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18：一個地區創新系統的生成_風聞

在前面的數篇文章中，筆者相繼追述了梁湘-袁庚、李灝、厲有為、李子彬等主要官員在深圳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史中，所接續擔任的重要角色。我無意給各位造成一種印象，即深圳成為一個創新型城市，主要是政府推動的結果。事實上在《先行：華為與深圳》一書中，我已否定了這種觀點，而認為政府的作用在地區創新網絡中只居第二位。

無論如何，深圳在一張白紙（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中國邊陲農業縣）於短短的20-30年時間裏，形成一個在國內甚至全球都可謂頗重要的產業集羣和創新系統，這當然是一個極其精彩的案例。對這個案例進行理論總結，可能是產業經濟學一個吸引人的課題。從這個案例中剔除不可複製因素之後，找到可複製可推廣的模式，也是很有價值的。我願意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

1

回過頭來看20世紀的最後20年之深圳，亦即深圳40年曆史之前半部，其產業政策演進和產業實際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把深圳經濟特區視作國家在南部邊陲緊靠香港的地方，闢出一個工業區，零基礎建立一個國家創新系統。這個創新系統最初的設計意圖只是一個出口加工區，但事實上它必然是一個經濟和產業創新系統、科技創新系統，最後還不得不演變出一個社會創新系統和城市治理的創新系統。

為何它必然是一個經濟創新系統？因為它是要在原有計劃經濟體系之內，撕開一個口子，建立一種市場經濟的機制，所有的制度創設，相對於舊體制，都必然是創新性的。

為何它必然是一個產業創新系統？因為原寶安縣2000平方公里範圍內，原本沒有任何工業基礎，在此基礎上進行工業化，而且是市場機制牽引下的工業化，相對於當時大陸的產業體系來説，它必然是一個創新的產業系統——它會和大陸原有的產業資源產生聯繫，但更主要是和以香港為代表的全球產業鏈建立聯繫。

為何它又會是一個科技創新系統？因為在30年封閉之後，中國的整體產業科技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已形成巨大落差，任何新產業的引入，都是新技術的引入，都會對原有的產業技術體系形成全面的更新提升。更何況國家在設立經濟特區之後不久，就要求特區承擔引領產業科技創新的功能。但科技創新系統不是一個外在於複雜產業和經濟系統的產物，而是在後者裏面顯現出來的一個結果。

因此，政府的相關制度創設和產業政策，確有預見性政策引導的部分——可能有些還是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但大部分是在產業發展和產業集羣形成過程中，根據產業提出的需求，而進行政策響應（解決問題）的結果。

2

在1980年代的上半期，亦即梁-袁時代，我們看到政府投資了最初的基礎設施：平整羅湖區的土地，建設城市路網和對外交通，解決內澇問題，建立通關口岸，開闢第一批工業區。甚至創辦了大學以解決人才缺口。同時利用特殊政策建立了第一個產業羣：外貿業。

在1980年代的下半期到1990年代初期，也即李灝時期，政府繼續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包括口岸、聯結廣州的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電力設施（位於東莞的沙角電廠）等。並建立一個初步的金融市場以解決資本短缺問題。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後，大規模的工業化才得以展開。

在這片土地上形成的第一個產業集羣其實是輕工消費品製造業。而這個產業集羣事實上是香港該產業羣的物理平移。須知1970年代香港承接美日等國的產業轉移，而迅速成為亞洲重要的輕工業製造中心之一，香港該產業羣——也是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利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機會，而整體遷移到成本僅為香港1/10不到的深圳及東莞地區，使得深莞地區短時間內就替代香港成為當時亞洲重要的輕工業製造中心，也即被嵌入到了全球價值鏈之中。若非整體平移，毫無工業基礎的深莞地區不可能這麼快實現。這可以説是本地區第一個GVC（全球價值鏈）故事。

這個產業集羣的主要特點，也即從香港轉移過來大規模的生產設備，以及成熟的工廠管理體系包括人員——這一點的重要性在過去的研究中是被低估的，因為當時的珠江東岸地區根本沒有多少合格的工廠管理者和車間管理人員，而香港輸入了數以十萬計的此類人員——利用深莞地區低廉的空間成本，和中國內地價格低廉且供應充足的農民工，進行面向歐美市場的消費品生產。所謂“前店後廠”模式，香港側負責營銷、供應鏈管理和金融、財務、設計等環節。這一過程培訓了珠三角最初的生產和技術工人，以及車間管理人員。

