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幾個分析問題的框架，再聊聊西安的問題_風聞

文/老C

不給基層明確清晰可衡量的判斷標準，卻下放決策權到基層，某種意義上類似於推卸責任。

1、

我們經常看到看上去不合理的政策，罵罵發泄一下情緒沒啥。但冷靜下來還是要想想，政策的錯誤在哪裏，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有沒有更好的選項？謾罵只是發泄情緒，找到更好的辦法才能改進提高。不要只看到問題，要想解決的選項。

有一個分析框架，叫MECE分析法，中文意思是“相互獨立，完全窮盡”。也就是對於一個重大的問題，要做到不重疊、不遺漏的分類，藉此有效把握問題的核心和解決辦法。

病人因為醫療原因離開某個封控小區時是否需要48小時核酸證明？以及西安的普通醫院（沒有全程閉環隔離接診能力的醫院）接診前，是否需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

這個問題有三個政策選項：

不管什麼情況，一律需要核酸證明

不管什麼情況，一律不需要核酸證明

部分情況需要，部分情況不需要核酸證明

這三個選項就是MECE的。沒有第四選項，也找不出重疊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想還有沒有第四個選項。反正我沒想到。

第一個一律需要核酸證明，肯定是不靠譜。要是人得急病都快死了還管什麼核酸呢？所以實際只有後兩個選項可以選。

2、

第三個選項，實質就是就是緊急情況不需要核酸，非緊急情況需要。

第三個選項看似是最合理的，但多想一步就看出問題了。第三個選項的合理性建立在對緊急情況和非緊急情況可以做出正確判斷的基礎上。

誰有能力判斷病人是否處於緊急情況還是非緊急情況呢？

離開封控區的場景中，小區的物業有能力判斷病人的狀況嗎？社區幹部有能力判斷嗎？我認為完全沒能力。

醫院的接診場景中，醫院接診的醫生護士在未經過醫學檢查，靠肉眼和問診能判斷嗎？我認為也很難完全準確的判斷。

我們就重點聊聊第一個場景。理想選項是，對嚴重急迫的病人，不需要核酸檢測就可以放行。對不嚴重不急迫的病人，還是需要核酸。

但是，第一個場景中物業、社區幹部、派出所民警這些人是完全沒有醫學專業判斷的，在信息不完全時，放行還是不放，怎麼判斷？

實際執行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會按情緒判斷。家屬情緒緊張，非常着急，鬧得厲害，不讓離開就拼命，可以判斷為緊急情況。

我們經常批評“按鬧分配”，但這種現象出現也存在一定合理性。鬧是一種信息傳遞方式，傳遞的信息是“問題很嚴重很急迫。”

我之前文章中介紹過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理論 - 斯彭斯的勞動力市場信號傳遞模型。可以看看舊文《教育內卷背後的經濟學》或者直接看斯彭斯的那本書《市場信號傳遞》。裏面的一個觀點就是，成本和痛苦本身就是信號傳遞的一種方法。

情緒激動，大鬧一場，傷心傷肝，對身體不好，付出了成本。如果只是小病慢病犯不着大鬧一場。所以，家屬的激動情緒是可以作為沒有專業信息的人，判斷患者是否屬於急症重症的一個判斷指標。

即使是醫院接診的第二個場景，除了醫生的專業知識，情緒也是判斷的一個因素。

“鬧”這個行為是一個信號傳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判斷標準。

3、

上一篇文《“既要…還要…”與“一刀切”》中説了，第三個政策選項，就是把決策權下放的基層。放行還是不放行的決策就完全取決於具體處理問題的那個人。

一部分人的判斷是，如果無法判斷是否屬於急症，那麼就按急症處理，統統放行。

另一部分人的判斷就是，如果無法判斷是否屬於急症，那麼認為不是急症，統統不放行。

同時，不同人對情緒判斷的閥值不同。

一部分人默認相信你，你心平氣和的解釋幾句，就相信確實是急症，然後放行。

另一部分人默認不相信你，你呼天搶地也沒用，説卡你就卡你。

一個急症病人，碰到後面一部分人，就慘了。

第三種政策，看上去合理，但實際上判斷尺度取決於個人，增加了大量的不確定性。有些職業羣體，天天處理各種激烈情緒的場景，情緒判斷的閥值就比較高。

使用第三種政策，下放決策到基層，就必須公佈一個明確清晰可衡量的標準。讓基層可以做出基本一致的判斷。沒有清晰標準，下放決策，某種意義上類似於推卸責任。

西安1月7日就醫政策調整為一律不需要核酸檢測。我個人認為是正確的。至少物業社區這個層面沒能力判斷疾病的嚴重程度。沒有能力判斷，就不要讓他們去判斷。讓他們判斷，也只能通過情緒，按“鬧”判斷。

