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親歷軍事政變_風聞

作者：江翔 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歷任駐阿爾巴尼亞、馬裏大使館職員，外交部非洲司科員，駐剛果大使館三等秘書、二等秘書，外交部西歐司副處長、處長，駐瑞士大使館參贊，駐布基納法索大使。

在黑非洲獨立之初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許多國家由於內部的種族矛盾，和外部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及法國等非洲前宗主國的影響，其國內政局動盪不定，軍事政變頻繁發生。在有些地區直到80年代還不時地發生軍事政變。我曾長期在黑非洲工作，多次經歷過非洲國家的軍事政變。

▨ 20世紀70年代剛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圖中建築為市府大廈。圖源：《驚心動魄的外交歲月》

1969年至1975年，我在我國駐剛果（布）使館工作。那時正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時期，兩國都力圖擴大自己在黑非洲的影響和勢力範圍。而剛果（布）地處非洲中心，又擁有大西洋岸的黑角深水港，地理位置重要，自然就成為美蘇爭奪海上霸權的目標。

當時掌握剛果（布）政權的是年輕軍官恩古瓦比少校。他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既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也反對霸權主義，並選擇“科學社會主義”為國家的發展方向，積極發展同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

這樣的政權當然不能為兩個超級大國所容忍。美國、蘇聯和法國等外部勢力利用剛果內部南北兩大種族之間的矛盾挑起種族衝突，導致政局動盪。在1969年至1972年的將近三年的時間裏，剛果（布）多次發生未遂政變。差不多每半年就破獲一次政變陰謀或發生一次未遂政變。有時還發生從剛果河對岸的扎伊爾（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過來的外部入侵事件。

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不管是何種外部勢力支持的政變或外部入侵，我國駐剛果（布）使館和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幾百名中國專家的安全都將面臨非常嚴峻的形勢。因為那時我國不僅同美國處於敵對狀態，同蘇聯的關係也很緊張。同時那時我國在中部非洲就只有駐剛果（布）這唯一的大使館，周圍都還是台灣的所謂“大使館”。剛果一旦發生政局變動，我們就四面受圍，無後路可退。因此我們使館對當時所處的形勢有充分的估計和認識，並作好了隨時應付突發事變的準備。每個人在發生事變時都有明確的崗位和分工。

▨ 剛果（布）布拉柴維爾市區一角

那時我們經常在半夜裏被警報聲驚醒。警報聲意味着駐在國發生了軍事政變或外部入侵。聽到警報聲後，全館人員立即起牀，按照分工和平時的訓練，各就各位。

在大使的統一指揮下，使館年輕力壯的青年人在使館大院內負責巡邏，他們的任務是嚴防在動亂中有人闖進使館，以防有人來衝擊大使館；研究室的人負責收聽新聞廣播，收集材料，供使館領導分析形勢和及時向國內報告形勢發展；機要人員負責處理機密文件；經濟參贊處的同志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中國專家通報情況，做出保護專家安全的措施。

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進行的。因為按照駐在國政府非常時期的燈火管制令，發出警報聲後全市就必須立即關閉燈火。使館內外一片漆黑。記得有一次夜裏聽到警報聲，使館全體同志在大使的領導下，在黑暗中忙碌了一整夜。

根據當時使館所掌握的情況分析，估計是發生了軍事政變，但直到黎明時刻還不知是什麼性質的政變和政府是否粉碎了政變軍，天亮了使館也不敢打開大門，直到街上出現遊行隊伍，我們從門縫裏看到遊行羣眾手裏舉的旗幟是支持政府的，才知道政變被政府軍粉碎了。我們又度過了一個不眠的驚險之夜。這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回宿舍休息。

▨ 剛果（布）發生衝突事件時，市民為避難離開發生衝突的區域。

發生軍事政變或外部入侵事件時，使館必須及時瞭解形勢和觀察政府是否能控制局勢。因為我們必須看清形勢發展是否會威脅到使館的安全，尤其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國專家的安全，所以有時要在動亂中派人外出觀察形勢。

可有時發生軍事政變時形勢瞬息萬變，瞭解情況非常困難。非洲國家軍事政變一般只要佔領總統府和國家廣播電台就行了。因為佔領了總統府就標誌着奪取了政權，佔領了電台就可以向全國宣佈政變成功和新政權成立。有時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一下佔領了電台就宣佈政變成功。政府軍反擊奪回電台就宣告政變失敗。

