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澤奇｜“我是想站着，還把錢賺了”——數字時代“不躺平”的前提是勞動尊嚴_風聞

邱澤奇|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

在中國文化裏，勤勞是人盡其力的實踐形態，是尊嚴的來源。勤勞的內涵不同，尊嚴的獲取路徑也大不相同。讓勞動不只獲得貨幣報酬，還依然享有尊嚴是數字時代的難題，數字時代同時賦予個體勞動者和數字平台企業獲取尊嚴的工具。與此同時，倡導勞動光榮也是數字時代的命題，躺平絕不是獲得人之尊嚴的路徑；當然，勞動的尊嚴也是“不躺平”的邏輯前提。

同工廠革命時代相關方之間的爭吵與磨合一樣，**數字時代正在發生一場改變人類命運的勞動革命，參與是形成共識的前提，也是謀求社會福祉最大化改善的路徑。**而“躺平”，因暫時地退出可能會延緩爭論與磨合，卻不會消除不同利益羣體對數字勞動觀點的分歧，也難以促進躺平目標的實現。無論如何，動態的共識和平衡總會達成，從原始零工勞動到工廠崗位勞動，儘管勞動屬性發生了革命性改變，社會底線依然不變。數字時代有更加多樣的勞動形態，零工勞動只是人盡其力的一種方式，而社會底線則是清楚的和穩定的：人盡其力，當享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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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盡其力：勞動形態的歷史演化

勞動的社會意義在於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他人作出貢獻。在邏輯上，每個人如此，自己便也因他人的貢獻而獲得了需求的滿足，無論是什麼需求。個體勞動與社會需求緊密關聯。孔子講推己及人，為了自己的勞動享有尊嚴，個體以尊重他人的勞動為前提，勞動與尊嚴之間的關係從此建立，對勞動的尊重讓“勤勞”成為中國人崇尚的美德。個體勞動的社會性為勞動的商品性提供了機會，勞動交換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商品性的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從“以勞易勞”“以勞易物”到“以勞易資”，商品形式的變化實則也是勞動屬性的革命性變化。

“以勞易勞”在形式、內容、時空上都非常侷限。個體的物理活動範圍、能力維度和不同維度能力大小等，都限制了勞動交換的形式、內容、數量與範圍。遊牧羣體的規模和村寨的規模是個體勞動可以觸及的最大邊界。在中國，個體用雙腳走路在一天之內可以往返的半徑，圈定了“以勞易勞”的極限空間。事實上，在給定形式、內容和數量的前提下，如果再給定勞動時間，空間範圍會大大縮小。如果加上能力維度和大小的約束，“以勞易勞”便基本上侷限在遊牧羣體內和村寨之內，這個判斷如今依然可以在現存的牧業和農業社會中獲得驗證。

“以勞易物”在形式、內容、時空上有了擴展，也有了轉換。其中，最重要的轉換是把曾經自然發生的“易”變成了一種專門勞動。在傳統勞動和新生交易的混雜場景中，施堅雅的研究表明，勞動者會彙集“易”的需求，在內容和空間上將範圍擴展至村寨之外，村寨之間的交易活動會形成一個蜂巢結構。形象地説，半徑是牲口拉車在一天之內可以往返的範圍。“以勞易物”的出現不僅從勞動中衍生出“易”，也讓傳統勞動超出了“以勞易勞”的範圍，使得村寨內需求極少的勞獲得了施展的空間和機會，讓“勞”有了多樣化的人盡其力的可能。

“以勞易資”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屬性的本質，將勞動與對等勞動或對等物質分離，將勞轉換為貨幣報酬，讓勞動成為可以進行普遍交易的商品。

如果説傳統勞動的商品性被掩藏在“以勞易勞”的“勞”和“以勞易物”的“物”中，掩藏在局部和零星發生的“以勞易資”中的“勞”則是多樣化的和靈活化的，工廠勞動就意味着勞動的革命性轉折。第一，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零工形態，讓勞動變成了崗位工作，勞動者不再具有自主支配勞動的靈活性。第二，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初始屬性，即依靠勞動者的自然能力，讓勞動變成了專門化崗位技能的實現形式，勞動者不再具有自在支配勞動的多樣性。第三，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時空配置，讓勞動變成了固定時空的肢體和腦力活動，勞動者不再具有自由支配勞動的隨意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把勞動產出標準化，再商品化，進而市場化，讓勞動因自主、自在、自由的貢獻而獲得的尊嚴轉附於貨幣化的勞動報酬。