有意思的是伴隨遷移過程的是產業規模放大。一方面許多香港工廠搬遷到深莞時就擴大了生產規模，另外隨後台資輕工製造業——同樣也是GVC的一部分——尾隨香港人開闢的供應鏈網絡進入珠三角。

此外珠三角本地人也開始學習香港工廠，自己創辦類似的企業，最初也是出口加工業的一部分，後來主打中國市場——這種進口替代現象主要發生在珠三角西岸的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地，而東岸的本地人則更熱衷於做工廠的房東和白拿工資的“本地廠長”。這種現象還引起了與地區族羣文化性格有關的討論，但似乎並不能斷然得出廣府人較客家人更具企業家精神的結論。

從梁湘到李灝，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形成的協調關係，導致中央政府將較多的產業資源投放到深圳特區，這主要是指電子工業。中央政府顯然希望通過在深圳的電子工業佈局（打造第三個電子工業基地），藉由香港的技術、設備和貿易通道，通過技術、元器件產品的輸入，儘快縮小本國電子工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這一過程是和香港輕工製造業的北遷同時進行的，並且在同樣的地理範圍內，形成了本地第二個產業集羣：電子產業集羣。

中央政府並沒有同步考慮將電子領域的國家科技資源，比如電子部下屬的各個研究所，遷移到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電子部、科技部、中科院等中央部門一直想要使產業與科研有更多協同性，卻為何沒有走出這一步？是他們單純地相信一千公里的地理距離不能阻隔研究所與新產業之間的密切聯繫嗎？還是他們判斷中國相關研究領域的科研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落差太大，因而這種搬遷沒有實際意義——這些研究所對產業技術不可能起到任何支持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於珠江口東岸地區所形成的電子產業集羣，在1990年代主要是視聽電子產品，也就是當時所謂的“黑色家電”（包括彩電、DVD等）——這與珠江口西岸地區的白色家電，主要是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等家用電器產品，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説在1990年代，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剛剛提高了收入的中國城市乃至農村家庭對家電產品的狂熱市場需求。在1996年的彩電價格大戰後，全國的彩電生產企業從30多個只剩下6個幸運的存活者，其中廣東的三個，康佳、創維、TCL三巨頭，皆位於珠江口東岸的深莞惠地區。更有意思的是，康佳原本是由港中旅集團下面一個港資電子廠演變而來，創維也是中港合資企業，而TCL原本做電話機，經由收購位於蛇口的港資陸氏彩電而進入彩電業，事實上這是本地區第二個被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故事。

而當時由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國企電子巨頭賽格集團，所進行的重大工業投資，也主要是與日立、三星康寧等日韓跨國公司合資設立的為彩電產業配套的玻殼、彩色顯像管等核心部件生產工廠。同時從香港輸入核心電子部件的通道也是暢通的。這導致深莞惠地區的這個電子產業集羣，在當時的中國市場是最具有競爭力的，並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產業鏈生態。但是我們並看不到三巨頭對大學和電子部研究所有多麼強大的科研支持的需求。

3

厲有為-李子彬時代地方政府繼續大規模投資於基礎設施，將深圳的城市區域擴大到原來的經濟特區之外。多條地區高速公路得以修建，港口則擴大其吞吐能力。通過與香港合作，改善了口岸的通關效率。1990年代後期政府繼續改革金融制度，建立科技金融體系，為科技產業擴大資本投資渠道。

此外地方政府決定與遙遠北方的大學進行合作，邀請北大、清華、哈工大三所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在深圳設立研究生院和先進技術研究院。但在1990年代，這些研究平台並沒有承擔起科研支撐的作用，反而更多扮演了孵化器的角色。這也説明在當時中國的科研機構仍然未能追上產業技術的發展，從發達國家直接輸入的產業技術與中國的科研之間的落差仍未填平。

1990年代下半期，隨着以台資IT製造業的大舉西進，在深圳、東莞地區迅速形成了第二個電子產業集羣：個人用電腦製造業。嚴格意義上説，這是美日韓台IT產業鏈向中國大陸轉移生產環節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同時進行的是該產業的產品迭代升級過程。1998-1999年前後，在桌面電腦向筆記本電腦迭代的過程中，台資生產企業開始將筆記本電腦的生產網絡轉移向以崑山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而富士康則開始在深圳的龍華地區代工蘋果的筆記本電腦和IPAD的等產品，此外聯想集團則在惠陽設立其生產基地，因而深莞地區的這一產業集羣並沒有因為明基等台資電腦廠商的北上而潰散。

