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主因_風聞

農民問題不僅是中國革命年代的根本問題，也是國家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

改革開放後推行的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廣大農民羣眾種植糧食或經濟作物的積極主動性，使相當多的一大部分農民徹底擺脱了貧困，尤其在人均耕地相對比較多的東部平原地區，以及沿江、沿河的小塊平原地區。

1980年代，全國各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實現了當地農村富餘勞動力的第一次轉移。

1990年代，明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加速推進，在沿海開放城市的基礎上，十多個內陸地區省會（首府）城市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各開放城市的經濟開發區建設及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風起雲湧，第一批大規模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開始出現。

1990年代末，全國普通高中招生數量自改革開放初期的600多萬，持續減少到1993年的最低點不到230萬之後，逐年上升到將近400萬，全國高校開始逐年大幅度擴招。

由此，農村地區除了繼續向城市輸出大量農民工以外，來自廣大鄉村的農民子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而在這之前，由於農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民子弟還比較少，大部分考進大學走出農家的農民子弟被賦予“幹部”身份，畢業後在享受政府安排非農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就從此喪失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資格，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農民人均耕地面積不至於大幅度地減少。

只有農民長期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他們中的外出務工人員的後顧之憂才能降低到最低，他們外出務工時的經濟訴求也才能夠有條件控制在一個相對比較合理的水平上。否則，民營經濟領域製造業的利潤空間就會很有限，資本積累的速度遠不足以支撐工業化大生產所需要的資金量，首先是有利於快速改善民生的紡織業和服裝業，食品工業等等輕工業。

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突破500萬人，2008年突破600萬，2013年接近700萬。2008年北京奧運會，當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已達到511萬人，足足相當於1995年的6.3倍還要多。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變化，地級城市及縣一級的國企市場化改革基本結束，全社會就業觀念改變，高校畢業生的“幹部”身份已淡化。

人口流動加速，製造業產能逐年擴大，普通高校畢業生向各個經濟中心城市集中就業，勞動競爭加劇，第一代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長年不變，成為保障農民利益，緩解城鄉社會矛盾最大緩衝器。土地承包經營權長年不變，保障了農村一部分已經完全脱離了農業農村的高校畢業生家庭得以保留一定數量的土地上的收益。

出生於1978-1988年代的第二代農民工，進工廠做工或到各個建築工地出力的還很多，他們的收入水平也還基本能保障，消費價格上漲，經濟增速下降，子女的養育成本和受教育成本在提高，實際收入增長已放緩，這代農民工能攢下銀子，可以有條件在家鄉的縣城或打工的城市郊區的小鎮置業已經屬於相當不錯的，數量非常非常少，絕大部分人首先還要為子女成家立業或不再回農村安家計，因此這部分人的晚年生活，絕大部分最終還要回到老家去度過，而那裏的生活條件仍遠比城市或縣城差很多。

1988年後出生的農民工，準確説已經稱不上是真正的“農民工”，只不過是他們出生在鄉下，但其中的很多人已經從來沒再種過地，至少沒再吃過勞力種地的苦，在東部和中部省份，以及內地的區域經濟中心城市周邊更是如此。更主要的是，從鄉下出來的這一批年輕人，已經不那麼願意再到製造業工廠或建築工地去打工。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説到底還是相對的工資待遇低，使他們看不到未來能有更好的前途，畢竟人人都清楚，可以從事重體力勞動的黃金年齡絕大部分人就在45歲甚至40歲之前，而一旦喪失重體力勞動的能力，再想轉行幹其他，形勢隨時都在變，所以非常難。因而，他們更願意去送快遞、送外賣、跑運輸、當中介、做直播，或者打零工，或能接觸並跟上社會發展的脈搏。

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呢？大部分傳統製造業的新產品開發、工藝優化、技術改造等增值領域發展嚴重滯後，製造業以及工業領域的利潤空間隨着成本因素的提高，已不足以支撐其僱傭到像以往那樣“便宜”的勞工了。

由此可見，近10多年農村農民農耕地權屬長期不變，真正保障了我國社會安定、穩定，民營資本的發展和壯大，農村以及廣大農民做出的貢獻才最大。

吃水不忘挖井人。民營經濟的企業家羣體，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積極作為，盡心盡力，只有加快縮小城鄉經濟差距，國家的未來才會更美好。