有一次白天聽到警報聲，使館派一位同志出去瞭解情況。這位同志平時認識幾個大學生，他以看望這幾個大學生朋友為由想去探聽一些情況。到那裏一看，他嚇了一跳，發現他的那幾位朋友都穿上了戰鬥服，原來就是他們搞的軍事政變。他連忙返回使館，準備向大使報告他親眼看到的情況，可他還沒有來得及回到使館，電台就廣播政變已被粉碎，他在幾分鐘前見到的那幾位朋友也已被抓起來了。

以上這些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在剛果（布）時所經歷的軍事政變。

更令我震驚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後半期我在布基納法索所經歷的軍事政變。

1986年9月，我被調到布基納法索工作。那個時期世界正處於冷戰結束的前夕，美蘇關係開始緩和，減少了在非洲的爭奪。但非洲國家內部固有的種族矛盾和黨派之間的權力爭奪則進一步凸顯出來，因而非洲國家的政局仍然動盪不定，政變時有發生。

布基納法索前稱上沃爾特共和國，位於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南緣，是西部非洲的一個內陸國家，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生活貧困。因此人民要求並寄希望於變革，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政局的動盪和政權的不斷更迭。

我到這個國家時，領導這個國家的是一批年輕的上尉軍官。他們是：總統桑卡拉上尉、國務部長兼司法部長孔波雷上尉、國防部長蘭加尼少校和經濟發展部長宗果上尉。他們組成了國家政權的領導核心，當地人稱他們為“軍人四兄弟”。

“軍人四兄弟”於1983年8月4日通過發動軍事政變而上台執政。這次軍事政變在當地亦被稱作“八·四”革命。可是就在我到布基納法索工作的第二年，具體地説就是在1987年10月15日，布基納法索又發生了一次軍事政變。

這次軍事政變在布基納法索國內，在西非，乃至在整個非洲都引起了震驚和憤慨。因為在這次軍事政變中，國家元首、總統桑卡拉上尉被當場打死。這在已往的軍事政變中還是少有的。同時還因為桑卡拉總統又是一位激情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在國內人民羣眾中，以及在西非國家的青年軍官中都有一定的威望。更令人不解的是，這次軍事政變的領導者竟是桑卡拉上尉的親密戰友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孔波雷上尉。

▨ 托馬斯·桑卡拉和布萊斯·孔波雷

關於10月15日軍事政變的經過，眾説紛紜，有的傳得神乎其神，十分離奇。但據我那天所看到的情況是，桑卡拉是在當天下午近4點鐘乘車前往當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委員會所在地協商委員會去開會的。

因為那天下午4點鐘我去拜會新上任的教育部長。當我的車駛過戴高樂大道時（我的官邸位於戴高樂大道的一側，我出門時必須經過這條大道，而在另一側是布基納法索國家廣播電台和全國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當地人稱此地為協商委員會，這裏也是孔波雷辦公的地點。故這一帶是首都的政治重地，平時夜間和凌晨此地禁止通行），同剛從總統府出來正向協商委員會方向駛去的桑卡拉的車迎面擦邊而過，我們也看見了坐在車裏的桑卡拉。

我很快到了教育部，進入大樓，到部長辦公室拜會去了。據我的司機王學林同志説，桑卡拉的車開過去不到5分鐘，就聽到從協商委員會方向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當我拜會完畢走出教育部大樓時，只見街上市民們驚慌地亂奔亂跑，士兵們舉着槍，低着頭，邊跑邊朝天亂開槍。我的官邸離協商委員會不到200米。這時來自那個方向的槍聲越來越密。顯然我已不能回去了。

司機王學林同志是在部隊經過鍛鍊的老同志。他臨危不懼，急中生智，迅速將車繞道開到使館。我們的使館和官邸分別坐落在不同方向的兩條大街上，內部有院子和走廊相連。所以，回到使館便是安全地回到家了。

▨ 托馬斯·桑卡拉

我一下車連忙進屋打開收音機，急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收音機裏是用當地的莫西語在廣播，我只聽到“桑卡拉”“桑卡拉”，其餘什麼也聽不懂。平時遇到問題，我總是可以向幾位可靠的朋友打聽情況。可現在，在沒有弄清情況以前，我還不能同布基納法索人聯繫。