所以在2000年代上半期，支撐起深莞地區經濟增長的，除了傳統的輕工消費品製造業，以及視聽電子（該產業在2000年代下半期之後開始增長停滯，進入市場萎縮期）這兩個產業集羣之外，更主要是第三個產業羣——個人電腦產業。台資個人電腦產業本也是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所以這是本地區第4個GVC故事。 

與此同時，華為、中興通訊又從90年代初期起建立起另一個產業集羣——電信設備產業，並在21世紀頭一個10年迅速發展壯大——這個產業羣與全球價值鏈的關係，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題。這使得深圳地區的ICT產業鏈網擴大了多樣性和複雜性，整個產業的規模進一步做大。

至於由於富士康引入蘋果智能手機產業鏈，並在本地區建立又一個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智能手機產業集羣，則會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這裏暫不涉及。

總之，幾個產業集羣的形成和繁榮及衰落過程，在前面形成的產業基礎都為後來的產業集羣提供了許多條件，包括熟練的產業工人、工廠管理者、技術研發人員，以及某些共同的相關產業配套——比如模具產業、相關電子元器件、塑料及包裝產業等。物流供應鏈體系則持續適應產業進出口的要求。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基本都看不到大學和科研機構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僅僅是科研，包括技術人才的供給，也主要是中國內地的大學畢業生被吸引到深圳地區來。相對內地較高的薪酬水平，在調節着人力資源市場供求關係。）之所以如此，實質上是因為，在全球價值鏈內部，存在着一個在全球價值鏈內部，由西方發達國家向本地區輸出技術和設備的技術擴散和學習過程。

4

除了進行一系列制度創新，以使深圳的生產網絡符合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化的要求之外，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更多聚焦在要素資源配置領域，其中更主要是人力資源，雖然土地、資本等也很重要。

首先是產業和科技管理者的供給。我們不得不説，無論是李灝、厲有為和李子彬，在當時都是國內一流的懂科技和產業的行政管理人才。他們被派到深圳來擔任主官，對深圳的科技產業政策的統籌和設計都起到了關鍵作用。此外，像馬福元、郝春民、王殿甫（來深之前是中國電子集團的總經濟師）等人，皆是當時電子部、科技部等系統內的一流人才，被派到深圳來，與深圳的科技管理者一起，可以説共同擔當了像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李國鼎所承擔的關鍵角色。

但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末期，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所釋放出來的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1987年深圳允許私人創辦民宮科技企業，1988年全國放開對個人辦企業的限制，這導致了全國性的下海潮。而當時深圳經濟特區是全國最具有吸引力的政策窪地，市場經濟體制先全國一步的初步建立，使得整個民族中最不安分的創業者，紛紛來到深圳，他們的企業家精神在深圳特區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這才是深圳創新密碼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他們之中的具有技術專長的那部分人，本能地想要利用自己的技術專長而實現自己追求財富的夢想，在深圳相對全國最優的創辦科技企業的政策環境之下，他們紛紛將自己的創業夢與深圳由外部輸入產業集羣提供的產業基礎結合起來，因而能夠創業成功。而他們的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最終成為深圳地區創新網絡的靈魂。

最後，還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青年農民，他們湧入深圳特區，付出自己的辛勤勞動以求實現財富和人生夢想，他們成長為熟練的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一小部分人甚至成為企業家。是他們築就了深圳科技產業的人力資源基礎。

很多人認為深圳特區的崛起是由於特殊的優惠政策。其實這一理解相當偏面。更主要的政策落差，其實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於由於最早改革開放，最早在這裏讓中國人實現經濟自由，而導致的地區吸引力漩渦。這一漩渦迅速擴大為“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但其核熱力，仍是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招牌。而前述這幾個人羣發揮其經濟自由的過程，其實是建立在全球價值鏈內部的一個知識學習過程（作為城市管理者的科技管理者人羣，似乎不太明顯，但仍然是受到很大影響的）。在打開國門經濟融入全球化的同時，這些優秀的中國人迅速地被GVC的知識輸出培訓成熟了。

各種最有活力、充滿慾望的人來了，於是什麼都有了。當全國只有深圳這樣一個出口（也是第一個與外部世界對接的窗口）的時候，財富創造和產業創新的動能就集中爆發了。當1992年這種經濟自由擴大到全國的時候，深圳已經過了12年各種資源的積累，一個創新系統已經形成。所謂的時間差，就是這12年的制度落差。（當然還有一種因素，就是有些地區哪怕再給30年，仍不能擺脱舊制度的樊籬，就只有成為鏽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