行極其嚴格的核查，這有可能導致多伊奇暴露。為避免節外生枝，多伊奇加盟奧登連鎖影院後一直沒有申領勞工證。當然，“打黑工”是讓他失眠的“另一隻靴子”，靴子遲早會落地。

1937年9月5日，倫敦警察敲響了草坪路公寓7號的門。接下來是一段例行公事的對話——

警察：內政部最近一直同您的律師通信，您在這兒屬於半合法。您打算在英國再待多久？多伊奇：對不起，我們10天后就準備離開。警察：沒事，您一走，這些問題就都不存在了。

1937年9月15日，多伊奇一家離開倫敦，前往巴黎。他要在那兒謀劃如何延長在英國合法逗留，譬如再度申請高校的進修資格。一件糟糕的事打亂了他的節奏，他逗留巴黎期間，蘇聯兩位重量級特工波列茨基和克里維茨基叛逃西方，而克里維茨基認識多伊奇。內務人民委員部急電，暫停倫敦所涉特工點的工作，斯特凡·朗同志撤回莫斯科。遵照莫斯科的部署，當年11月初，多伊奇短暫回到倫敦，向所有下線發放了三個月的工資，約定了後續聯絡的方式，結清了草坪路公寓7號的房租，關門離開。

那一刻，是多伊奇與草坪路公寓的永別。遮護着7號房門的轉角樓梯，要等上40個月，才會迎來克里斯蒂。偵探小説家抱着她的愛犬“詹姆斯”上樓時，也許會探頭瞥一眼7號的房門。

三、4號單元：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1941年3月，就是克里斯蒂搬入草坪路公寓那個月，“劍橋五傑”之一、此時正供職于軍情五處、未來將擔任女王藝術顧問的安東尼·布倫特，向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更名而來）傳遞了一份令人費解的情報：軍情五處相信多伊奇是蘇聯特工，很可能是最危險的蘇聯特工，英方已着手對他的堂兄奧斯卡·多伊奇進行調查。

克里維茨基叛逃所形成的因果鏈，時隔40個月才波及多伊奇，此時我們的男主角早已全身而退。是軍情五處反應遲緩，還是蘇聯方面神經過敏？未有定論。布倫特的情報產生了一個意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莫斯科對多伊奇的懷疑。這更令人費解，又不難理解。多伊奇所效命的機構，歷來瀰漫着猜忌和懷疑的氣息。

普天下的情報系統，都是由一羣懷疑論者結成的牢不可破的聯盟，信任是脆弱的特例。加上不同條線呈上的情報，相互矛盾、彼此牴觸，使得懷疑的氛圍愈發濃厚。或許，蘇聯的情報系統比之其他國家更不信任人，尤其是自己人。因為，端坐在蘇聯情報系統金字塔尖的，是無藥可救的疑心病患者斯大林。被處決的賴夫和馬利是疑心病的受害者，叛逃的波列茨基、克里維茨基和奧爾洛夫也是。

多伊奇被緊急召回莫斯科，符合懷疑論者的行為邏輯，不過也不排除是出於審慎的考慮。只是，1937年11月，他最後一次關上草坪路公寓7號的房門時恐怕不知道，追逐着他的因果鏈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圓。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可能離他很近很近，近得只隔着兩扇門。事情比較繞，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草坪路公寓。

1934年7月，比多伊奇入住草坪路公寓7號稍晚幾天，4號單元也迎來了第一任住户，新婚的劉易斯夫婦，一對充滿活力、善於交際的年輕人。丈夫叫安東尼·劉易斯，英國共產黨黨員，在BBC公關部工作。1936年初，“劍橋五傑”之一蓋伊·伯吉斯將加盟BBC，成為他的同事。妻子叫布里吉特·劉易斯，德國共產黨黨員，巴塞爾大學的高材生。在倫敦本地人聽來，夫妻倆説的英語都不純正，丈夫有蘇格蘭腔，妻子夾雜着意第緒語單詞。呃，這是他們的鄉音。安東尼·劉易斯就是蘇格蘭人，布里吉特·劉易斯則是來自德國的猶太流亡者。

布里吉特·劉易斯是她隨夫姓的名字，標準的英倫範兒。她孃家姓庫欽斯基，原名布里吉特·庫欽斯基。她父親羅伯特·庫欽斯基是統計學家，母親貝爾塔·庫欽斯基是藝術家。統計學家和藝術家共育有六個孩子，一子五女，布里吉特在家中排行老三，她上頭還有大哥尤爾根和大姐烏蘇拉。提到大哥和大姐，布里吉特的社會關係網便顯赫地展開了，低調很難。尤爾根和烏蘇拉，兩位老大是庫欽斯基家族的招牌，叱詫風雲的人物，“傳奇”二字的肉身註腳。

尤爾根·庫欽斯基，享譽20世紀德國文化史的奇才，著作等身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他的《生產力的四次革命：理論和對比》，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必讀書。民主德國建立後，他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埃裏希·昂納克的筆桿子。

烏蘇拉·庫欽斯基，名氣可能要更大一些——她以不同的名字而被人記取。她是魯迅日記裏的“漢堡嘉夫人”（漢布爾格），幫着魯迅蒐集出版珂勒惠支版畫的人，漢布爾格是她的夫姓。實際上，她在中國從事的是諜報工作，佐爾格小組成員，佐爾格為她起的代號叫“索尼婭”。民主德國建立後，她回國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專事寫作，成了文壇名角兒。

魯特·維爾納最轟動也最具爭議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索尼婭的報告》（中譯本名為《諜海憶舊》）。這是一部以作者20年諜報生涯為背景的紀實作品，書的初版為了保密而作了刪節。被刪節的內容，索尼婭報告的未公開版，算得上“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大事。