概言之，工廠勞動的革命性在於讓傳統勞動的零工性失效，勞動不再是人盡其力的社會選擇，而是滿足崗位需要的市場競爭，勞動也從最初的因貢獻而獲得尊嚴，異化為因報酬而支配尊嚴。馬克思批判的正是資本支配的工業化生產對勞動價值和意義的異化。

以勞動市場化為特徵的工廠革命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對人類的社會生活而言也是革命性的。如工業化需要標準化的勞動力，於是催生了現代教育體系；工業化需要勞動力聚集，於是催生了現代城市體系；工業化的產品需要拓展市場，於是催生了現代貿易體系和供應鏈，等等。勞動市場化的社會意義還在於，讓勞動者曾經人盡其力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根本改變。一方面，個體的勞動能力和勞動供給不再是村寨或牧場人皆共知的公共信息，而是變成了只有自己和身邊人瞭解的私有信息，勞動能力信息的公共供給性消失，意味着人盡其力的機會消失。另一方面，社會的勞動需求不再是村寨或牧場可以口耳相傳的公共信息，而是變成了市場供需的商品信息，勞動需求信息的公共需求性消失，讓勞動變成了一種市場機會，人們需要去找工作，也意味着“人盡其力”喪失了供需自然匹配的機會。因此，工業化帶來的勞動異化還包括勞動環境的異化。

“三自勞動”：數字技術賦能“人盡其力”

勞動供給和需求的斷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後果，也是工廠化革命給“人盡其力”帶來的社會障礙。勞動力市場的興起只為工廠化勞動的供需對接提供了機會，卻沒有給零工勞動供需的對接留有餘地。在工廠勞動革命的歷史洪流中，零工勞動被滾滾而來的勞動力市場淹沒。曾經“人盡其力”的勞動尊嚴被勞動力市場遺忘，上班和退休成為個體一生聚焦的兩個時空節點，豐富的個體勞動能力和貢獻機會在兩個時空節點外被動地變成無足輕重的社會性剩餘，人的尊嚴在進入工作時空前不曾獲得，在退休之後隨之失去。如果只看短期歷史，我們會把工廠化勞動這一革命性改變理解為歷史的進步和不可避免的社會代價。但是隻要稍稍延展一段歷史便可以發現，數字時代給了我們另一個更加人性也更加温暖的可能。

如果説勞動工廠化的革命內涵是把勞動者用市場價格納入組織，以有限時間為單位組織勞動，那麼，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則是在工廠化之外讓勞動重歸個體性自主、自在、自由。在此，實現“三自”的不僅是個體勞動意志，還有勞動選擇的時空和形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自勞動”的實現不再基於有限時空的社會共識，不再源於村寨牧場的公共信息和供需匹配，而是源自數字技術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匯聚與高效匹配。人們或許認為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數字生產是數字時代的新生勞動，如編寫代碼。不過，對新生勞動的組織仍然沒有超出工廠化勞動和零工勞動這兩種基本形態。因此，在勞動組織的意義上，新生勞動並不值得特別關注，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數字技術的運用激活了工廠化勞動時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勞動機會。

第一，運用數字技術將供需信息匯聚進行優化匹配，讓無法通過時空移動參與勞動的人口實現在地勞動，哪怕是最簡單的勞動，都可以貢獻於物質的跨時空流動，實現人盡其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女性梳理頭髮的能力是在個體成長中養成的，可在工廠化勞動時代，只有滿足時空移動和技能考核要求的勞動者才有機會進入假髮工廠從事崗位勞動。而供需信息的數字化彙集和匹配可以讓跨境電商的生產本地化，使村寨的老弱病殘勞動人口也能獲得“人盡其力”的機會。在邏輯上，將供需信息進行數字化匯聚與匹配形成的是從最簡單勞動到最複雜勞動的機會譜。無論是工廠化勞動，還是以勞動市場形式迴歸的零工勞動均陳列於機會譜之中。在蘋果公司大大的圓形辦公樓裏寫代碼是勞動，95歲的老年婦女在自家梳理頭髮也是勞動，兩者都是貢獻於社會的勞動。