6點鐘吃完晚飯後，我又早早回房間，坐在收音機旁等着收聽6點半的新聞廣播。我剛坐下，外面又響起了緊密的槍聲，槍聲近似就在我的窗户外。我立刻想到應該去辦公室，同志們都在前院使館內，於是準備衝出門，但我夫人一把拉住我，並大聲説：“外面在激戰，不能出門。”因為當時的槍聲很近，她以為兩派已到我們院的門口進行巷戰。後來才知道，槍聲是政變軍去佔領電台時為壯大聲勢打的。電台就在我們官邸的斜對面，士兵們就是在官邸門口的馬路上開槍，不過好在是朝天開的。

激烈的槍聲持續了大約10多分鐘。槍聲停後，電台便開始廣播，宣佈以孔波雷為首的人民陣線已推翻了桑卡拉，掌握了政權。這是政變當局發佈的第一份公報。公報列舉了桑卡拉的主要罪狀，宣佈解除桑卡拉總統的職務，同時宣佈解散全國革命委員會和政府。

但電台廣播只宣佈孔波雷推翻桑卡拉取得了政權，並沒有説明桑卡拉的下落。如果桑卡拉及其支持者組織反攻，全國在一段時間裏就會出現動亂，甚至發生內戰，我使館人員和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專家、醫療隊隊員的安全將面臨威脅，我們必須立即做出安排、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這時外面已經戒嚴和實行宵禁，而使館、經參處、商務處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點辦公和居住，我們已無法召開使館黨委會來討論和佈置有關事項。由於70年代在剛果（布）經歷過軍事政變，這段經驗對我還是有幫助的。

我先將使館本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開會，向大家通報了政變情況，提出了安全保衞措施，由政務參贊負責落實；接着，我便通過電話與經濟參贊和商務參贊取得聯繫，並請經濟參贊立刻向各專家組和醫療隊通報首都發生的情況，佈置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項。

當一切都安排好後已是晚上10點多鐘，但我還不能鬆懈，必須弄清楚桑卡拉的下落。他是被抓起來了，還是逃跑了？此時，除了靠收音機得到消息，沒有別的辦法。我守了一夜的收音機，但什麼消息也沒有得到。

第二天傳出桑卡拉被打死的消息，也有傳説桑卡拉跑了。政變當局對桑卡拉的情況守口如瓶。第三天清早，我館的一位僱員來上班時説，他今天一早已到桑卡拉的墳上去哭了一場回來。桑卡拉真的死了？我們決定由政務參贊和一位年輕翻譯前去了解情況。

他們確實看到了桑卡拉的墳墓和其他13個與桑卡拉一起被打死的人的墳墓。有成羣結隊的人去桑卡拉墳上憑弔，大部分是青年人，他們當中許多人悲傷痛哭。這説明桑卡拉還有民心，特別是在青年人中間。人們對桑卡拉的被殺害感到非常憤慨，特別是第三軍區的軍區司令拒不歸順孔波雷，並逃到國外，同時聲稱要打回國內為桑卡拉報仇。因此政變後，布基納法索國內政局非常沉悶和緊張。

▨ 布萊斯·孔波雷

孔波雷在政變後一直沒有公開露面。這時關於他也有許多傳説，有的説他在交火中被打死了，也有的説他受了重傷。後來據官方的報道，政變時他是在靠近機場的一棟別墅裏，直到下午6點鐘他才到政變現場協商委員會。

政變後的第三天（10月18日）上午10時左右，使館突然接到布基納法索外交部禮賓司的電話，通知我半小時後到協商委員會去，人民陣線（政變後的全國最高權力機構，代替桑卡拉執政時的全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孔波雷要召見我。

我想這時候去見孔波雷能説什麼呢？半個小時的時間，不僅來不及請示國內，連召開會議討論的時間都沒有。我立刻換裝準備，並同在旁的夫人商量如何表態。我們分析，孔波雷此時召見中國大使很可能是：一通報情況，二尋求支持。