《諜海憶舊》

這件大事與烏蘇拉·庫欽斯基在倫敦的經歷有關，也與她哥哥尤爾根·庫欽斯基有關。1930年代後期，比妹妹布里吉特晚個幾年，尤爾根和烏蘇拉也陸續來到英國。二戰期間，尤爾根代表格魯烏正式招募了曼哈頓工程的參與者、德裔英籍核物理學家克勞斯·福克斯。此後幾年，烏蘇拉擔任福克斯的上線。兄妹聯袂，打破了英美的核壟斷。

搞笑的是，英國情報機構對庫欽斯基兄妹的操弄知之甚少。直到1990年，《索尼婭的報告》完整版在英國上架，軍情五處和六處的探員們，才跟普通讀者一樣瞠目結舌，恍然大悟。在老一輩探員的回憶裏，尤爾根·庫欽斯基教授是牛津和劍橋學術圈裏長袖善舞的人物，駐英美軍的德國政策顧問。對於烏蘇拉·庫欽斯基，他們沒有印象。

在克里斯蒂的印象裏，尤爾根·庫欽斯基教授是“一位學識淵博、氣質不俗的人，連走路都和着貝多芬的旋律”。有證據表明，兩人有過接觸，時間大約是1941年3月克里斯蒂入住草坪路公寓到當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地點是草坪路公寓的“等壓線餐飲俱樂部”，引薦人應該是布里吉特·庫欽斯基。那段時間，教授住在父母家裏。父母家離草坪路公寓不遠，公寓對面的一棟維多利亞式老宅。教授經常會去公寓看望妹妹，妹妹則喜歡流連於“等壓線餐飲俱樂部”。那裏有克里斯蒂和左翼歷史學家戈登·柴爾德組的牌局，偶有三缺一的情況，布里吉特會善解人意地搭把手。

善解人意是社交型人格的特質，而廣交朋友是間諜的另一款行事風格。多伊奇是儘可能不留痕跡，布里吉特相反，是到處留下痕跡，讓人難辨真偽。好了，有必要交代一下，布里吉特跟她的大哥、大姐一樣，也是特工，在巴塞爾大學讀書時就秘密加入了格魯烏。她要比大哥、大姐早個幾年到英國，從蘇聯方面公佈的檔案看，那幾年她的工作主要是分析、篩選和考察人員，拓展下線，草坪路公寓業主委員會的身份為她提供了便利。

克里斯蒂與布里吉特的交集，是1941年3月她入住公寓後的一年多時間。1942年8月劉易斯夫婦離婚，布里吉特從公寓4號單元搬走。克里斯蒂是否進入過布里吉特的視野，不知道，反正小説家本人不知道。那時候，小説家正沉浸於對丈夫的思念。她的第二任丈夫馬克斯·馬洛温，1941年被皇家空軍徵召，作為中東問題專家被派往開羅，兩人有着甜膩的書信往來。比較荒唐，與此同時，小説家又陷入了與斯蒂芬·格蘭維爾的私情。對，前文提到過，克里斯蒂夫婦的密友，公寓2號的住户。放飛情感的女人，第六感在其他方面略顯遲鈍，克里斯蒂可能get不到布里吉特的關注。或者，布里吉特覺得克里斯蒂壓根兒就沒關注價值。

真正有關注價值的，是那些在現實政治中足夠惹眼的傢伙，此乃布里吉特工作的一般原則。別搞錯，不是多伊奇，是他的下線。大約是1936年初，蓋伊·伯吉斯進入BBC起，他成為布里吉特名單上的人。與伯吉斯一同列入名單的，還有他的好友金·菲爾比。對此，無論是伯吉斯、菲爾比還是多伊奇，一概不知。

一年後的1937年初，多伊奇對“劍橋五傑”第五人約翰·凱恩克羅斯完成招募的同時，布里吉特向格魯烏總部提交了一份報告：金·菲爾比與德國駐英大使裏賓特洛甫關係非同尋常，懷疑是德國間諜；蓋伊·伯吉斯隨保守黨議員傑克·麥克納馬拉訪德期間與希特勒青年會成員有同性濫交行為，懷疑是納粹支持者。

來自英國-倫敦-草坪路公寓的不同口子的情報，通過不同的渠道輸送到莫斯科，彙總到克里姆林宮的老大哥那兒，他是擁有上帝視角的人。而我們早就説過，擁有上帝視角的人，是無藥可救的疑心病患者。誠然，格魯烏的情報未必值得信任，但他們情報裏所懷疑的人同樣應該懷疑，至少不能信任。妥了，事情已經決定。瘋狂的一年，就此開始。後面的很多事，無非是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

回到原點，草坪路公寓。4號單元的主人並不知道她對7號單元的主人做了些什麼，反之亦然。他們互不知曉，彼此連招呼都沒打過。儘管從1934年7月入住到1937年11月多伊奇搬離，他們是同一棟公寓的鄰居。呵呵，4號和7號只隔着兩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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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多伊奇撤回莫斯科。很僥倖，他躲過了大清洗，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無事可做。內務人民委員部派發給他一個閒職，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蘇德戰爭爆發後，情況有了鬆動，貝利亞考慮重新啓用他。1942年11月7日，多伊奇奉命前往美國工作。很不幸，在前往美國途中，他乘坐的“頓巴斯號”客輪在大西洋上被德國潛艇發射的魚雷擊中，多伊奇為救他人而犧牲。

此時的克里斯蒂，正在如遠洋客輪般的草坪路公寓裏，為《魔手》安排結局。她將迎來創作的高峯。命運真有一雙翻雲覆雨的魔手，讓一些看起來不可能的事肯定有可能發生。小説家寫作之餘出門遛狗時，也許會探頭瞥一眼7號的房門，裏面曾經住過一個什麼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