第二，運用數字技術將供需信息和實物匯聚進行優化匹配，讓通過時空移動參與勞動的人可以隨時隨地勞動，哪怕一天只有短時、近距離的勞動，也能貢獻於物質流動，實現人盡其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快遞業的迅速崛起。快遞小哥可以是全職勞動者，也可以是分時勞動者；可以是跨空間勞動者，也可以是給定空間的勞動者。開貨運飛機是勞動，穿梭於大街小巷送餐是勞動，下班了想去開網約車也是勞動。時空的靈活性定義了勞動的靈活性，使差異性勞動能力都有機會獲得匹配，給零工勞動迴歸“三自”和實現“人盡其力”提供了充分選擇。當然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與工廠化勞動之前的零工勞動在形式上已然有了本質區別，是嶄新的“人盡其力”。

其嶄新性在於，傳統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是熟人社會的、人際信息分享與匹配的；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則是陌生人社會的、數字信息匯聚與優化匹配的，是市場化的和數字賦能的。其實，在這些形式上的本質差異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兩種零工經濟勞動屬性的本質統一。也就是説，傳統與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都是基於個體自由意志的自主、自在、自由的勞動，可以不再像工廠化勞動那樣受時空和技能等門檻條件的約束和限制。

當然，**數字技術不只是為勞動者賦能，也是為勞動組織者賦能。**數字時代零工勞動的發展是因為數字平台企業的發展，數字企業的發展則得益於數字技術對數據的匯聚與運用，人們也因此對數據獲得了新的認識，將其作為第四類生產要素。數字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還催生了類似於工廠與崗位勞動的新型勞動關係。數字平台與數字勞動的關係非常複雜，不是因為數字平台複雜，而是因為數字勞動複雜。如果回頭去觀察工業時代，工廠形態多種多樣，崗位勞動卻千篇一律，即必須在崗位上從事有技能門檻的勞動。它只是人類勞動形態的一部分，也因此推動了勞動的異化。可見，數字勞動可以從自然勞動（如梳理頭髮）一直延展到極致——創新性勞動，可以覆蓋整個人類勞動，每一種勞動都與數字平台企業有關。

在如此複雜的勞動關係生態中，從積極視角闡述勞動的賦能容易，從批判視角捕捉勞動的剝削也容易。可是，僅有這些並不能幫助我們推動勞動關係朝着社會福祉最大化的方向發展，還需要挖掘數字技術如何對勞動最大化賦能。“勞有所得”是市場法則。對社會而言，勞動的收穫不應止於獲取貨幣收益，更大的收穫或真正的收益在於讓勞動者在勞動中獲得尊嚴。比如，偏遠鄉村的一位五保户，從前坐在家裏等補貼過日子，如今通過梳頭勞動每天可以獲得幾十元的收入，自己能拿出錢來給村裏的小朋友買零食、買作業本，哪一種生活更有尊嚴？答案不言而喻。從向社會索取，依賴於社會生存，到給社會作貢獻、實現自立，無論年齡、性別、技能，勞動讓人有機會自立，從自立中建立自信，因自信享有尊嚴，這才是亙古不變的勞動意義。而提供勞動機會，讓人們都有機會參加勞動，正是數字時代社會發展最大的積極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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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的尊嚴：數字時代不變的難題

從“以勞易勞”到“以勞易資”的歷史發展，藴涵着勞動的兩個約束條件：**第一，個體的勞動屬性，即勞動研究中常説的技能；第二，社會的技能需求。在給定時空條件下，理論上社會對某一勞動技能的需求是一定的。**換言之，“人盡其力”是社會對個體勞動技能需求的函數。勞動的尊嚴來自社會的需求和麪向社會的勞動。在不同歷史階段，兩個條件對勞動的約束方式有着本質差異。