但我們現在還不能對孔波雷表示任何支持。首先是因為我們的政策不允許介入駐在國內政。其次，桑卡拉被打死正遭到布基納法索國內外的強烈譴責，尤其是布基納法索人民的譴責。布全國還處在極度悲痛與不平之中，這時對政變當局的任何支持都會傷害布基納法索人民的感情，可是我又不能不説話。

經反覆考量，我們確定以下兩點作為談話口徑：1.中國尊重布基納法索人民的選擇；2.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和布基納法索人民一起為加強和發展中布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而努力。這兩點表態的中心意思是：中國不介入別國的內政，布基納法索的事由布基納法索人民自己去解決；不論誰當政，中國都將努力發展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

▨ 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清真寺

確定談話口徑後，我即前往協商委員會去見孔波雷。新政權領導機構人民陣線還是設在協商委員會，孔波雷繼續在那裏辦公。當我的汽車駛進通向協商委員會的街道入口處時，看見幾名士兵俯伏在地，前面架着機槍，處於緊急戰備狀態，隨時準備扣動扳機掃射。估計這些警衞事先得到了通知，我的車順利通過。

當汽車開到協商委員會大院的門口時，見兩旁都有碉堡，從碉堡的窗口可以看到裏面也架着機槍，戒備非常森嚴。車在大院入口處停下，這時一位手持蘇式衝鋒槍的士兵上了我的車，坐在司機旁邊，護衞我進協商委員會的大院。這時我發現，那位士兵的手指一直緊貼在衝鋒槍的扳機上，隨時準備扣動扳機應付突發事件。

我的車在孔波雷辦公樓的小院門前停下，下了車，穿過幾道守衞嚴密的門才進入孔波雷辦公室外的客廳。坐了一會兒，孔波雷從裏面走出來。幾天不見，他已判若兩人。往日年輕軍人英俊瀟灑的風姿已一掃而盡。他臉形消瘦，皮膚枯乾，眼圈烏黑，看得出他還處在極度緊張後的疲勞中。他身穿迷彩戰鬥服，腰插手槍，同往常一樣，和我熱情握手。

談話時沒有別人在場，就只有我們兩人。他向我介紹了10月15日事件的原因和經過。

他説：“我們同桑卡拉的分歧是政治和思想意識上的分歧。我們面臨着是讓他個人政權繼續下去呢，還是把革命推向前進這一根本性問題。我們曾向他多次提出，大家坐在一起，冷靜地總結革命四年來的工作，以確定正確的方向。但他置若罔聞，而且日益獨斷專行。部長們都成了他的小職員。他經常越過我和蘭加尼指揮軍隊（按：孔波雷兼波城突擊隊司令，負責首都和國內的安全，蘭加尼任國防部長）。桑卡拉周圍的人揚言要對我下手。10月15日前夕，我們事先得到情報，桑卡拉要在15日晚上8點鐘召開全國革命委員會會議時，將我們一網打盡。我們被迫於當晚搶先行動，決定在他去協商委員會時將他抓起來。可是在我們的同志上前逮捕他時，他的衞兵首先開了槍，於是雙方交了火，桑卡拉被當場打死。這就是事件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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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街景

應我的要求，孔波雷還介紹了一些情況。他説，他們目前已控制了局勢，只有庫杜古（全國第三大城市）地區還不太穩。蘭加尼和宗果（指另兩位領導人）是和他在一起的。現在新政權最高領導機構人民陣線的核心是由他們（指革命軍人）和布基納共產主義者聯盟、布基納共產主義者小組及布基納共產主義鬥爭聯盟組成的（按：後三個組織為當時布基納法索的文官組成的）。關於人民陣線領導核心的組成，後來一直沒有公開過。

孔波雷還告訴我，非洲人對死人是看得很重的。為避免挑起羣眾的感情，他們有意不宣佈桑卡拉被打死的消息。

孔波雷請我將上述情況轉告中國政府，並表示他的政府今後不但要加強而且還要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我首先感謝他向我通報情況，並表示即將他通報的情況報告我國政府。最後，我按預先準備好的口徑表了態，結束了這場談話。

此前，孔波雷和我已有交往。這時他仍表示出對我個人的友誼，在我告辭時，他送我到客廳門外。在握手告別時，我也請他多保重，以示我對他的私人友誼。

以上是我在非洲所經歷的最後一次軍事政變，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End-

文字 | 《驚心動魄的外交歲月》 

作者 | 江翔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