4、

就醫一律不需要核酸檢測結果，會不會有其他問題？一定會有。

沒得急症一點小病的，甚至沒生病的，封控中憋的難受了，可能也會借看病做理由出去溜達溜達。

如果有人發現説我去醫院就可以自由的到處溜達，那麼願意到處溜達的人就一定會越來越多。畢竟人的天性是不願意悶在家裏的。

要出去一個陽性的到處溜達，就麻煩大了。

所以，**世間安得雙全法，舊問題解決就會有新問題。**一律不需要核酸其實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這個問題本質上還是不完全信息下的信號傳遞問題。如果能獲得準確的信息作出正確的病情判斷，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經濟學上對這個信號傳遞問題的理論解法是，增加信號傳遞的成本，或者加大傳遞虛假信號的處罰。

比如，不管啥理由出封控區就要罰5000元。那麼估計沒真正得急症的，就不會為了沒事兒溜達一圈出去被罰款，真正得急症急着看病的的，也不在乎這5000元。但這個政策肯定天生不正確，會被罵死。

當然可以調整一下。比如，出封控區，看病交5000元押金，回來拿着醫院診斷證明退還，如果沒有去醫院不予退還。如果不是急症重症，沒收一半押金。這個稍微好點，但也天生不正確，後續會有各種爭議也會被罵。

有時候，一些繁文縟節的官僚手續，起到的作用也是加大信息傳遞的成本來做篩選。

好在西安1月7日疫情緩解了，一律放行也沒啥大風險了，以後的事情就以後再説吧。

在疫情高峯期，一律放行的方案是有風險的。但選擇性放行的第三選項，必須要給基層決策者一個明確清晰的標準。沒有標準，還不如一律放行。

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思考政策如何執行，執行時會出什麼問題，一定要聽取第一線基層的反饋。否則，很容易變成了好心辦錯事。

4、

給大家再分享一個簡單的Guesstimate分析框架，這個英文詞可以翻譯成“瞎猜”。用這個框架聊聊動態清零的負面影響有多大？

中國目前絕大多數人，絕大多數時間的日常生活都沒有收到疫情的影響。收到影響的主要是西安這樣的封控區。封控確實會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這個必須承認。

中國14億人，一年365天，每年一共大概5110億個人天。西安1300萬人口，假設封控區1000萬人，封30天，就是3億人天，佔全國每年“人天總數”的0.06%。西安這次應該算是武漢之後最嚴重的，假設這個級別封城每年2次，其他小封（按西安“人天”數20%算）10次，合計影響全國人天總數0.24%。大概千分之二。

美國2021年新冠死亡應該超過40萬人，大概每年死亡人口總數的千分之1.2 以上。美國的醫療資源比中國豐富的多，我估計中國放開可能不止這個數字。

那麼每年大概千分之二的“人天”因為新冠封控，影響了日常生活，買菜不方便，沒法出門了。和每年超過千分之一的人因為新冠去死，那個是更好的選擇呢？

確實，由於西方國家不負責任，新冠病毒滅不了了，只能與之共存。也許遲早有一天，所有人都要被感染一次。

如果一棟樓有蟑螂，靠一家努力殺是沒用的，得全樓一起殺。如果樓裏你的鄰居開開心心的與蟑螂共存，把家當成蟑螂的培養皿，你再怎麼努力也滅不了蟑螂。嚴防死守也滅不了有蟑螂爬到你的家裏。

但是，我們也沒必要着急。

在今天這個時點，選擇是很明確的，“動態清零”沒有錯。損失千分之二的“人天”肯定比死千分之一的人要好。如果真的出了特效藥，新冠真的變成小號流感了，就再調整唄。（大號流感是很可怕的，新冠變成1918年那樣的大號流感就麻煩大了。）等美國每天死亡人數降低到兩位數，我們再説吧。美國每天死兩位數，每年死3萬人以內，人口年死亡率降低到萬分之一，穩定一段時間，我們也就可以調整政策了。

彆着急，讓“燈塔”繼續給我們指引方向吧，摸着白頭鷹過河，是我們的優秀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