“以勞易勞”和“以勞易物”是有限時空個體的“三自勞動”，原始零工勞動完全嵌入在對勞動有着充分共識的社會環境中，形象地説，即孔子講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勞動的尊嚴從社會共識中來，社會對勞動技能的需求也是對人的勞動需求，技能的社會意義以人的社會意義為依歸。

“以勞易資”則是在無限時空展開的有限勞動。無限時空是指工業時代提供了勞動力在人類範圍內流動的機會，有限勞動指崗位勞動是個體被動選擇的、以崗位技能資質為標準的勞動，不是曾經的“三自勞動”。一方面，勞動和時空的差異性讓勞動的社會環境千差萬別，推己及人失去了應用的社會環境，勞動尊嚴被迫從社會共識轉向市場競爭。換句話説，人的尊嚴是在市場競爭中由勞動價格賦予的，不再是勞動的社會性賦予的。另一方面，勞動技能與人分離，崗位勞動的標準是技能而不是社會性的人。人的尊嚴在崗位勞動裏沒有載體，轉向市場競爭的尊嚴等於失去了人的尊嚴的載體。這讓我們想到了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社會理性化的討論，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發展可以用理性化的程度來衡量；同時也讓我們回想起著名的霍桑實驗，讓我們進一步理解為什麼在工廠車間會出現與生產無關的人際非正式羣體。在勞動尊嚴的邏輯上，非正式羣體可以被視為崗位勞動環境裏安放人性的一種場景化解決方案。

“以勞易資”意味着在兩百多年崗位勞動的發展中，市場完全放棄了傳統社會勞動中的人性訴求，逐步形成了針對崗位技能的市場競爭共識。在這個共識中，勞動力市場聚焦於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而無視人對尊嚴的訴求，形成了與尊嚴無關的報酬體系，使對勞動的尊重與對崗位的報酬分離，進而讓尊嚴被勞動報酬徹底掩埋。

而數字技術賦能可以解決零工勞動者對勞動機會的訴求，並且實現機會普惠。與傳統勞動在本質上不同的是，理論上數字零工勞動依然是基於崗位需求的勞動。數字技術對零工勞動的賦能在於為差異化的勞動者提供需求數據的匯聚和優化匹配。要實現有效率的匹配，數字平台企業要把需求數據崗位化。如果説工廠勞動的崗位化是生產或服務的崗位化，工廠規模和範圍的有限性導致崗位技能類型和標準的有限性，那麼，與工廠勞動的崗位化不同，數字零工勞動的崗位化是離散性生產或服務的崗位化，以線上銷售或數字社交為例，由此觸發的崗位勞動形成的是一個崗位生態：向上遊可推及原材料的獲取，如老人梳理頭髮；向下遊可推及售後服務甚至棄用後的生態化處理。如此寬泛的崗位生態，對技能的需求幾近覆蓋人類勞動能力的自然譜系，給擁有不同技能包括自然技能的勞動者帶來“人盡其力”的普惠機會。數字技術不僅激活了被工廠勞動革命掩埋的機會，還創造了無數新的機會。

**可是，數字技術賦能同樣無法直接解決勞動者對勞動尊嚴的訴求。初始的原因是，自工廠革命以來，人類無法迴歸熟人社會，也難以通過與熟人日積月累的相識相處而獲得熟人社會的認可。**生活在陌生人社會成為每個人當下必須具備的生存能力，而如何從陌生人中獲得勞動的尊嚴則成為一道歷史難題！人與人之間看似人格平等，卻沒有熟人社會相視一笑的輕鬆與温暖。無論是崗位勞動還是零工勞動，看似報酬不菲，卻沒有熟人社會相互謙讓的自得與成就。數字時代的勞動依然只是獲得報酬的手段，崗位勞動與零工勞動皆如此，而非獲得尊嚴的場景。顯然，讓勞動不只獲得貨幣報酬還享有尊嚴，不只是勞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難題，更是時代的難題。

