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外語與生孩子_風聞

昨晚，朋友在羣裏發了一段俞敏洪談新東方轉型的視頻。

當看到俞敏洪説”我可以一走了之，新東方五萬個兄弟姐們怎麼辦呢？你過去所構建出來的，所謂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精神，所謂永不言敗的勇氣，你向誰交代呢？”時。

我鼻子一酸，淚水奪眶而出。

在那個學好外語，就可以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搶到更好位置的時代。

俞敏洪是我們那代年輕人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指引明燈。

只不過，個人的奮鬥也要看歷史的進程。

這盞教育的明燈在2021年的下半年驟然熄滅，與房地產、醫療一起，成為了必須要搬開的“新三座大山”。

那個曾經帶領着我們這一代實現公平，打破教育壟斷的新東方，雖然還在為我們提供優質的服務，但也成了下一代公平的絆腳石，將一批批優秀的教師從學校抽走，急速擴大了教育的不平衡。

今天，國新辦解讀《“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在大幅提升醫護人員數量、公租房必須100%滿足外，教育提了三個重點：

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大力提升縣域普通高中整體質量。

一色都是追求公平而非效率。

此外還強調，嚴禁發達地區、城區學校到薄弱地區、縣中搶挖優秀校長和教師。

這個“嚴禁”，顯然針對俞敏洪代表的民營學校。

教育的話題很沉重，還是換一個……更沉重的生育問題吧。

有好幾個年輕同學詢問我，為什麼現在女性的婚取要求這麼高？

我的回答是，在自由市場上，賣家有定價的自由，但不可能脱離買家的購買力。

當一大批賣家突然集體抬高價格的時候，説明必然存在一大批買家在以高價成交，影響了價格體系。

這就像80年代的日本，貨幣的大放水讓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締造了一批金元買家，他們的一擲千金擾亂了市場的價格體系，使得普通人沒辦法以正常的價格進行交易。

那個時代，我們75-85的人都懂，再快的AE86，也追不回坐奔馳的夏樹。

但同樣，我們這代人也是幸運的。

趕上了新東方的教育紅利，在開放之初搶下的第一桶金，趕上了恒大的地產紅利，在地產漲價前買下的房子。

這是不靠爹的90後00後們，拼盡一輩子都無法實現的。

同樣，我們這批75-85趕上了資本紅利的羣體，保暖之後，也擁有人類根植於基因的基因傳承之慾。

只不過受限於86年之前都算高齡產婦的配偶，以及公共道德與社會良俗，只能秘密的用鈔票侵佔年輕人的市場，擾亂着市場的價格。

最終，少年們變成了自己曾經最痛恨的奔馳大叔。

大叔們缺的不是錢，而是政治正確與輿論的保護傘。

大叔們很希望能夠像香港澳門那樣，有錢就可以多娶幾房紅顏知己，延續自己的基因。

此時，“少子危機”的出現讓我們喜出望外，終於可以老驥伏櫪，老當益壯，高舉着政治正確的大旗，為了民族的未來“輔導功課”，挺身而出來解決國家的生育率危機。

從經濟學來看，無論是教育，還是“教育”，市場化的撒錢，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效率的確是最高的。

但是，過度市場化也會導致錢快速流入高效人士手中，並由他們來決定市場的價格，引發“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的兩極分化。

從理智的市場角度，優秀的小鎮教師很難拒絕進城拿新東方的高薪，年輕的夏樹們也很難拒絕坐上大叔的奔馳。

而超發的貨幣的撒錢，更是一個偽命題。

不僅會通過通貨膨脹，進一步提升普通人的教育與“教育”的成本；還會締造出更多的新東方和更多坐奔馳的大叔，導致教育與“教育”資源的進一步萎縮。

就像政府逼着企業給員工交公積金，最終推動了房價，收益的是許家印等房地產商；生孩子就給錢的做法，結果只會促進家長進行教育投資比拼，最終吹起新的俞敏洪。

撒錢的方案，跟國家的政策是背道而馳的。

國家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針對普通民眾，提供龐大而廉價的公立服務體系。

從2025年對國民提供100%的公租房，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廉價公立教育，到提供集採之下近乎生產成本的公立醫藥。

把公民生存最基本的要素，都由政府來提供，徹底解決了後顧之憂，那麼90後和00後的年輕人，才敢去生孩子，才不容易被大叔給拐走。

所謂大撒幣的建議，是個大傻逼都能拍腦袋做，就像房子一賣不出去了就喊降息，哪有什麼技術含量。

好成績需要來自刻苦的讀書，有效的經濟策略必然也如供給側那般的痛苦。

政府這半年多來，強忍着劇痛，讓千萬教培人、房地產從業者，以及醫藥工作者進行痛苦的轉型，逼着俞敏洪這種功成名就的大佬，從零開始奮鬥。

在各地政府財政積極緊張，公務員都要勒緊褲腰帶之下，各地仍然斥巨資進行對公立教育、醫療、住房體系的全覆蓋與升級。

下了如此的決心，付出瞭如此慘痛的代價，宏觀策略哪是輕易能改變的。

不得不慨嘆，重金聘請個跟政策唱反調的首席，靠政策飯活的許大老闆，這一波跪的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