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憐憫”劉鑫的報道，還是冒出來了！_風聞

執筆/李小飛刀

隨着法槌落下，留日學生江歌遇害案塵埃落定。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有關此案的判決書，被輿論肯定為追求法律公正、守護社會道義的樣本。

同時，更多案情細節也隨着判決書的公佈曝光在公眾面前，被告人劉暖曦（曾用名:劉鑫）的所作所為再一次受到輿論大範圍的批評。

但爭議並沒有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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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院認定的事實看，劉暖曦無論是在已經預知到侵害危險的情況下，沒有將事態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告知江歌，並阻止江歌報警；還是先行一步進入公寓，並出於保障自身安全的考慮將房門關上並鎖閉；還是事後在節日期間有意向江歌母親發送“闔家團圓”“新年快樂”等信息、並通過網絡方式發表刺激性言語，都是徹頭徹尾的自私驅動。她在案發後做的大多數舉動，包括辯白、抹黑、秀生活、裝可憐，無非是企圖在法律上脱罪，從道德上去恥，沒有什麼值得憐憫、情有可原的空間。

“有趣”的是，今天，一篇某採訪過劉鑫的媒體記者所撰寫的手記，《我採訪過的劉暖曦：也許我們無法抵達一個被審視的靈魂深處》上了熱搜。

儘管法院已經做出了判決。但在這篇手記看來：江歌案的複雜不僅在於真相難明人心叵測，也在於道德評判的邊界之模糊。

手記回憶，雖然和劉鑫的初次見面只有短短三小時，也讓人對她產生了一定的理解和憐憫，包括她的恐懼、懦弱，她的自私和矛盾，她對江媽的怨恨，甚至她的謊言。在當時看來，劉暖曦不過是一個具有人性弱點的普通女孩，甚至一度擔心網絡暴力會把她逼上絕路，為此還試圖勸説過江媽。

手記表示，至今仍願意相信，劉鑫帶有某些悔恨的誠懇。究竟是為什麼走到了這一步？就像“我們永遠無法抵達一個被長期審視的人的靈魂深處，是否也經歷了一場自我拷問的陣痛”。

就像我前文所述，劉鑫在案發後言語刺激江母，無非是企圖在法律上脱罪，從道德上去恥，把自己極端自私的行為合理化。而一家公共媒體進一步試圖與她“同理心”，是從更大的社會層面幫助她“去恥”。

這樣的事情，讓我想起14年前的“範跑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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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那場災難來臨一刻，汶川的教師隊伍中誕生了很多英雄，比如為救學生反身上樓將學生護在講台下、後腦被砸的凹陷下去的譚千秋，有用後背擋住水泥板的瞿萬容。

而同樣身為教師卻在地震後丟下學生第一個衝到操場，又原地等到學生陸續下樓的“範跑跑”，毫無疑問是逃兵。

小時候，我常常疑惑，早年參加革命，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祖父一輩，為什麼從來不談自己的革命經歷。

後來我通過其他前輩的回憶才知道，他們那一代人，普遍很少談及自己的革命“貢獻”，他們認為，相對於那些犧牲的戰友，他們是“僥倖”活下來的人，沒有值得驕傲的“貢獻”可言。

我知道了他們的這個想法後，心裏常常難過，他們都是為這個國家和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人，不是“逃兵”，這是多麼高尚和恥感和榮辱觀，他們以不能為他人獻出一切為恥。

而“範跑跑”這個真正的逃兵，為了脱罪和去恥，在天涯論壇上發了一篇帖子，稱自己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他的女兒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他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會管的。

這本來不過是一種詭辯，但被當時的公共媒體發掘，進一步擴大到輿論場後，就將個人的詭辯變為社會辯論，從而吸引了一些聲音從社會層面為其脱罪，將整個社會道德底線和恥感底線進一步模糊化。

比如，當時有評論説，“範跑跑”的誠實讓我們很為難，既要讚許其誠實的可貴，又要譴責其對“爭當英雄”傳統美德衝擊。這怎麼辦呢？難道為了維護傳統美德的尊嚴，而把範美忠的誠實一塊譴責？這也不行！因為誠實也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有專業評論員發文章説，“範跑跑”暴露了自己真實的想法，暴露了自己人性幽暗的一面，這是一個機會，是一個可以促使我們反省人性、反思道德、完善自身的機會。可就是這樣一個極好的反思資源，卻被偽道學和網絡憤青們當作了一場豎貞節牌坊的道德批判運動。

有媒體先是刊登文章説，北大開除畢業生“範跑跑”是不對的，應該堅守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價值立場，以母校的身份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學生一邊、以自由堡壘的身份堅定地站在自由一邊，為學生爭權利，為自由爭空間，拒絕行政權力干預教育自治，拒絕以言治罪。

隨後又刊登文章《誰都沒有以命換命的義務》説：“不認為教師有犧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學生生命的義務……“《教師法》再修改，也不可能寫入讓老師犧牲自己生命來保護學生，只能更加明確強調老師保護學生的義務。”

還有媒體總結：“範跑跑”檢驗了一下中國當下的道德觀，我們發現，其實還是“聖人化”。

上述這些放大了惡的言論，是更大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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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不應該以自私為恥？

天性和本能是不是就是天生正義的？

道德和義務壓制了個人自由嗎？

慶幸的是，14年過去，“範跑跑”式的詭辯已經被大多數人識破，失去了掀起公眾辯論的力量。像“被審視的靈魂深處”這樣的文章，也被批評上熱搜，是輿論場進步的一個見證。

自由、人性，不管裝飾上什麼樣的辭藻，詭辯本質就是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是對集體、道德以及其他規範的天然警惕。

西方的確是由這樣的價值觀構建起來的：承認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的，人應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首先去滿足自身的利益和慾望。

過去有一部分人認為，個人主義和人性自私是西方實現工業文明的秘密，他們將這一套東西拿來，給整個中國社會“去羞化”，貶低高尚者的神聖，抬高卑鄙者的地位，把中國人的人性與道德對立起來，讓道德至於人性之下。

以此，來製造一個“沒羞”的時代，好讓一些人渾水摸魚。

好在，這十幾年的發展變化，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中西方從國家到社會的全面對比，把真相揭開。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説，從古至今，我們就是一個被道德感召和凝聚起來的民族，會在那些捨身為人、大公無私者面前熱淚盈眶。個人主義不是現代文明的秘鑰，也不比道德理想更高明。

明確這一點，是我們道德自信、價值自信的來源所在。

讓我們再讀一遍江歌案判決書中的這一段：

“本院認為，扶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司法裁判應當守護社會道德底線，弘揚美德義行，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

讓我們守護住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讓每個人不必視他人為不可測的危險，讓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里都能感受到安全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