尋求尊嚴:數字勞動的行動邏輯

就像工廠時代勞動者尋求勞動尊嚴一樣，數字時代勞動者也尋求勞動尊嚴。從社會發展的立場出發，人們當然不希望看到19世紀那樣風起雲湧的、激烈的工人運動，那會耗費巨量的社會成本，不是社會福祉最優的選擇。數字時代人類應該有更加理性的、智慧的問題解決的工具箱。

如果説傳統的勞動尊嚴是勞動者的“三自”，工廠時代的勞動尊嚴是“崗位勞動的人性化和勞動報酬的公平性”，那麼，在給定勞動機會普惠的前提下，數字時代勞動便暗含了“兩類社會行動者的三個行動邏輯”。兩類社會行動者即個體勞動者和數字平台企業；三個行動邏輯即勞動者勞動選擇的邏輯，崗位勞動人性化的邏輯，勞動報酬公平性的邏輯。

個體勞動者的數字勞動內嵌着兩類勞動：一是滿足“三自”原則的零工勞動，二是依然具有工廠勞動屬性的崗位勞動。零工勞動者的勞動選擇邏輯可以表述為以自我能力和時空為約束的勞動選擇，給定勞動機會的普惠性，勞動者只要願意，便有機會參與勞動，勞動者再次實現了自主支配勞動的靈活性；勞動也不再是崗位對勞動者技能的選擇，勞動者依靠自我的自然能力，經由數字平台企業精準匹配獲得自在支配勞動的多樣性；零工勞動以數字形態迴歸，便證明勞動可以不受固定時空的約束，勞動者重新擁有自由支配勞動的隨意性。概言之，在零工勞動中，勞動者重新獲得支配勞動的自主、自在、自由。

與此同時，數字勞動也面向個體勞動者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勞動參與。如果説工業時代因為勞動技能的選擇性帶來了勞動機會的有限性，那麼，數字時代不再有勞動技能的約束，也就沒有了勞動機會的限制，讓每個合法勞動者參與勞動不再受市場競爭的約束，社會便有責任推動勞動者參與勞動。也因此，倡導勞動光榮成為數字時代重塑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現代形態的時代命題，而躺平顯然不是獲得尊嚴的姿態。

崗位勞動的人性化意味着勞動者在“三自”之外另有訴求，如實現對工廠勞動環境的優化。數字平台企業的勞動環境已經不再是流水線生產的耗時耗力勞動，更多的是創新性勞動，也不再受勞動場所和勞動時間的限制，勞動的彈性似乎是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勞動者的人性。當然，如此尊重並非完全是數字平台企業的良心發現，也是崗位勞動屬性變遷使然，即耗時耗力不利於達成生產目標，倒是人性化更有利於提高生產績效。其實，社會只看到了數字平台企業“996”的一面，在“996”的背後是自主、自在、自由的崗位勞動安排，以及生活化的甚至娛樂化的工作環境。當然，企業不是慈善機構，企業的訴求依然是績效最大化。因此，藏在人性化環境背後的是數字彙聚對勞動績效的精準考核，類似KPI這樣的指標便成為每一位數字平台企業員工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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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工業時代的勞動尊嚴以報酬公平性為依歸，則數字時代並沒有新的機制替代市場化法則，數字時代也是市場時代。如果説工廠時代的行業差異、產業差異帶來實現報酬公平性的困境，一家企業的努力不足以實現對報酬公平性的改善，那麼，數字平台企業涉及的人羣規模、運用數據獲得的精準觸達能力以及掌握的財富，則可能使企業有機會在追求效率的同時達成報酬分配的公平，甚至報酬分配公平性可以像產品價格一樣成為市場競爭的新標的。當然，實現有效率的公平顯然不是企業單方可以達成的目標，因為，公平是人的感受，是勞動尊嚴的一部分，需要勞動者的共同參與才有機會共同追求和實現。

簡言之，人總是需要尊嚴的，在中國文化裏，勤勞是人盡其力的實踐形態，是尊嚴的來源。在不同時代，勤勞的內涵不同，尊嚴的獲取路徑也不相同。儘管如此，依然有一個亙古不變的共同點：躺平絕不是獲得人之尊嚴的路徑，而勞動的尊嚴也是“不躺平”的邏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